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卢斯是《时代周刊》《财富》和《生活》杂志创始人，出版大亨，美国新闻业传奇人物，在美国新闻界的影响力至今无人能及！

艾伦·布林克利编著的《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精)》这部传记被称为关于美国新闻工作者的最优秀的传记！这部传记超越了一个人生的故事，堪称一部现代政治史！这部传记被称为关于美国新闻工作者的最优秀的传记！这部传记超越了一个人生的故事，堪称一部现代政治史！

著名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为我们深刻地再现了一幅亨利·卢斯（Henry Luce）——堪称二十世纪最重要出版人——的画像。

作为《时代周刊》《财富》和《生活》杂志的创立者，卢斯改变了人们消费新闻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亨利·卢斯在中国农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然而在霍奇基斯和耶鲁。他得以一睹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权力场。在巴尔的摩一家报纸任职期间。他和布里顿·哈登设想了《时代周刊》的理念——一份“新闻杂志”以日益忙碌的中产阶级乐见的方式浓缩当周的新闻事件。1923年他们创办了《时代周刊》。年轻的卢斯很快成为了出版大亨。1936年，在这份杂志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而哈登却英年早逝之后，卢斯创立了《生活》杂志。数百万人迅速成为该杂志的订阅者。

布林克利向我们展示了卢斯是如何在短短十年之内彻底再造了杂志行业。《生活》杂志的吸引力似乎超越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差异。卢斯本人在新闻界的影响力至今无人能及。1940年代初。他已将旗下杂志作为舆论平台，主张美国介入不断升级的国际危机之中去。在这个过程中“二战”一词也变得广为人知。尽管卢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幸福似乎与他无缘。他与克莱尔一一美艳动人的剧作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一一的第二次婚姻可谓 团糟。晚年的卢斯孤独而又清寂，时不时地陷入阴谋论，家庭危情更让他心力憔悴。

艾伦·布林克利编著的《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精)》一书讲述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故事。一个关于功成名就的故事。然本书绝没有忽视这些成就背后公众和个人所付出的代价。正是这些付出才成就了传奇。

前言

第一章 海外游子

第二章 奋斗不息

第三章 大人物

第四章 创办“报纸”

第五章 “《时代》：每周的新闻杂志”

第六章 建立帝国

第七章 时代在前进

第八章 《生活》

第九章 环球人物

第十章 《时代》参战

第十一章 中国的解放

第十二章 “冷战”干将

第十三章 国家使命

第十四章 让他去吧

后记

起初他们只是为数甚少的先驱者，危险地坚守在中国大陆的边缘地带——他们是一些诚挚、孤独，常常担惊受怕的男男女女，从事着一项几乎完全徒劳无功的事业。他们生活在西方商人之中，却又与之格格不人，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建立贸易关系，而是拯救灵魂。

数代之后，中国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垂青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一个规模更庞大、更雄心勃勃的传教计划的目的地。在中国传教依然艰难，而且大多最终不了了之。但传教士们不再孤独无助，也不再那样担惊受怕。他们传播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还有西方的进步。这些传教士留给世界的不只是他们自身的作为，还有他们子女的作为，他们的子女继承了父母的雄心壮志以及他们在世上行善的责任感。亨利·R.卢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那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力总是闪现着童年岁月的影子。他童年时和他心目中的现代圣人们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从他们身上，他继承了传教的热忱，并且带着这种热忱走进了世俗世界。

第一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Italian Jesuits），他们于十六世纪晚期抵达中国，因为得到帝国宫廷的宠爱而显赫一时，后来又因为教义之争而失宠。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基本上离开了中国，当时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而敌视他们的中国人却为数众多。十九世纪初，一些美国天主教牧师从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向东穿行，和他们的耶稣会会士先辈们一样，只身进入了中国。他们同样遭遇了一个复杂、世故而又封闭的社会，他们既不会说中国话，也不懂中国的文化，因此很少能够长期逗留。

