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花城年选”由何建明、向继东、谢有顺、洪治纲、杨晓敏、卢翎、陈世旭、王幅明、陈惠琼、朱航满、周所同、吕达等诸多名家编选，为您的海量阅读择优助力。丛书囊括小说、散文、杂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散文诗等10种年度精选图书。

朱航满编选的《2016中国随笔年选》为随笔集。

朱航满编选的《2016中国随笔年选》一如既往地精选2016年度于各大报刊或新媒体公开发表的随笔精品力作，尤其是汇聚了不少名家的佳作，像余光中，白先勇，董桥，陆文虎，王安忆，余华，刘亮程，张宗子，止庵，孙郁，叶兆言等等。正如主编朱航满先生所秉持的编选理念与标准——重建文章之美，以2016年的中国随笔写作为例。

重建文章之美——序《2016中国随笔年选》

辑一

 我对世界说

 故国神游

 以两种目光寻求故乡

 水绘时光

辑二

 朝圣

 梦中的忽必烈汗——给儿子的一封信

 动荡时代的心魂——读《雷加米埃夫人传》(上)

 不爱音乐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辑三

 认领菜籽油

 一个街区，顶好有两家书店

 我的抑郁症：精神病院、电击及失忆

 我只是不想再浪费生命了

辑四

 多少风云逝忘川——我的一九七六

 非常年代的阅读

 监狱里的杨首席

 小院旧雨——文革杂忆

辑五

 怀念母亲冰心

 我的祖父

 爸爸教我读中国诗

 饮水思源——写在杨周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辑六

 “多”通于“一”

 这次远行有点远——忆杨镰

 寻找史铁生

辑七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鲁迅与酒

 诚知此恨人人有——周作人这块“挡箭牌”

 钱锺书与当代文学批评

 戏中人看戏——从杨绛《干校六记》说到中国革命的文学书写

辑八

 吹皱一池春水——何华《老春水》的巧思妙笔

 文人的情结，

 寂寞空庭梨花满地

辑九

 画廊故事·女人(一到八)

 长恨春归无觅处

 在微风里

 结缘《泰山金刚经》

辑十

 穿牛仔裤的鲁迅

 不留余地的三部电影

 红之殇——悼念罗尔纯先生

 沉静的旅人——怀晶文

故国神游

余光中

五月中旬去西安讲学。那是我第一次去陕西，当然也是首访西安，对那千年古都神往既久，当然也有莫大的期待。结果几乎扑了一个空。当然那是我自己浅薄，去投的又是如此深厚的传统，加以为期不满五天，又有两场演讲、一场活动，所以知之既少，人之又浅，谈不上有何心得。“五日京兆”吗？从西周、西汉、西晋一直到隋唐，从镐京、咸阳、渭城到长安，其中历经变化，史学家甚至考古学家都得说上半天，自宋以来，其帝国之光彩就已渐渐失色，所以轮到贾平凹来写《老西安》一书时，他的副题干脆就叫作“废都斜阳”了。

从头到尾，今日西安市中心的主要景点，例如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等，都过门而未入。倒是听西安人说，钟楼与鼓楼正是成语“晨钟暮鼓”之所由，而古人买东西得跑去东大街和西大街，因此而有“买东西”一词。最令我感动的是，西安还有一处“燕国志士荆轲墓”。矛盾的是，我对这古都虽然所知不多，所见更少，可是所感所思却很深。这么多年，我虽然一步也未踏过斯土，可是自作多情地却写过好几首诗，以长安为背景或现场。

我在西安的第一场演讲就叫作“诗与长安”，前面一小半多引古人之作。例如李白的《忆秦娥》、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和《世说新语》“日近长安远”之说。

