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个将热情、追求和艺术精神融为一体的作家，他像勇士丹柯一样，燃烧自己的心来照亮别人，穿越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风云，为文学，为生命，为灵魂，作出丰富的注解。他的真诚，他的忧郁，他的反思，无不表现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良知。《家》是他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谈自己》是巴金的回忆文集，主要收录了《最初的回忆》、《我的几个先生》、《家庭的环境》、《关于<春天里的秋天>》、《关于<还魂草>》等作品，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本书是《巴金选集》第十卷《谈自己》。收录了《忆》选（1933－1936），《短简》选（1936），《谈自己的创作》选(1957—1961），《创作回忆录》选（1978－1980）等作品。本书是巴金成长经历、创作思想的梳理。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色，是文以情生。这一点与曹雪芹十分相似。此外，巴金善于构筑鸿篇巨制，把众多的人物、纷繁的事件精巧地组织起来，情节波澜起伏，层层推进，步步通近高潮。作者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剖析人物灵魂，有深度、有立体感。

《忆》选（1933-1936）

 忆

 最初的回忆

 家庭的环境

 觉醒与活动

 做大哥的人

 我离了北平

《短简》选（1936）

 我的幼年

 我的几个先生

《谈自己的创作》选（1957-1961）

 小序

 谈《灭亡》

 谈《新生》及其他

 谈《家》

 谈《春》

 谈《秋》

 谈《憩园》

 谈《第四病室》

 谈《寒夜》

 谈我的短篇小说

 谈我的散文

《创作回忆录》选（1978-1980）

 一 关于《春天里的秋天》

 二 关于《长生塔》

 三 关于《第四病室》

 四 关于《海的梦》

 五 关于《神·鬼·人》

 六 关于《龙·虎·狗》

 七 关于《火》

 八 关于《还魂草》

 九 关于《砂丁》

 十 关于《激流》

 十一 关于《寒夜》

 再记

附录

 我和文学

后记

忆

啊，为什么我的眼前又是一片漆黑？我好像落进了陷阱里面似的。我摸不到一样实在的东西，我看不见一个具体的景象。一切都是模糊，虚幻。……我知道我又在做梦了。

我每夜都做梦。我的脑筋就没有一刻休息过。对于某一些人梦是甜蜜的。但是我不曾从梦里得到过安慰。梦是一种苦刑，它不断地拷问我。我知道是我的心不许我宁静，它时时都要解剖我自己，折磨我自己。我的心是我的严厉的裁判官。它比Torquemada更残酷。

“梦，这真的是梦么？”我有时候在梦里这样地问过自己。同样，“这不就是梦么？”在醒着的时候，我又有过这样的疑问。梦景和真实渐渐地融合成了一片。我不再能分辨什么是梦和什么是真了。

薇娜·妃格念尔关在席吕谢尔堡中的时候，她说过：“那冗长的、灰色的、单调的日子就像是无梦的睡眠。”我的身体可以说是自由的，但我不是也常常过着冗长的、灰色的、单调的日子么？诚然我的生活里也有变化，有时我还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然而这变化有的像电光一闪，光耀夺目，以后就归于消灭；有的甚至也是单调的。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的头上，一只铁手扼住我的咽喉。所以便是这些灰色的日子也不像无梦的睡眠。我眼前尽是幻影，这些日子全是梦，比真实更压迫人的梦，在梦里我被残酷地拷问着。我常常在梦中发出叫声，因为甚至在那个时期我也不曾停止过挣扎。

这挣扎使我太疲劳了。有一个极短的时间我也想过无梦的睡眠。这跟妃格念尔所说的却又不同。这是永久的休息。没有梦，也没有真；没有人，也没有自己。这是和平。这是安静。我得承认，我的确愿望过这样的东西。但那只是一时的愿望，那只是在我的精神衰弱的时候。常常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时期，我的精神上又起了一种变化，我为这种愿望而感到羞惭和愤怒了。我甚至责备我自己的懦弱。于是我便以痛悔的心情和新的勇气开始了新的挣扎。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灵魂里充满了黑暗。然而我不愿意拿这黑暗去伤害别人的心。我更不敢拿这黑暗去玷污将来的希望。而且当一个青年怀着一颗受伤的心求助于我的时候，我纵不是医生，我也得给他一点安慰和希望，或者伴他去找一位名医。为了这个缘故，我才让我的心，我的灵魂扩大起来。我把一切个人的遭遇、创伤等等都装在那里面，像一只独木小舟沉入大海，使人看不见一点影响。我说过我生来就带有忧郁性，但是那位作为“忧郁者”写了自白的朋友，却因为看见我终日的笑容而诧异了，虽然他的脸上也常常带着孩子的傻笑。其实我自己的话也不正确。我的父母都不是性情偏执的人，他们是同样地温和，宽厚，安分守己，那么应该是配合得很完满的一对。他们的灵魂里不能够贮藏任何忧郁的影子。