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零星的英美两国贸易前哨基地在中国沿海逐渐建立起来，另一拨传教士抵达了中国，这次来的大多是新教徒。他们有些不安地将自己和家人安顿在沿海的商业港口，几乎不曾深入内陆。他们的雄心可谓远大，但人数很少。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对外传教团——美国主要的传教士招募机构——仅将六十五名被授予圣职的传教士（另有大约五十名配偶、亲属和助手）派遣至东亚，其中被派往中国的不到一半。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真正派去的人格外的失败。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花了十八年时间，才赢得了第一个本土皈依者。

和几十年前相比，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里对基督教并未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传教士们对中国则感兴趣得多，部分是因为西方在亚洲的扩张。美国和欧洲的商人在亚洲修建铁路，创办石油公司，并将触角从沿海向内陆延伸。他们的扩张为传教活动开辟了新的地域。然而，对传教计划的前途影响更大的是，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事件——英美新教在神学和机构基础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深远的转变。

工业时代的社会动荡以及十九世纪晚期科学上的巨大进步——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英国和美国被广泛接受——在新教各派中引发了信仰危机。大多数英美新教徒随之分化为两派，各自沿着新的神学道路前行。一条道路往往导向原教旨主义，狂热维护传统神学，拒斥挑战它的新科学。但这条道路也会激发鼓舞人心的信念，因为这意味着为了迎接基督的复临——那时只有基督徒才能得到拯救和救赎——必须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来扩大信徒的队伍。

而其他新教徒——其中许多人最终自称为现代主义者——选择接受达尔文主义和其他科学发现，并据此调整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与上帝创世说相比，进化论更能鼓舞人心，因为它描述了古往今来持续的进步和发展过程——他们相信芸芸众生能够对这个过程有所贡献。这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新教徒中激起了多样化的大规模传教运动组织，即所谓的“社会福音”运动，它致力于将信仰和积极的行动相结合，以解决工业化世界的社会问题。

这些新兴的新教派别在许多问题上彼此意见不合，但他们——即使时常有些不自在——却因为十九世纪晚期一项伟大的基督教传教计划而联合起来：向世界各地派遣数千名传教士。新的传教热情的源头之一可以追溯到1886年夏于马萨诸塞州北部举行的《圣经》大会，会议由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召集，他是普通的卫理公会信徒，后来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福音传教士之一。一百多名大学生在穆迪召集的大会上脱颖而出，他们立誓以传教为职志。他们的献身精神引发了学生矢志传教的大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另有两千多志愿者受此感召而投身其中，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组织也在1888年年末应运而生。P2-4

1966年5月，作为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帝国的共同创办人，亨利·R.卢斯生平第一次答应参加一档电视专访节目。他当时已六十八岁，并在两年之前辞去时代公司总编辑一职。但在不少美国人心中，他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尤其是他旗下杂志的内容，影响、吸引，有时甚至激怒了许多人，而这些人却很少见到他的真容。

采访他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埃里克·高德曼（Eric Goldman），此人之前曾为约翰逊总统主掌下的白宫效力，当时是美国广播公司（NBC）一档名为《敞开心扉》（Open Mind）的严肃节目的主持人。高德曼是一个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采访者，但并非易驭之辈。面对卢斯，他在几个带有争议性的问题上步步紧逼，这些问题在卢斯一生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在他头上盘旋。卢斯创办的《时代周刊》、《财富》、《生活》以及《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都是“共和党杂志”吗？它们内在抱持的是“保守主义观”吗？他“个人的态度和信念左右着杂志的内容”吗？他特别赞赏并公开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这是否属“越界”之举呢？最重要的是，卢斯屡屡干预美国国际政策的辩论是不是“一种当代版的美帝国主义”的表现呢？

