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的故事是好看的、耐读的，都表现了真实的历史，彰显了残酷背景下的人性，展示了前辈们艰难岁月中的情操和情怀。这些文字，更多地注重“成长”，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的展现是在真实背景下完成的。

李有干所著的《风雨金牛村》为其中一册，讲述了日本鬼子进行频繁“扫荡”。为扰乱敌人视线，新四军的鲁艺分院和军部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战略转移。途中，新婚夫妇名伶和辛立壮烈牺牲，豆子家用货郎船安葬了他们。

李有干编著的这本《风雨金牛村（升级纪念版）》讲述了：

金牛村风光优美，如诗如画，十四岁的豆子在水边长大，是个野性十足的男孩。

豆子家里有条货郎船，被豆子爹视为镇家之宝：命可以不要，但船决不能丢。

新四军的鲁艺分院来到金牛村。有个叫名伶的学音乐的女学生才貌双全，和学戏剧的男学生辛立很要好。院部的机要秘书左惟对名伶也有好感。两男一女之间产生了感情纠葛。

鬼子频繁“扫荡”，分院和军部要向不同的方向进行战略转移，以扰乱敌人的视线。

村里人为辛立和名伶操办了婚事，豆子按旧俗给这对新人压床。婚后第二天清晨，转移途中的分院文艺战士和下乡“扫荡”的鬼子遭遇。豆子爹和豆子冒着枪林弹雨用货郎船帮师生们渡河。刚结婚一天的名伶和辛立壮烈牺牲。豆子一家用货郎船安葬了他们。

豆子从顽皮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的少年。

第一章

 一、转移

 二、地铺

 三、货郎船

 四、东洋马

 五、风波

 六、珍珠塘

 七、豆腐坊

 八、驯马

 九、突变

第二章

 一、大“扫荡”

 二、重逢

 三、意外

 四、风车

 五、蟹簖

 六、甜豆浆

 七、桐油

 八、追查

 九、放哨

 十、离别

第三章

 一、思念

 二、惊马

 三、生死桥

 四、宣判

 五、压床

 六、遭遇战

 七、船棺

后记

一、转移

队伍就要转移了！

急促的哨声把分住在各家各户的兵，集中到祠堂前的场头上。他们身穿灰布军装，头戴军帽，脚蹬黑布鞋，打着绑腿，腰束皮带，膀肘上戴有“新四军”字样的臂章，很有军人的派头，齐刷刷地站成一片。可是二百多号人，只有十几支掉了牙的老步枪，二十多颗手榴弹，最大的家当就是一匹枣红马，我们称它叫东洋马。

尽管他们没有武器，但身穿像模像样的军装，村里人仍称他们叫队伍上的人，后来渐渐熟悉了，改叫分院的人，也有的叫学生。他们没有打仗的真家伙，玩的东西倒不少，二胡、琵琶、三弦一类的乐器和锣啊鼓的，样样俱全，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西洋货。

这是一支不拿枪的队伍，我真替他们担心，如果打起仗来，用锣鼓家伙能把鬼子吓跑？

村长大耳朵的耳朵特别大，耳听四方，消息灵通，村里人都叫他大耳朵村长，或村长大耳朵。

据村长大耳朵透露，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一个叫陈毅的人当了军长，并在贫儿院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东分院，因为鲁艺本院在延安，所以这里叫分院。刘少奇是院长，教导主任丘东平到过香港，去过日本，见多识广，加入新四军后，参加过丹阳、典桥等数十次战斗。他能武善文，是个出了名的作家，出过不少书，曾当过陈毅军长的外交秘书。

