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廓清一个关键问题：历史上所谓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仿佛活在一座封闭的“钟罩”里？它为什么不能继续扩张，乃至占据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在当时形成的高速度，仅仅出现在某些社会部门，却没有出现在整个市场经济中？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商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鼎盛之日，就是它的危机爆发之时。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个世纪的政治对抗。资本主义一枝独秀，成为合理组织现代经济唯一可行的选择。历史发展到了这一时期，有责任感的国家都别无选择，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平衡预算，削减补贴，引进外资，降低关税壁垒。
然而，它们的这些努力，换来的却是失望和痛楚。在过去5年里，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经济的发展变得满目疮痍，国民收入显著下降，国内充斥着忧虑、不安和愤怒的情绪。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尖锐地指出，这段时期完全以“饥饿、暴乱和掠夺为主要特征”。《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论评价说：“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一度笼罩着冷战胜利的余辉，而且为西方社会所揄扬的市场经济，已经失去了往日炫目的光环，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警惕性，以及一切不稳定现象潜藏的危险性。”事实上，资本主义有理由成为其他国家治疗经济和政治痼疾的一剂良方，但是，遗憾的是，它仅仅在西方国家获得了成功。
享受着和平与繁荣的美国人，很容易对他国的动荡视而不见。想想看，当道·琼斯工业指数比埃德蒙·希拉里爵士(新西兰人，著名登山运动家)爬升得还要高，资本主义怎么会陷人麻烦呢？而且，美国人看到了其他国家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步履缓慢，而且不大稳定——即便如此，在莫斯科，人们不是照样能够吃到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吗？在上海，人们不是随意就可以租到海外大片录像带吗？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人们不是仍可接入互联网吗？
但是，即便是美国人，也体验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看到，哥伦比亚正处在大规模国内战争的边缘，那些走私毒品的游击队员，与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军长期对抗。在墨西哥南部，一场难以驾驭的暴乱已经爆发。在亚洲，具有强制色彩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最终成果，消耗在普遍的腐败和混乱当中。在拉丁美洲，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和热情正在下降。2000年5月，民众对私营经济的支持，从46％下降到36％。更为不祥的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无所作为，某些支持旧制度的人正准备重新掌权。一些美国人也感觉到，他们10年来经济繁荣的一个原因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愈不稳定，美国的股票和债券作为国际货币的一大“避难所”，就似乎愈发具有吸引力。
西方社会的忧虑与日俱增，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资本主义一再遭遇失败，这终将使富裕的经济陷入衰退。市场上新兴流动资本的迅速减少，千百万投资者痛苦地意识到，全球化是一种双向过程：假如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无法避开西方世界的影响，那么，西方社会也无法将自身与前者脱离开来。在富裕国家的内部，资本主义的不良反应也在逐步升级。1999年12月，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召开之际，以及几个月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会议期间，在西雅图发生的暴乱活动，集中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遭遇的挫折和引发的愤怒，尽管民众感到不满的原因，可能远远不止一种。许多人由此想起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拉尼的警告，那就是自由市场与社会制度发生碰撞，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如今，日本也正在经历自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以来最痛苦、最漫长的衰退过程。西欧国家的民众，开始投票支持那些许诺实行“第三条道路”、驳斥《悲惨经济》(一本法国畅销书)核心观点的政治家。
这些微弱的、警告性的声音，总归令人感到悸动和不安，然而到头来，它们只会促使美国和欧洲当权者站在讲坛上，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重复着那套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说辞：让你们的货币保持稳定！努力坚持下去！别把粮农暴乱过分放在心上，耐心地等待国外投资者的到来！
当然，国外投资是一件好事——外资越多越好。稳定货币也是好事，还有，自由贸易，透明化的银行操作，国有企业的私营化，源自西方的其他各种补救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好事，不过，我们总是忘记了一个事实：全世界各国都曾进行过资本主义的尝试——例如，自从19世纪20年代摆脱西班牙统治、获得独立以来，拉丁美洲创立资本主义体制的改革运动，至少进行过四次，每一次改革，只是经历了最初的欢愉和兴奋，最后却迅速地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政策那里碰壁而返。他们的改革措施和手段显然远远不够，而且与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几乎毫不相干。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