后面的大半场就引到我自己所写涉及长安的诗，一共七首，依次是《秦俑》《寻李白》《飞碟之夜》《昭君》《盲丐》《飞将军》《刺秦王》。我用光碟投影，一路说明并朗诵。《秦俑》颇长，从古西安说到西安事变，从桃花源说到十二尊金人和徐福的六千童男女；中间引人《诗经·秦风》四句，我就曼声吟诵出来，颇有立体效果。《寻李白》有赞谪仙三行“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入选许多选集。《飞碟之夜》用科幻小说笔法想象安禄山的飞碟部队如何占领长安。《昭君》讽刺卫青与霍去病都无法达成的事，竟要弱女子去承担。《盲丐》写我自己在美国远怀汉唐盛世的苦心，结尾有这样一句：“一支箫哭一千年／长城，你终会听见，长安，你终会听见。”《飞将军》为汉朝的名将李广抱不平，其事皆取自《史记》。《刺秦王》也本于《史记》，但叙事则始于荆轲谋刺失败，伤重倚柱时的感慨。这些事，凡中国的读书人都应知道，而这些诗，凡中国的心灵都会共鸣。行知学院礼堂里坐满的二千五百人，虽欠空调，却无人离席。

另一场演讲在西安美术学院，题为“诗与美学”，情况也差不多。更值得一记的，是该校活泼的校风与可观的校园。在会议室与长廊上，一排排黑白的人像照吸引我左顾右盼，屡屡停步，只因照中人都有美学甚至文化的地位，就我匆匆一瞥的印象，至少包含蔡元培、陈寅恪、鲁迅、胡适、徐悲鸿、朱光潜、梁思成、林徽因、蔡威廉(蔡元培之女)、林文铮(蔡元培女婿，杭州艺专教务长)，外国人之中还有法兰克福学派主角的哲学家马尔库塞。

至于校园何以特别可观，也只消一瞥就立可断定。远处纵目，只见一排排一丛丛直立的方尖石体，高低参差，平均高度与人相等，瞬间印象又像碑林，又像陶俑。其实都不是，主人笑说，那是“拴马桩”。走近去看，才发现那些削方石体，雕纹或粗或细，顶上都踞着、栖着、蹲着、跪着一座雕塑品，踞者许是雄狮，栖者许是猛禽，蹲者许是圉人，跪者许是奴仆，更有奴仆或守卫之类跨在狮背，千奇百怪，难以缕陈。人物的体态、面貌、表情又不同于秦兵的陶俑，该多是胡人吧，唐三彩牵马的胡圉正是如此。主人说这些拴马桩多半来自渭北的农庄。看今日西安市地图，西北郊外汉长安旧址就有罗家寨、马家寨、雷家寨等六七个寨，说不定就来自那些庄宅；当然，客栈、酒家、衙门前面也需要这些吧。正遐想间，主人又说，那边还有不少可看，校园里有好几千桩。我们夫妻那天真是大开眼界：这和江南水乡处处是桥与船大不相同。

我去西安，讲学之外还参加了一个活动，经“粥会”会长陆炳文先生之介，认识了于右任先生(1879-1964)的后人。右老是陕西三原县人，早年参与辛亥革命，后来成了民国大佬，但在文化界更以书法大师久享盛誉。他是长我半个世纪的前辈，但是同在台湾，一直到他去世，我都从未得识耆宿。我更没有想到，海峡两岸对峙，尽管历经种种重大变化，陕西人对这位远隔的乡贤始终血浓于水，保持着敬爱与怀念。因此早在2002年，复建于右任故居的工作已在西安展开，7年后正值他诞辰130周年，终于及时落成。

右老乃现代书法大家、关中草圣，原与书法外行的我难有联想。但是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台所写怀乡之诗颇为陕西乡亲所重。有心人联想到我的《乡愁》一诗，竟然安排了一个下午，就在“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内，举办“忆长安话乡愁”雅集，由西安文坛与乐界的名流朗诵并演唱右老与我的诗作共二十首。盛会由右老侄孙于大力、于大平策划，我们夫妻得以认识右老的许多晚辈，更品尝了于府精湛的厨艺，领略了右老曾孙辈的纯真与礼貌。

对这位前辈，我曾凑过一副对联：“遗墨淋漓长在壁，美髯倜傥似当风。”为了要写西安之行，我读了贾平凹的《老西安》一书。像贾平凹这样的当代名家，我本来以为不会提到意识对立而且已故多年的右老，不料他说于右任曾跑遍关中搜寻石碑，几乎搜尽了陕西的魏晋石碑，并“安置于西安文庙，这就形成了至今闻名中外的碑林博物馆”。他又说：“西安人热爱于右任，不仅爱他的字，更爱他一颗爱国的心，做圣贤而能庸行，是大人而常小心。”最后他说：“于右任、吴宓、王子云、赵望云、石鲁、柳青……足以使陕西人和西安这座城骄傲。我每每登临城头，望着那南北纵横井字形的大街小巷，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们。”