在长达一小时的节目里，卢斯大部分时间无精打采地靠坐在椅子上，他的衣服有些凌乱，领带歪向一旁，裤脚因跷着二郎腿而向上提了起来。

他看起来面容憔悴，神色警觉，又略显不安。他漫无边际地说着，常常一句话说到中途停下来，而后又从头开始，在真正回答问题之前顾左右而言他，有时他语速飞快，似乎在竭力克服口吃的毛病。他自幼就受到口吃的困扰，在紧张时刻偶尔还会复发。对高德曼话中的讥讽，他并没有表现出敌意。“有人觉得，”高德曼说，“你持有一种美国世界使命观……认为美国应该走出去，将这些国家带人一种与我们十分相似的文明。”卢斯在1941年写的著名论文“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中正是这样说的。对此，卢斯指出，他1941年的观点是受“二战”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但他没有反驳高德曼的说法。“欧洲曾领导全世界长达几个世纪，但它没有能力再这样做了，”他说，“领导全世界的重任将越来越多地落在美国的肩上……这种重任必然要遵循我们所抱持的理想。”

随着话题转向卢斯平生念念不忘的亚洲，他长久郁积的不满变得更为明显。高德曼主张，其他国家应该“追求自己不同的道路”，美国不应该为共产党中国所困扰，而卢斯对此做出了反驳。

对亨利·卢斯的采访也可以是另一番样子——采访可以聚焦于以下问题：他的杂志所取得的非凡成功，他因此而拥有的强大权力，他为之奋斗的理念，他积聚起的巨额财富，他与构成了其世界一部分的权势人物之间不同寻常的交往，乃至他跟美国最出名的女人之一的婚姻。在几十年里，他一直身居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士之列——总统们讨好他，对手们畏惧他，他既可捧人上天，亦可拉人落地。但是，他接受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电视采访，竟然充斥着对他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一直贯穿其职业生涯之中，对此，他一定备感沮丧，因为他已是风烛残年。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为留名青史而付出的努力——坚守一个赋予其工作和生命以意义的使命。

与同辈的很多美国人一样，我是读着卢斯旗下的杂志长大的，但对这些杂志本身知之甚少。我的父母阅读《时代周刊》多年，兴致一直不减，又常常被激怒。《生活》是我订阅的第一本杂志。不久之后，像同龄的许多男孩子一样，我成了一名《体育画报》的热情读者。当我开始历史学家的生涯之时，我与卢斯的“美国世纪”不期而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严峻的反战气氛下，这篇文章在我看来只是过时的残余，属于早先生机蓬勃而现在被人否弃的美国年代。我根本不知道，它的观点要过多久才会再度流行起来。

多年之后，因为考虑为卢斯写一本传记，我开始了阅读年轻的卢斯与在中国传教的父亲之间的一批书信。卢斯和家人聚少离多，打十岁起，卢斯便就读于寄宿学校——起初在中国，后来在美国。他的家人彼此间关系亲密，卢斯就是靠着通信维持着和家人之间的关系，通信延续了多年，这些书信也使我认识了一位卓尔不群的年轻人。卢斯少有太志，一如他成年之后依然雄心勃勃。他自幼就努力奋斗，虽然总是意识到自己天资聪颖，但从不因取得成绩而志得意满——无论是在学校就读，还是在以后的时间里，一直如此。

……

但卢斯还有着另一面。曾为之工作的人时常恼怒于他的干预和指令：有些人甚至失望地离开了公司。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卢斯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甚至不乏吸引力。在他并不为之着迷的很多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宽容、好问，渴望获得新的信息和观念，甚至能够接受挑战和辩驳。如卢斯本人一样，他所办的杂志也有着很多面。它们既固执一词又不偏不倚，既保守又进步，既武断又宽容，既甚为刻板又极富创意。它们是那个时代伟大的美国杂志：它们的广度、原创性以及创造力与它们的缺陷同样伟大。

卢斯的出版帝国的建立只是二十世纪中叶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的一个缩影：全国性的大众文化横空出世，主要服务于兴起的且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新的大众文化拥有许多载体：报纸、电影、电台以及电视。但那个年代也是全国性杂志的全盛时期，其中卢斯旗下的杂志办得最成功，最受欢迎，也最有影响力。与大多数美国出版人相比，卢斯更多地赋予他的杂志独特鲜明而且始终一贯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杂志尽管在诸多方面彼此不同，但都反映着同样一套价值观和设想，卢斯不仅信奉这些价值观和设想，而且认为它们是(或者至少应当是)普世性的。卢斯的重要功绩之一，是他能够提供一幅美国生活的图景，从而帮助一代读者相信美国文化那迷人且受到共同推崇的形象。

