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长明、吉田兼好编著的《方丈记徒然草》包含了《方丈记》和《徒然草》两部作品。

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方丈记》、《徒然草》与《枕草子》因题材相近，内容幽玄静美、笔致清雅简洁，故合称日本古典随笔三璧，代表了日本近古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方丈记》与《徒然草》诞生于干戈战乱、民不聊生的镰仓初期及南北朝时期，礼崩乐坏、事不稽古，多灾多难、人心惶惶。作者鸭长明和吉田兼好都有极好的汉学与和歌修养，也都曾奉仕朝廷，其后皆失意出家。他们有着相近的人生道路和思想感悟，所处的时代背景又一样地充满苦难艰危，对现实的失望不满、对内心安宁的追求，令他们最终选择了相同的归宿：远离尘嚣、隐遁山野。

鸭长明、吉田兼好编著的《方丈记徒然草》介绍了，《方丈记》成书于1212年，被誉为日本隐士文学的巅峰之作。是作者鸭长明回忆生平际遇、叙述天地巨变、感慨人世无常的随笔集。这部作品对日本的文学、历史、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被日本珍视为文化瑰宝。

《徒然草》是一部内容广博的散文随笔。作者吉田兼好将一生的丰富阅历和明达见识融入到简短随性的文字中，既有处事警语、经验感悟，又不乏奇闻逸事、四时风物。当这幅由243段短文构成的长卷缓缓展开时，日本镰仓末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吉田兼好汰尽浮华的禅悟之心跃然纸上。

译序

方丈记

徒然草

一、流水泡沫

浩浩河水，奔流不绝，但所流已非原先之水。河面淤塞处泛浮泡沫，此消彼起、骤现骤灭，从未久滞长存。世上之人与居所，皆如是。

繁华京都，铺金砌玉，豪宅鳞次栉比、甍宇齐平。无论贵贱，所居宅邸看似能世代流传，然细加寻访，可知往昔古屋留存者甚罕。或去岁遭焚，今年重建；或豪门没落，变为小户。居者亦相同。虽居处未变，人丁见旺，但昔日相识者，二三十人中仅余一二。朝死夕生之常习，恰似泡沫。

不知生者死者，由何方来，又向何方去？亦不知暂栖此世，为谁烦恼，为谁喜悦？居者及宅邸无常之情形，便如牵牛花上之露。或露坠花存，花虽存，但一遇朝阳，立时枯萎；或花谢而露未消，虽然未消，终捱不过日暮。

二、安元大火

自吾识人事迄今，已历四十余春秋，世间不可思议之事，屡见不鲜。

安元三年四月廿八日夜，烈风劲吹，呼啸不宁。戌时许，自京都东南起火，迅即延烧至西北，旋又波及朱雀门、大极殿、大学寮、民部省各处，一夜间过火之地俱成灰烬。

火源似乎来自樋口富小路舞人所宿简易小屋。强风猛刮、火借风势，如扇面张开般向四面八方蔓延。远处人家蔽于浓烟，近处则遭烈焰吞噬。空中烟尘滚滚，火光映红四周。风助火威，如飞延烧，竟达一二町之远。火中众人，个个惊惶，或受烟熏倒地，或卷入火舌烧死，或尽弃家财孤身逃命。七珍万宝俱化灰烬，损失难以估量。此次火劫，单公卿家即被烧府邸十六栋，一般庶民家焚毁更不计其数，殃及京都三分之一。男女死者数十人，牛马之类数之难尽。

人之营生，皆入于愚中。京都如此危境，却耗尽资财、煞费苦心建屋盖楼，当真无谓至极。

三、治承旋风

治承四年卯月，自中御门京极附近刮起大旋风，直至六条。

三町四町范围内屋宅，俱受旋风吹袭，无论大小，悉遭破毁。或当场倒塌，或仅存桁柱。门被吹飞四五町远，墙垣亦被刮倒，邻舍间再无界隔。家中资材飞散空中高达数尺，桧皮、葺板等，如寒冬之树叶，飞舞半空。狂风怒号，吹起烟尘蔽日，目不见物，耳畔唯闻呼呼声，难辨话语。只怕地狱之业风亦不过如此。不但屋舍毁损，抢修房屋时，丧生残疾者更是无数。此旋风其后移转西南方，想必又将有诸多人家遭灾哀叹。