贾平凹这本《老西安》写得自然而又深入，显示作者真是性情中人。书中还有这么一段，很值得玩味：“毛主席在陕北生活了13年，新中国成立后却从未再回陕西，甚至只字未提过延安。这让陕西人很没了面子。”

西安之行，虽然无缘遍访古迹，甚至走马看花都说不上，幸而还去了一趟“西安博物院”，稍稍解了“恨古人吾不见”之憾。博物院面积颇广，由博物馆、荐福寺、小雁塔三者组成。我夫人于十多年前已来过西安，这次陪我同来，也未能畅览她想看的文物，好在我们在博物馆中流连了近一小时。秦朝的瓦当、西汉的鎏金铜钟、唐朝的三彩腾空骑马胡人俑、鎏金走龙等，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怀古之情。我夫人在高雄市美术馆担任导览义工已有16年，去年还获得“文建会”的服务奖章。她对古文物，尤其是古玉，所知颇多，并不太需要他人解释，几次开口之后，内地的导览也知道遇见内行了。

(原载《美文》2016年第5期)P8-10

重建文章之美

——序《2016中国随笔年选》

朱航满

汪曾祺的文章我是爱读的。但没想到的是，其对于中国文章的传统，却是有着清醒而独到的认识的。年初读了汪曾祺的《蒲桥集》，此册散文集的一个让我颇为吃惊的地方，乃是汪先生的一篇《自序》。这篇序文大约不到2000字，但已把自己的散文观、成书的缘起以及书名的来由讲得清清楚楚。更为难得和让我惊讶的是，汪先生在这篇自序中，还谈及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和当前散文的现状，可谓极具见识。特别是谈及中国散文的传统，仅二三百字便已道尽，乃是大家手笔也。此种胸怀和气魄，我还是初次见识，“中国是个散文的大国，历史悠久。《世说心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唐宋以文章取士。会写文章，才能做官，别的国家，大概无此制度。唐宋八家，在结构上，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更为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他们总结了写散文的一些经验，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五四’以后，散文是兴旺的。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朱自清的《背影》现在读起来还是非常感人”。

汪曾祺的这段言论，乃是一个人的文学印象。由此忽然想起了几年前读过身居海外的作家张宗子的一篇类似的序言。张宗子的这本文集名为《空杯》，书前的序言不长，也同样谈到了他对于中国文章的认识，很是简洁和精彩。在此文中，张先生历数自己喜爱的文章家，从庄子到魏晋南北朝的嵇康、阮籍，再到宋代的苏东坡，都是极佳的；唐宋八大家是历代文章的典范，韩愈、王安石、柳宗元都是好的，这其中他又重点谈了韩愈文章对于自己的一番影响；近代散文作者，他则受周氏兄弟影响最大，此外则还有何其芳。文末，有一段十分华彩的私人推荐，堪比汪先生的那一段议论，“我在多年前的一首诗中写道：在人的世界为人，是我的幸福。用汉语写作，是一个写作者的幸福。世界上很少有一种语言，像汉语这么优美、静雅、丰富、细腻、深刻，而且强大有力。它的画面感，它的音乐性，它的柔软易塑，它的准确犀利，让我只有庆幸。这是经过无数天才熔铸过的语言，是从庄子、列子、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三曹、嵇阮、庾信、李白、王维、杜甫、韩愈、苏黄和周邦彦、姜夔手里出来的语言，是唐诗、宋词和元杂剧(特别是《西厢记》)的语言，是《红楼梦》的语言。对汉语失望的人，其实是对自己的绝望”。