我读私塾时，教书先生给我上的头一堂课，就是讲孑L夫子，他是个著书立说的人。因此，在我的心目中，丘主任也是个有学问的人。

鬼子入侵盐城，新四军军部和苏北主力部队开始疏散，从城里撤出向北转移，分院进驻了我们金牛村。

盐城距我们村不到五十里，那是通榆线上最大的一座城市，接着鬼子又在西边的湖垛安下了据点，那是一座县城，比盐城小得多。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人不叫湖垛，称它为糊涂。离我们村不到四十里，我爹是个货郎，曾到那里贩过货，我随爹去过，那里的人一点也不糊涂，做买卖讨价还价，精得很。最糟糕的是鬼子在清水镇也筑了炮楼。

清水镇是贴在湖荡边上的小镇，比县城“糊涂”差远了，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破破烂烂的草房子，和我们村的房屋差不多，几间砖墙房也灰扑扑的不像样子，一条小街这头喊一声，那头就能听见，充其量是个大庄子。就连这样的小镇也设了据点，小鬼子也太没出息了。

东边是盐城，西边是糊涂，南边是清水镇，金牛村完全处在鬼子的包围之中，每天都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枪声，不是从东边响起，就是从西边传来。这里，那里，不时升起一团团火光，浓黑的烟直飘到我们村的上空。不时有消息传来，荡西的一个老汉被鬼子抓进炮楼，连个尸首也没见着，被鬼子的狼狗吃了。东村的一条渔船经过镇上，被鬼子浇上汽油烧成了一摊灰。还有南村的赵家媳妇，被几个鬼子糟蹋了……总之，小鬼子不是人，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见房屋就烧，连畜生都不如。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心捏在手里过日子。这支不拿枪的队伍，胆子也真够大的，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住了下来，一旦被鬼子包围了，没刀没枪如何打仗？

我叫豆子。娘在地里摘豆荚，忽然觉得肚子疼，没来得及回家在豆田里生下我。我出生后抓住一颗豆荚不撒手，爹就给我取名叫豆子。我爹不仅是种田的庄稼人，还是个货郎，但不是挑着担子摇着货郎鼓叫卖，而是撑着货郎船走村串舍，被村里人视为会挣钱的能干人。因此，在我名字前头加了个“能”字，叫我能豆子。

队伍上的人在祠堂前集合好，丘主任走到前面开始讲话：按照军部的意见，分院继续向北转移。这是一次夜行军，在敌人的夹缝里穿行，路上不得说话，不能打手电筒，不能掉队，要轻装上阵，丢掉不必要的东西，在天亮前到达指定地点。

丘主任三十出头，身材高大，面孔清瘦，说话干脆利落，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把行军时要注意的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丘主任不像当兵的人，有着读书人的文雅，举止大方，待人和气，一看就知道很有修养。

学生们回到住地，急急忙忙地整理行装，把一条薄薄的被子折叠成长方形，就像做豆腐的张寡妇切出来的豆腐块，然后用背包带横竖扎成几道，轻巧地背在身后，零零碎碎没用的东西都扔了，锣啊鼓的和大大小小的乐器，一件也没舍得丢。这是他们的武器，没有枪，再丢掉这些，那连文化兵也算不上，还能叫队伍？

住在我家的几个女学生，下在锅里的面条没来得及吃，东西也没完全收拾好，就背起背包赶往祠堂前的场头去集合。丘主任见了，说松松垮垮的影响行军，叫她们抓紧时间再整理一下。

名伶用绳子拴住小提琴的两端，背到身上试了试，绳子留得太短，背着有些勒人；拿下来把绳子放长，可留得又长了，挂在膝盖上不好行走。几次反复也没把绳子系好。院部的机要秘书左惟跑过来要帮她，名伶说用不着，她能拾掇好，婉言谢绝了。左惟刚走，名伶却让一个叫辛立的男生来帮她。

