关于奕訢曾被道光帝立为皇太子，后又改立奕詝一事，到底真相如何？到底是何种原因使得慈禧太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七年之久？人们对于慈禧的政治权术与统治能力大多是肯定的，那么，慈禧的文化学养究竟如何呢？翻开由王开玺编著的这本《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你将知道答案。

《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时期的皇帝、太后，朝廷大臣、地方督抚，社会文化精英及革命党人等四个层面的人物，可谓晚清人物四张不同的面孔。作者王开玺通过长年研究、思考，对这些人物的思想与事功等，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弥补了一些专文论述未能详尽提及的不足与缺憾。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百景图，亦不失为了解中国近代政治与社会的一个良好可信的窗口。

第一章 皇帝、太后——朝局

 第一节 道光帝确曾欲立奕訢为皇太子

一、道光帝曾立奕訢为皇太子

二、道光帝改立奕詝为皇太子的原因

 第二节 慈禧太后的文化学养

一、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才女形象

二、不同文字、书法文本的巨大反差

三、世传慈禧御笔绘画、书法之作皆为“捉刀”伪作

四、为何有人对慈禧太后文化学养多有溢美之词

 第三节 慈禧太后统治中国长达47年的原因

一、皇统承继乏人的皇位危机

二、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三、较好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

四、后的结论

第二章 廷臣、督抚——政局

 第一节 陶澍与近代地主阶级经世思潮

一、陶澍与近代地主阶级的经世思潮

二、陶澍与近代地主阶级的经世事功

三、陶澍与近代地主阶级经世思潮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 黄爵滋禁烟奏疏平议

一、困惑

二、探微

三、刍议

 第三节 次鸦片战争期间耆英的制夷思想与实践

一、自作聪明的制夷“智术”

二、正确与愚谬共在的“守约”思想

三、传统制夷思路下的“愚见”与“卓见”

四、可贵的御夷“反思”

五、余论

 第四节 皇权政治漩涡中的肃顺——是咎由自取？还是政治牺牲？

一、是苛严立威，还是救弊以猛——整饬吏治

二、是奸侫弄权，还是以法治政——耆英、柏葰之死

三、依重与防范——肃顺与咸丰帝的关系

四、因怨成仇——肃顺与慈禧太后的矛盾

五、余论

 第五节 大名鼎鼎的小人物——董元醇

一、科举入仕，不稂不莠

二、搅起朝局的滔天巨浪

三、辛酉政变后的董元醇

四、董元醇未受重用的原因

 第六节 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的创建

一、创设轮船招商局坚毅果决

二、总办人员的身份与地位

三、对于局务运作模式的设想

四、对于招商局的扶植与盘剝

五、官商结合的文化特色

六 结论

 第七节 薛福成的人口思想

一、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检讨与近代国人的人口对策

二、“横览地球，盱衡全局”的世界视野

三、“补偏救弊之术”的时代特色

四、略具近代人口学的色彩

 第八节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的一个错误与卞宝第其人

一、时任闽浙总督为边宝泉而非卞宝第

二、卞宝第其人其事

 第九节 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四走麦城”

一、官场一生多扯顺风旗

二、一走麦城──立宪失措，痛失军权

三、二走麦城──开缺回籍，走避天津

四、三走麦城──国会选举，大意失策

五、四走麦城──帝制失败，留千载骂名

六、结论

第三章 文化精英——社会

 第一节 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之我见——兼与杨其民同志商榷

一、王韬确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

二、与杨其民同志商榷几个问题

 第二节 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毁圆明园考论

一、“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掠圆明园说”的由来

二、“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掠圆明园说”的问疑

三、清廷上谕“隐寓龚孝拱为汉奸说”之驳辩

四、龚孝拱为何被冠以引导英军火烧圆明园的恶名

五、余论

 第三节 中国近代的科技先驱——锡金四哲

 第四节 清代幸又不幸的状元——翁曾源

 第五节 商部两状元——张謇与黄思永

 第六节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清末状元——刘春霖与骆成骧

第四章 革命党人——革命

 第一节 1907年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与晚清政局

一、“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二、“朝廷怵于俄国之内讧，复谋改革自救”