旋风常见，却绝无此番经历之恐怖。难道神佛有何警示？实令人起疑。

四、迁都福原

治承四年水无月，突然传令迁都。此事实大出意料之外。平安京之起源，据闻乃嵯峨天皇治世时定都于此，迄今已历四百余年。无特殊缘由，本不应轻易迁都。世人为此而忧心忡忡，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多言亦无益，天皇、大臣、公卿等，皆已移往新都。但凡身有官职者，怎肯独留旧京？期望升官及仕途得意者，沐主君深思，自然竭力争取早迁新都；而失意落魄、心无所望者，只能唉声叹气，滞留旧京。昔时并立争奢之豪宅，日渐荒废。家家俱编梁木成浮筏，投入淀河，载家私器皿，运往福原。宅基尽变农田，人心更是大变，唯珍视马、鞍，而牛、车尽废。西南海领地人人皆盼，东北庄园个个不愿。

彼时，吾因事赴津国今京。见其土地狭小，不足以划割条里。北面沿山过高，南面近海极低。波涛阵阵喧扰，海风呼啸猛烈。因皇居建于山中，令人唏嘘：想必木丸殿就是这般模样。待世风变时，倒颇能显幽雅意趣。每日拆旧都栋木，填塞河道漂流运来，却在新都何处重建？满目空地，新建屋宅少之又少。旧都既弃，新都又难于营建，人民颠沛飘零，愁苦不堪，如置身浮云之中。原本就居住福原者，为失去土地而不满；刚刚迁居福原者，又为新居土木劳苦而叹息。放眼道路，惯乘车者不得不骑马；本应衣冠楚楚者，却大多穿着直垂。国都之风尚急剧变更，已与穷乡僻壤之武士无异。“世乱而无瑞相。”此言甚是。日日骚动不宁，人心摇荡，民生困苦已成事实。不得已，至同年冬，天皇又还都平安京。然家家户户屋宇尽拆，叫人宿栖何处？即便重建，亦未必恢复原先模样。

传闻上古圣人在位，以仁爱治国，天下大治，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又有贤君，见民炊烟转疏，即命减免课税。此类善政，皆为惠民救世。今昔对比，优劣立分。

五、养和饥馑

大概在养和年间——年深日久，已记不甚清——那两年世间饥馑绵延，其惨状笔舌难尽。春夏旱魃肆虐，秋季又大风洪水，灾变相继而至，五谷绝收。仅有春耕夏作之劳，却无秋割冬藏之喜。

是故诸国之民或弃地离乡，或舍家入山。朝廷御祈、寺社行特殊秘法，均无效验。京都日常生活，一应物资供应，皆赖乡村。而今无物运入京中，登时秩序大乱。京中百姓人心惶惶，终不能耐，纷纷廉价抛售家财以购粮，却无人问津。财物换粮，金贱粮重。道路乞食者日多，悲愁之声不绝于耳。P3-11

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方丈记》、《徒然草》与《枕草子》因题材相近，内容幽玄静美、笔致清雅简洁，故合称日本古典随笔三璧，代表了日本近古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不过，虽然三部作品在声名、评价、艺术美等方面并驾齐驱，但细加比较，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大不同。《枕草子》作为宫廷女性的散文集，诞生于光鲜织锦、华丽灿烂的平安朝最盛期，文风绮丽、明快柔美，充满着风花雪月。而《方丈记》与《徒然草》却诞生于干戈战乱、民不聊生的镰仓初期及南北朝时期，礼崩乐坏、事不稽古，多灾多难、人心惶惶。作者鸭长明和吉田兼好都有极好的汉学与和歌修养，也都曾奉仕朝廷，其后皆失意出家。他们有着相近的人生道路和思想感悟，所处的时代背景又一样地充满苦难艰危，对现实的失望不满、对内心安宁的追求，令他们最终选择了相同的归宿：远离尘嚣、隐遁山野。而他们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带有隐士气质，烙上了哲思批判、悲观反省的印记，见解精辟、深邃警世。所以，《方丈记》与《徒然草》在精神内核上是有别于《枕草子》的。如果说《枕草子》是贵族文学新形式的延伸，那么《方丈记》与《徒然草》就是隐士文学的滥觞与元典!