到卢斯1967年去世之时，尽管他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杂志已经要么走向了没落，要么走向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前途。《生活》于1972年停刊，《时代周刊》、《财富》甚至《体育画报》也逐渐不再是一种共同文化的自信的代言者。它们必然地变成了一个分化更剧烈并充满>中突的世界的记录者——这种角色使它们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大减(至少一度使它们的盈利大减)。但是，在卢斯掌舵的四十年间，他一直相信他能够理解这个他立身其中而又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且他可以利用他的杂志去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卢斯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时代公司。对他进行报道的要求纷纷飞出纽约，而全球各地的记者收集的轶闻和追忆潮水般涌入总部。当布里顿·哈登1929年去世时，公司员工悲痛难抑，以致无法写出一份讣闻，而是在《时代周刊》的里程碑版插人了一小块通知。虽然时代公司从未将已逝者的形象作为杂志封面，但为了卢斯，它打破了这个长达四十四年的惯例。在他的儿子亨利·卢斯第三世再三敦促下，同时害怕得罪卢斯忠实追随者的公司新领导人也力促此事，赫德利·多诺万终于同意将卢斯的形象作为封面——一张白色背景的简单铅笔素描像(依照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拍的一张照片描摹而来)。《新闻周刊》在同一周的封面上叠印了一张与《时代周刊》画像相似的形象——使用的是艾森斯塔特实际拍摄的照片。他的画像出现在全美国以及世界各大报纸上(其中有一份罗马的报纸报道说，“克莱尔·卢斯的丈夫逝世了”)。

卢斯的葬礼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派教堂举行，他多年来常在此做礼拜。他的牧师和朋友大卫·H．c．里德在教堂里为八百人主持了这场仪式——另有一千二百个时代公司员工聚集在时代生活大厦的接待区和礼堂，通过闭路电视观看了整场仪式。当周晚些时候，在一场私人仪式上，他被安葬在位于南卡罗莱纳州迈普金的一所房子的庭院里，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但他很少去过，此时是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他的墓就在克莱尔的女儿安·布洛克墓地的旁边。

在遗嘱中，卢斯将大部分个人财产留给了克莱尔——包括凤凰城和夏威夷的房子，他们在纽约的公寓以及她曾抱怨不为她所有的画作。其余的财产则留给了家族里的其他人：新泽西莫瑞斯县的一处房产给了儿子汉克；他在宾夕法尼亚哈弗福德镇为妹妹和妹夫买的另一处房产留给了艾玛威尔。子女欠他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笔遗产是他在时代公司的十百多万股股票。他将五万五千股赠给了亨利·卢斯基金会，他曾经捐给该基金会的款项要大得多，总额几乎相当于他所有股份的一半。他将十八万股以信托的形式留给了克莱尔。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收到了七万一千多股。在当时，每股价值略高于一百美元。

卢斯下葬的当天，时代公司发布了第一季度业绩公告，赢收创纪录地达到了三百多万美元，但经济疲软和公司旗下部分杂志状况不断恶化，令公司高层和董事会十分忧心。他们最担忧的是《生活》杂志，它的广告收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下降，而且一直未能恢复。这份杂志的编辑内容依然丰富，其读者群体依然庞大——有一段时间还确有增长。但形势起了变化。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分化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卢斯企图将《生活》改造成“国家使命”杂志，结果徒劳无功。在一个日新月异和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生活》和读者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杂志将颂扬美国的繁荣和共识——不可能得到维持。《生活》本可以存活下来，甚至与时俱进。和之前的数十年相比，它提供了至少同样多的引人人胜的照片(和重要文章)。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不断缓慢下滑的财务状况。尽管它发行量巨大，广告商还是觉得《生活》的价格太过昂贵，特别是和电视相比，电视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但收视费用高得并不多——部分地反映了出版业发生的广泛转变，这种转变使得许多大众杂志在劫难逃。《生活》继续挣扎，发表了许多重大的内容，怀着持续的希望(和对现实的否认)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但1972年12月8日，时代公司宣布它即将停止刊行这份也许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杂志。