我的忧郁性不能够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那应该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一天一天地磨出来的。给了那第一下打击的，就是母亲的死，接着又是父亲的逝世。那个时候我太年轻了，还只是一个应该躲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的孩子。创伤之上又加创伤，仿佛一来就不可收拾。我在七年前给我大哥的信里曾写道：“所足以维系我心的就只有工作。终日工作，终年工作。我在工作里寻得痛苦，由痛苦而得满足。……我固然有一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我的生命，但是我恐怕我不能够活到那个理想实现的时候。……几年来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结果我依旧得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还要以更大的勇气走我的路。”但是在这之前不久的另一封信里我却说过：“我在心里筑了一堵墙，把自己囚在忧郁的思想里。一壶茶，一瓶墨水，一管钢笔，一卷稿纸，几本书……我常常写了几页，无端的忧愁便来侵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胸膛里激荡，我再也忍不下去，就掷了笔披起秋大衣往外面街上走了。”

在这两封信里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么？我的生活，我的心情都是如此的。这个恐怕不会被人了解罢。但是原因我自己却明白。造成那些矛盾的就是我过去的生活。这个我不能抹煞，我却愿意忘掉。所以在给大哥的另一封信里我又说：“我怕记忆。我恨记忆。它把我所愿意忘掉的事，都给我唤醒来了。”

的确我的过去像一个可怖的阴影压在我的灵魂上，我的记忆像一根铁链绊住我的脚。我屡次鼓起勇气迈着大步往前面跑时，它总抓住我，使我退后，使我迟疑，使我留恋，使我忧郁。我有一颗飞向广阔的天空去的雄心，我有一个引我走向光明的信仰。然而我的力气拖不动记忆的铁链。我不能忍受这迟钝的步履，我好几次求助于感情，但是我的感情自身被夹在记忆的钳子里也失掉了它的平衡而有所偏倚了。它变成了不健康而易脆弱。倘使我完全信赖它，它会使我在彩虹一现中随即完全隐去。我就会为过去所毁灭了。为我的前途计，我似乎应该撇弃为记忆所毒害了的感情。但是在我这又是势所不能。所以我这样永久地颠簸于理智与感情之间，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的一切矛盾都是从这里来的。

我已经几次说过了和这类似的话。现在又来反复解说，这似乎不应该。而且在这时候整个民族的命运都陷在泥淖里，我似乎没有权利来絮絮地向人诉说个人的一切。但是我终于又说了。因为我想，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在许多人的身上都看见和这类似的情形。使我们的青年不能够奋勇前进的，也正是那过去的阴影。我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倘使我们是没有过去生活的原始人，我们也许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来。

P3-6

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再编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十卷本的选集。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的，而且像我这样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页的书，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脚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十九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殊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三

这两年我一直在探索文学艺术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些意见。

四个多月前在瑞士苏黎世我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看了不少的绘画和雕塑，其中有一部分我听了讲解员的解说以后仍然不懂。即使是一幅名画，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始终毫无所得。回到旅馆，坐在窗前躺椅上反复思索，我想可能是自己修养不够，文化水平低，知识缺乏，理解力差。我偶尔也读过一两篇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我不了解作者的用意，有人告诉我要靠读者自己动脑筋去想，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

我并不为这些感到苦恼。我苦苦思索的是这一件事情，是这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我是在沙滩上建造象牙的楼台、用美丽的辞藻装饰自己？难道我们有权用个人的才智和艺术的技巧玩弄读者、考读者、让读者猜谜？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文学艺术究竟是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娱乐品、消遣品或者“益智图”？究竟是不是让人顺着台阶往上爬的敲门砖？

岂止两年！我一生都在想这样的问题。通过创作实践，我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我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巴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