 第二节 汪精卫的暗杀思想与实践

一、汪精卫与部分革命党人对政治暗杀作用认识的共识性与共趋性

二、汪精卫的暗杀思想

三、汪精卫入京暗杀摄政王载沣的原因

四、汪精卫暗杀思想与实践的历史作用及局限

五、结论

 第三节 谋刺载洵的革命志士——邝佐治

第一件事情是道光帝陵寝的选择。

清朝十二位皇帝的陵寝并未集中于一地一处，而是分为关外陵（即山海关外，沈阳附近的清帝陵寝，天命大汗努尔哈赤和崇德帝皇太极等皆葬于此）、东陵与西陵三处。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以后，顺治帝赴遵化县马兰峪一带游猎之时，看到这里的昌瑞山层峦叠嶂，山势巍峨，为王气所钟，遂选定此处为其万年吉地，为自己修建了孝陵。后来，其子康熙帝也在附近寻得满意的万年吉地。修建了景陵。本来，按照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与习惯，清王朝人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帝也应在此建陵，如明王朝一样，十三座皇帝陵寝皆建于北京以北的昌平地区。但是，雍正帝却不在遵化的昌瑞山附近，而是到北京西南的易州梁各庄一带另行择地，在泰宁山为自己修建了泰陵。

雍正帝的这一反常的做法，颇为令人费解。于是，民间普遍传说这是因为雍正帝曾篡改先皇遗诏，谋夺皇位，残杀众多兄弟，所以他死后没有脸面，更不敢再去面见父皇康熙帝，因此才在远离遵化200公里外的易州另建陵寝。无论雍正帝另行择地建陵的原因是什么，他给历史留下的却是清朝各位皇帝分别埋葬的事实。由于遵化和易州分别处于北京以东、以西，故分别称之为东陵和西陵。

雍正帝之子乾隆帝的万年寿宫没有选在西陵，而是选在了东陵界内，并于嘉庆元年（1796年）提出了清皇族后世子孙选吉建陵的两个规定。其一，遵化和易州两处地方，山川灵秀宽广，蜿蜒逶迤，虎踞龙盘，王气郁葱，正是“万年龙虎抱。每夜鬼神朝”的上吉佳地。今后我大清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只能在这两处地方内为自己选择吉地吉壤，不可另择他处修建陵寝，否则将会有碍民人百姓的土地、财产、坟茔等。其二，以后清朝皇帝崩逝以后，必须按昭穆相建之法，分别在东陵与西陵建陵。

所谓昭穆之法，本为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规定的是宗庙中的长幼尊卑次序。在古代的宗庙之中，例将本家族最早的始祖牌位安放于正中间，以下的父父子子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周礼·春官·小宗伯》有“辨庙祧之昭穆”之语，郑玄的注释说：“父日昭，子日穆。”但乾隆帝在此所说的是遵仿古制的建陵次序。即《周礼·春官·冢人》所说：tt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也就是说以后清王朝各帝选择陵寝吉地之时，必须按东陵、西陵相互交替的顺序，即儿子的陵寝应与爷爷的陵寝相依相守，而不是“子随父葬’’建在父亲的陵寝旁边。

最初，道光帝按照祖训祖制的规定，在遵化的清东陵界内选择宝华峪为自己的万年吉地。该陵寝的修建工程质量粗劣，地宫渗水较为严重，旋遭废弃。当然，承修此陵的官员自然也少不了治罪处分和银两包赔。

此后。道光帝违背递为昭穆的祖制，在清西陵选中了龙泉峪为自己的万年吉地，在其父母的昌陵之西八里处。道光帝的御制诗中有“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恋慕萦”，“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灵区”之句。从这些诗句之中可以看出，道光帝之所以选择在西陵为自己修建陵寝，主要是希望能时时陪伴死去的父母，以尽孝心。既然道光帝具有如此浓重强烈的依恋父母的情结和孝心，如此看重为人子的“孝道”，那么，他在考虑皇储的人选之时，皇四子奕詝的种种“仁孝”表现，当然会使其颇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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