一、《方丈记》——无常是苦，隐逸最乐

《方丈记》的作者鸭长明，生于平安时代末期的1155年，是古日本著名的歌人、歌论家、随笔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琵琶名手。他生于神官世家，小时候被寄居在祖母家，由祖母抚养长大。二十岁左右，父亲与祖母相继去世，了无牵挂的鸭长明弃家游学，开始专心研究和歌及乐曲。先是拜著名歌僧俊惠为师，钻研歌道；随后又师从大音乐家中原有安，学弹琵琶。因两艺皆臻妙境，中年时，受到后鸟羽上皇赏识，被任命为和歌所的“寄人”(负责选定、创作和歌的官员)，从此活跃于宫廷及和歌界，作品被选入《干载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

鸭长明出身平平，以非贵族身份而获上皇提拔，参与敕撰和歌集的编辑，可说是破格的荣耀。他不仅长于和歌，而且熟稔汉诗汉文，有着厚实的汉文学修养和造诣，深得同时代文人公卿的钦仰。对他青眼有加的后鸟羽上皇，因他父祖皆是贺茂御祖神社的神官，便又推荐他出任下鸭神社神官，孰料遭到鸭长明同族的激烈反对，不能如愿。生逢源平争霸的大乱世时代，又迭遇天灾人祸，再加上家道中落、仕途失意，饱经忧患的鸭长明心灰意冷，于五十岁时舍弃官禄、遁世出家，入大原山隐居，后迁至日野山，至死不出。

《方丈记》即为鸭长明隐匿日野山时，回忆生平际遇、叙述天地巨变、感慨人世无常的随笔集。其成书于1212年，被誉为日本隐士文学之“白眉”(最高峰)!全书共十三节，以简洁流利的和汉混合文体写成，笔意严整而富有感情，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从感慨世事多艰、人生虚幻出发，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生动写实地描述了平安末期悲惨的“五大灾厄”：大火、旋风、地震、迁都、饥荒。借社会的苦难揭示出人世无常、生存不易的道理。后半部分笔锋一转，由社会现实转向了隐居生活和内心世界。先是自述身世，接着书写隐遁大原山，后又迁移日野山筑庵，以清雅的笔墨，记述了方丈之庵中闲寂的生活，同时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烦恼。到最后直率地袒露心扉，为能否安于清贫而自我深省。全书措辞佳美、浑然天成，结构巧妙、格调高逸，奠定了鸭长明“日本中世隐士文学鼻祖”的崇高地位。

作为一部流传千古的名作，《方丈记》对日本的文学、历史、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主因在于其贯穿始终的无常思想，与大和民族纤细感性的内心世界高度契合，故而能引发日本人民长久的共鸣，并视之为万代不易的文化瑰宝。

无常观在日本人的精神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成为其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这与日本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列岛四面临海，远离大陆，从远古开始就不断受到海啸、地震、台风等天灾的侵袭。在此恶劣条件下，日本人自然产生了“生命无常”的思想。而古日本不但灾害频仍，兼且战祸不断，特别是在鸭长明所处的平安末期，矛盾尖锐、冲突频繁，源平相争导致的连场兵戈，令人民饱受苦难。战士血流尽、百姓泪流干，人们命如微露、祸福难料，内心挣扎苦闷，却又无可奈何，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佛教的“空观”与因果宿命论中，寻求解脱。

鸭长明半生颠沛，虽为著名歌人，又有上皇知遇之恩，但身处贵族社会向武士社会过渡的激荡时代，天皇制衰落，武士阶层暴起，社会动荡不安，亲身所经历的种种巨灾大变及人祸纷争，令他对人生苦短、诸行无常的认识尤其深刻。油然而生的幻灭感，促使他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无常思想和强烈的悲哀情绪。《方丈记》的开篇，他就以流水、泡沫来比拟世间万象，指出一切事物的生成灭亡，都在瞬息变幻间。流水不归、世无常态，世事的不变只是暂时与相对的，变化无常才是永恒与绝对的。接着他又将人与宅邸，比作牵牛花上的露珠，叹息人生短暂、生命虚幻。这脆弱易变的无常之苦，是他时时都希望摆脱的梦魇。

