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战与备战，是孙子战争观的主要表现。慎战，即慎重地对待战争；备战，即要做好战争的准备。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因此，对待可能遭到的侵略，务必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如果要发动战争，更是需要慎重考虑。
孙子的战争观在以后的篇章中也有所体现。如在《火攻篇》中，孙子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其后又告诫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可见，孙子对待战争的慎重。
孙子的这一战争观，早已为古今战争实践所证明。楚庄王因为“慎战”而称霸诸侯，便是最好的例证。
春秋时期，列国征战不断，大国国君争当霸主。其中，有一位曾经威震诸侯列国、饮马黄河的著名国君，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庄王。
楚庄王继承王位之后，励精图治，让楚国变得极为强盛，具备了称霸中原的实力。因此，楚庄王开始推行自己的霸业，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地处中原大地的郑国。
公元前597年，楚国开始讨伐郑国。晋国为了救援郑国，派大将荀林父前往救郑，但是，还没有等晋军渡过黄河，郑国就已经投降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晋军渡河的话，晋、楚两国的军队就直接交锋了，因此晋军内部出现了分歧。主帅苟林父认为当前楚军锋芒正盛，晋军没有多少胜算，应该撤军回国；但是副统帅先毅却认为这一仗关系到晋国的霸主地位，必须与楚国交战。
在晋军意见还没有统一的时候，刚愎自用的先毅就单独率一支军队渡过了黄河，准备与楚军决战，荀林父无奈，也只得引兵渡河。
楚庄王听说晋军已渡黄河，急忙商量对策。大臣孙叔敖提议与晋军讲和，楚庄王感觉直接与晋军作战，也无绝对胜算，于是就同意了。
可是，当楚国的议和使者来到晋军大营说明来意时，晋军主战的将领却一个个跳出来大骂楚国使者，并威胁要楚国使者的项上人头，吓得楚国使者逃窜而回。
楚庄王听完使者的回报，认识到与晋国这一战无法避免，于是马上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臣伍参认为，与晋军交战，一定会取胜。他说：“晋军统帅荀林父担任三军统帅时间不长，还没有确立自己的威信。尤其是中军副帅先毅，自恃数世战功，根本不听荀林父的号令。晋军内部政令不统一，先毅又刚愎自用，容易急躁冒进，我们可以以计取胜。”
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建议，马上出击，准备给还没有立稳脚跟的晋军以沉重打击。楚军一方面派军诱使急躁的先毅主动出击，分散晋军的兵力。一方面派兵偷袭晋军大营。结果，大营里的晋军，猛然面对来势凶猛的楚军，惊慌失措，很快就在楚军的进攻下变得混乱不堪。
荀林父见大势已去，下令赶紧渡过黄河，企图以天险抵挡楚军，但是楚军已经杀到眼前，晋军根本无法有效地组织撤退。混乱中，为了抢船渡河，晋军内部自相残杀。此战，晋军大败，损失惨重。
战后，有大臣建议楚庄王，说：“大王，我们获得这次胜利，意义非常重大，从此我们扬威中原了。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一个纪念物，来记载您的武功，留到以后给楚国的子孙们看看，让他们不要忘记了先人的武功。”
楚庄王却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知道战争不只是为了宣扬我们的武，武功应该具备七种德行：禁止强暴、消除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百姓、团结民众、增加财富。现在晋、楚两国交兵，士卒皆有死伤，百姓生活不能安宁，这七种德行，我一种也没有，用什么留给子孙!你看这‘武’字，它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它分明就是告诉我们‘止戈’才是‘武’!止息兵戈，才是真正的武功。”
于是，楚庄王只在黄河边上祭祀了河神，就率军回国了。
止戈为武，是楚庄王对待战争的态度。在之后对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楚庄王采用“德”“刑”并用的政策，使得各诸侯国心悦诚服，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春秋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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