汪曾祺和张宗子都是文章家，难得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文章的传统的认识，简短、利落、清爽。恰好近来翻书，读到孙郁编选的《1978-2008中国优秀散文》，这是我喜爱的一册散文选编。此书之前也有一篇序言，也是既短也好的，对于理解中国当代散文别有思路。孙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多年前曾提出当代文学史存在两个传统，即鲁迅与周作人的传统。这个看法虽然有他人不认同处，但他依然坚持这个观点。这两个传统的背后，都有一长串不可小视的作家名单，诸如鲁迅传统之下的邵燕祥、何满子、朱正、牧惠、赵园、林贤治，等等，再如周作人传统之下的沈从文、俞平伯、张中行、邓云乡、钟叔河，等等，而唐弢、黄裳、孙犁、叶兆言等人，却是“介于明暗之间”，两种笔意都是难以摆脱的。在这两种传统之外，散文的样式也很多。孙先生说他还特别欣赏汪曾祺和端木蕻良，“像汪曾祺，就杂取种种，是自成一格。汪氏举重若轻，洒脱中是清淡之风，颇有士大夫的意味”。端木的文章，孙先生曾当我的面提及过。在这篇序言中，他对端木以特别强调，认为其分量不在汪氏之下，“端木晚年的散文炉火纯青，不被世人看重。”

文章之好，首先在于文体的鲜明。文体鲜明者，乃是脱去了影响的痕迹，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独立思想的。为此，孙郁也列出了自己欣赏的一段当代作家的名单，“被世人喜欢的散文家多有特有的文体，鲁迅、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孙犁无不如此。当代有文体特征的作家不多，能在文字中给人思维的快乐的人，大多是懂得精神突围的思想者。李健吾、杨绛、唐弢、王蒙、谷林、赵园、李长声在写作里贡献的都是新意的存在”。而我又从这段话中获得启发，想起了今年在编完自己的文集《读抄》后，曾也写过一段体会：“这些年读来读去，深感白话文章自兴起以来，能够做好文章的，实在是屈指可数的。周氏兄弟是我最爱的两位会写文章的高手，沈从文、汪曾祺师徒的文章，宛若天成，甚为好看；钱锺书、杨绛夫妇的文章，凡下笔处，均可见高妙；废名师出周作人，青出于蓝，独树一帜，颇有得道之味；还有胡适、张爱玲、朱自清、丰子恺、台静农，或清秀，或精致、或苍郁，都是常读常新的；顾随、缪钺、俞平伯、浦江清，以随笔写学术，也显文章之美。晚近以来，张中行、金克木、黄裳、孙犁、董桥诸位，声名均显，却是仁者见仁，各取所爱。这其中的有些书与人，是我心向往之的，故而多有流连。”

以上提到了几篇序言，均在极短的篇幅中谈论文章之美，类似这样的文献应还是有的。我仅提及近来关注的这几篇，其实所要强调的，乃是从这些不同作者名单和谱系之中，试图传递了一种私人化的重建文章之美的意识。这几年来，我有幸编选中国随笔的年选文章，也促使自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来拥有这种重建的意义，并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文学风景。不过。略感遗憾的是，能够引领一时风骚的文章家的出现，并非易事。百年来的白话文写作，能够成为一致共推的文章家者，更是屈指可数。想起近来在微信上的朋友圈里，又读到了止庵的一段非常个人化的议论，乃是他谈及几位当代文章家，皆有不以为然之处，“董桥我嫌腻，黄裳我嫌左，木心我嫌作，孙犁我嫌固”。几位文章家都是名声显赫，粉丝众多，所以止庵也调侃自己说，他这是想自绝于人民的态度。对于止庵的这番议论，很多朋友不以为然，有友人甚至留言“止庵我嫌涩”，以表达其态度。当代文章家中，这几位已成符号，但也恰恰证明真正的文章大家修炼之难。而止庵提及的这几位，文章本身皆是一流，会做文章则是显然的，不过，无论是“腻”，还是“作”，或者是“左”与“固”，也都系文章背后的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展示。

止庵的议论，自然不乏道理，在我看来，既是认可，但又未必能够完全赞同。文章风格的存在，应是各美其美的。止庵的文集《插花地册子》今年修订再版，重温之后，也对文章之美又更增添了一些思考。此书中，止庵说他十分欣赏杨绛的散文，“杨绛的《干校六记》于1980年面世，我读了眼前不啻另开一片天地”。而受到最大影响的，则是周作人，1986年他读到一部《知堂书话》，读后感慨极大：“这一年我二十七岁，在散文方面才真正有所觉悟，较之小说与诗要迟钝得多。此后中国文章可以说从头读起，从前都算是白读了。