……

一人一悟一世界，一言一叹一微尘。在雨声沥沥、竹簟生凉的月夜，玩味兼好法师悉心存录的乐趣与境界，也许初时未必会意，熟读深思，方知其妙。透过别致的情趣与物哀的幽思，触到的是一颗脱尘绝想的心，清冽如泉水，又氤氲着一泓暖意。浮世蒸腾中，熙熙攘攘者尽多浅陋无文、利欲熏心，倘内心最柔软处尚不曾失守，实应让这些短章，拂去盘踞心头的积埃，令人心之花开得更加芬芳绚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徒然草》所体现的无常美。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对无常的透彻认识，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对无常美的欣赏。唐代中叶起，禅宗逐渐传入日本，为日本古典文化奠定了超然、淡然、寂然的基调。禅宗的“无常最美”和“无中万般有”的思想，深深感染了每个有慧根的人。高僧大德们徜徉于天地山水间，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让无常之美汩汩滋润着心田。兼好就是这样一位洞悉了无常美的高人。虽同为出家法师，但与鸭长明万念俱灰的悲观相比，兼好所持的无常观，既有来自佛教的影响，又有来自儒家的“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思想，甚至还导入了老庄“无欲无为”的哲学观念。杂糅各家精髓的结果，令《徒然草》中的无常观，予人乐观豁达、劝导向上的感觉。这种合而不同，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在当时离乱的社会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

明了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流转之相”才是世相本质的兼好，抱持着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姿态，追求怡然自乐和内心的安宁，讲究放下诸缘与身心俱闲。放下诸缘是方法，身心俱闲是他所追索的最佳人生境界，这两者都建立在他对无常美的认知上。

参透生死之道，是发现无常之美的首要条件。死，不可预测，也不可抗拒。生命消失令人无限慨叹，生死之间，翻涌着不尽的情感波澜。倘若生命永存、无死无终，也就没有了对生之美好的认识。《徒然草》中有多处提及生死，深刻表达了兼好对于死亡的冷静观察与思考。他以一种审美的心理去认识生与死，消解死亡的哀恸，将生命无常的悲剧情结升华成了美感。正因有了这种“死生同状，万物一府”的体认，所以他的思想近于虚无，达到了“安时处顺，哀乐不入”的高度。反映在言行上，便是重视现世、珍惜生命，以积极的心态及时去品味生之乐趣，进而从无常的变化和迁移中，发现美的存在。

他心正气平、静观万物，在含苞待放的枝头探寻欠缺之美、在风吹花落后发现凋灭之美、在残月中欣赏不完满之美。在他眼中，落花缺月仍有风情；人世爱而不得，思慕之时更有意趣。面对再好的美景，都能泰然处之，绝不喜形于色，因为其深知好景不常在之理，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无常的制约。这种建立在无常上的美学观，虽然带有东方的悲剧色彩，却是日本精神的静水深流。

兼好的无常审美观，运用在人与事方面，演化为尽量避免追求完美无缺，对万事万物都不苛求极致、圆满，因为圆满过后必是不圆满。他努力使人们明白“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的道理，因某一事物美好而试图使之永恒的做法是徒劳的，只能自寻烦恼。唯有任其自然才是聪明的做法。

可以说，无常美像一束煌煌之光，照耀着兼好的内心世界，令他破除了一切执着，进入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的境界。他自在无拘、物我两忘地感怀着天地流转的空寂，而后透过《徒然草》澄明着数百年来亿万读者的思绪，于细微处温婉地灌溉着世人的心智。在经历了无数次物换星移后，依然沉静伫立，令今时身处熙攘的我们见到，顿然有种猛回头的棒喝感。如果你正被炎世灼烤，心浮气躁；如果你正迷惘困惑，踯躅于人生的未明；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忧愁，需要指引——那么，请翻开这本惬意舒泰的小书，送一个清凉平和的心境给自己，留温暖美好的期待予世界!

王新禧

序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