我早就看出来，辛立喜欢名伶，左惟也喜欢她。但名伶喜欢辛立，不太喜欢左惟。

名伶从包里拿出她常吹的口琴，看了看说，豆子，这琴送给你了。

P1－5

一套别开生面的书

我们想了很久，想不出为这套丛书起个什么样的丛书名，后来，索性就用了现在这名。“红色中国”，直白，朴实，但至少不雷同，一目了然。

红色中国是一段历史，一截记忆，是前辈走过的足迹和奋斗的实录。关于这段历史，人们常常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波澜壮阔，激情澎湃。这并没有错。但我们认为，用这样的词语描述更客观：纷繁杂乱，万象丛生。所以，反映这段历史，故事应该更丰富，题材应该更开阔，值得回味值得书写的东西应该有很多很多。以往，我们看多了冠以“红色”或者“革命”的文字。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同类的儿童文学创作更多地注重教化功能，这使其题材和主题显得单一和狭隘。更何况，文字中多有激烈和偏颇，这导致了许多错误的阅读，也招惹了一些人对红色文学的误解。

我们不想这套丛书是这么一种文本。对于近代历史，我们充满了敬畏，有着足够的虔诚，但我们也有着更多的清醒。图解和戏说是我们摒弃的，也不是我们的主张。站在偏激的立场上涂抹和片面的歌颂，会让我们在历史和读者面前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

我们希望这套书在童书的海洋中显得别开生面。

除了历史的背景，我们没有给作者设置太多的框框。其实就是这个条件，原本也是不该划定的：好的作品是在更自主和自由的想象中完成的。出于一些实际的考虑，我们给作家提出了一些要求，虽然宽泛，但多少会影响到创作。非常感激作家们的努力，整体上，每本书的文字都很精炼、很优美，平实中体现出了成熟的语言技巧。我们知道，这对于少年读者的学习来说也有独到的好处：许多人不只是在课堂里学习语文知识的。有更多的实例证明，一个人具有很高的作文水准，有益的阅读必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青少年读者能在欢愉的阅读中学习到更多的历史知识和语文知识。

十位作家，呈现的故事不同，风格也不尽相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九部小说中，有传记体文本，有悬疑惊险的样式，也有幽默喜剧的风格，但核心的一点是相同的：故事是好看的、耐读的，都表现了真实的历史，彰显了残酷背景下的人性，展示了前辈们艰难岁月中的情操和情怀。我们的文字，更多地注重“成长”，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的展现是在真实背景下完成的。

对于作者，我们有过刻意的选择：最佳的应该是老中青皆有的一种结构。但非常遗憾，显然70后、80后的作者难于寻觅。可能是由于他们对那段历史的陌生或者疏远，也可能是别的原因，结果九个人中六人是60后。想来，这绝不是一种巧合。60后这代人，其经历决定了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理解的水平。

我们还对作家生活的地域有过考虑。写历史小说必须熟悉历史，这是无疑的。这种熟悉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那种熟悉，而是立体的，比如人文背景、语言、风俗民情……只有将文化揉人文字中，人物才更鲜活，故事才更有血肉，文字才更具张力。还有，由故事发生地的作者来写故事，他会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感，其态度和投入会是不一样的。

出于对丛书的特色和品质的考虑，还有着某种探索的因素，我们特意从传统上写成人文学的作家中精挑了四位。这四位作家的名字对儿童文学的传统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的小说却写得清新精致。这些作者在各自的创作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是成熟的有实力的作家，他们没有包袱，少顾虑，下笔从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只想创作者保持一份清新和极强的责任感，这些往常从事其他门类创作的作家，可能缺少圈内所谓的知名度，也缺少所谓“经验”，但我们看中的是清新。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作家参与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来，给这个领域注入更多的活力。

愿“红色中国”能为人们重温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突围的百十名师生，一路北上，数日后到达阜宁县周门，与军部会合，受到政委刘少奇的亲切慰问，他鼓励大家要充满信心，继续战斗，为死难烈士报仇。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都发表悼念殉难师生的文章，全国文艺界、教育界也纷纷举行集会，痛斥日寇的暴行。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会堂举行了“追悼青年作家丘东平大会”，丁玲、艾青等数十位作家参加了大会。

后来，陈毅军长也发表了纪念文章，文中写道：他们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日著作，驰誉海外；或致力“民运”，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朝殉国殉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