……

记忆是最珍贵的精神体验。我们重建记忆，就是重建精神世界，也还是重建道德文章。这一年，我们回顾过去，四十年前的“多事之秋”，诸多历史事件纷至沓来。于是乎，便有了很多形式的纪念与追忆。但我更看重的，则是那种可能显得比较个人化的点滴记忆，因为这其中有一种更为深沉的思考与咀嚼，不带功利，克制、低调，却怀抱着一种炽热的情怀。为此，特别遴选了这样的一组文章，分别为：李大兴的《多少风云逝忘川——我的一九七六》、赵园的《非常年代的阅读》、张郎朗的《监狱里的杨首席》、戈悟觉的《小院旧雨》。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我也相信，这样带有历史细节又充满沉思意味的文章，应该是多的。而我从这些文章的背后，读到了一种对于历史真实的尊重，对于时代喧哗的警惕，对于历史荒诞的沉思。这种不偏不激的态度，是经过那段荒诞而又残酷的岁月之后，没有被损害、扭曲，又能够直面惨痛和正视伤害的心灵，才能真正作出的最为真诚的回应。而他们几位笔下的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我所看重的佳构，便还在于一种自觉于重建的精神襟怀，他们是能够超越一己之情绪的，而又不远离可以证实的自我印迹。我们应该重视这样有价值的声音，深沉而悠远，内含穿透之力。

几篇怀念文章，尽显风骨。吴青女士的《怀念母亲冰心》，感伤而不乏暖意。我读后随手写过一点感慨：“这是近来读到最好的文章，原来是这样的冰心，原来是这样的吴青！文中写吴青参加1989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投弃权票和反对票各两张，不想却在会中受辱，回家后她告知目前冰心，母亲冰心却笑了，随后在纸上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仅仅这样的一个细节，冰心先生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那淡淡的一笑，想必是嘲讽之笑，也一定是满意和鼓励的微笑。再有杨早的《我的祖父》，也是印象极深的。这是一篇散淡而忧伤的文字，勾勒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气节，充满浓浓的暖意，又令人肃然起敬。程怡的《爸爸教我读中国诗》，饱含着对于离去的父亲的深深怀念，通过中国旧诗词的诵读，勾勒出了一种中国士人的饱满形象，也表达了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深敬意。冯象的《饮水思源》则书写他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外语教授杨周翰先生，先生宽博有爱，学识深厚，但思维现代，很开风气。杨周翰的风范遗泽了众多学子，冯象便是其中之一。以上诸篇，无论追忆旧事，还是怀念故人，均呈现出一种气静神闲之态，读来仿佛前朝闲话，却难掩沧桑。

好文佳篇多矣。白先勇的《吹皱一池春水》，鼓励后进，叹息旧事，娓娓道来，消逝的风景中掩藏着的尽是风流与才华；孙郁的《“多”通于“一”》，探寻文人的精神脉络，温润中有敬服，也有寻思与期待；止庵的《画廊故事》乃是文人看画，谈感受，讲心得，饱含着的是一种自由散淡的心态；杨渡的《沉静的旅人》追忆故友，怀念往事，沉静之中，暗藏热烈，这是对于一种虔诚的艺术家的祭奠；车前子的《水绘时光》以诗人的笔法写出了中国文化之美好，充满灵性，又带着跳跃之态。以上诸章，立意皆高，但风格各异，或热烈，或沉静，或瘦冷，或温润，其中彰显了艺术的神圣、文学的尊严以及文人的风范。重建文章之美，就是重建一种新的精神内涵。汉语的世界如此之美，正如张宗子之感叹：这么优美、静雅、丰富、细腻、深刻，而且强大有力，我们自应珍重。但在我以为，它的美丽，还应是展现一种自由与独立的精神韵味，也应是有着科学与文明的现代情怀。今日之文章，乃是既有古朴之态又充满着不息生机。这种文章之美，便是重建的意义和追求。

2016年9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