“只要我们能够看见任何现实的前景，我们一定会坚持。”饱受批评的卢斯继任者赫德利·多诺万在谈及这个决定时黯然地说。在报道《生活》停刊之事的时候，《时代周刊》引用了卢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在《生活》创刊头几年里说过的一段预言：“其他杂志生命力持久，比如《时代周刊》和《财富》；它们本身拥有永恒性。但《生活》或许只会存在二十年时间……每一期《生活》的出版都像百老汇上演了一部新戏。”《时代周刊》的编辑们补充说：“即便是老戏也得在某个星期六的晚上告别舞台。”《生活》在11月29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在封面的底部，杂志以一行小字说道：“再见。”

时代公司继续迎难而进，而且一般说来兴盛不衰。在《生活》停刊仅仅两年后，时代公司推出了二十年来的第一份新杂志《人物》(PP印彪)。这份杂志也是时代公司大量新办杂志中的第一份(到二十世纪末，它共创办了一百多份杂志)，它的创立是受到了《时代周刊》存在已久的人物版的启示，而且它在财务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卢斯坚信，高品质、精致和拥有广大的大众读者应该是他所办刊物的特征，但所有新办杂志很少体现这一理念。

……

作为知识分子，在许多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卢斯或许是固执己见而且得理不饶人的。但在其他问题上，与批评他最激烈的论敌一样，他是怀疑主义的、追根究底的和独立的。他强烈反对许多自由派的主张，但总体上他支持扩大政府权力，并对那个时代的巨变持欢迎态度——福利国家的壮大，少数民族公民权的获得，以及至少暂时地欢迎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的崛起。他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的宏观转变，支持工会以确保利润不只是留给少数人，并称颂他眼中的信奉开明企业责任的“现代”工业领袖。他基本上是一个忠诚的共和党人，但并非毫不保留地支持共和党右翼——他始终是一个中庸主义或自由主义者，试图将共和党拉入主流舆论。一旦它违背他的意愿，比如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竞选总统时，他拒绝接受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卢斯总是将自己称为自由主义者——不是左翼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开明地接纳新观点并与时俱进的自由主义者。

卢斯并没有改变世界。他最重要的遗产仍然是他在媒体迅速壮大的历史时刻创立了新的信息和通讯媒介。他旗下的杂志一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它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所未有地影响了数量庞大的美国人，致力改造了很多人体验新闻和文化的方式。他进军广播和电影领域，虽然时间较短，但帮助这些新兴媒体成了严肃的新闻来源。像所有强大的媒体一样，卢斯的创新曾如日中天，然后随着新的媒介产生，慢慢地失去了中心地位。虽然他的公司仍然存在，而且与卢斯活着的时候相比，它的规模更加庞大，财力也更加雄厚，但他为它确立的目标和原则几乎没有延续下来。

《时代周刊》关于卢斯去世的封面报道题为“朝圣之旅的终点”。它的开头是卢斯最自负的一段话：“作为一名记者，我在为自由而战的最前方的战壕里，指挥着一个小小的区域。”但卢斯所拥抱的、几乎总是徒劳的伟大圣战并不是他的主要遗产。在他去世差不多二十年后，为了以一种更简单和更适当的方式纪念他可敬的一生，《时代周刊》在刊头新添了一行字：

创始人。

布里顿·哈登1898～1929年

亨利．R．卢斯1898～1967年

布林克利卓越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使这本传记超越了一个人生的故事，这本书堪称一部现代政治史。

——《纽约客》

布林克利无畏地对卢斯的最重要的成就进行了优美的和深刻的评价。

——《纽约时报》

布林克利用严谨公正的、令人信服的细节描绘了卢斯的传奇故事并为卢斯巨大的雄心和厌人的弱点增添了淡淡的忧伤。

——《华尔街日报》

我们非常幸运，能看到这本值得纪念的和权威的卢斯传记的面世，这是已经出版的关于美国新闻工作者的最好的传记。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