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是学界公认的传世经典,难以逾越的学术巅峰,与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三足鼎立,代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为便于理解中国近代东北历史的多端变故,本书特增加“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章,对于理解中俄近代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书贯穿了中国19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历史。此书字字珠玑,却不疏漏任何史实,对历史的评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像现在许多历史学的教科书,千篇一律,被主流意识所驱使着,没有自己的观点。
蒋廷黻创作的《中国近代史》分为两辑。第一辑“中国近代史”围绕中华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论述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历史。第二辑“蒋延黻眼中的中国与近代世界”特设了附录专属章,有助于理解蒋氏近代史的厚重思想。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一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侣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土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P24-26
在民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有个名字异常耀眼。在民国外交舞台上,这个名字同样熠熠生辉。这个人就是被称为“怀太史公之才,抱张骞之志”的民国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先生,加在他头上的光环还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瓷器店里的猛牛”“文人从政的典范”。
在上世纪20年代呼唤“史学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仍然是一片荒漠,在美国学成归来的蒋廷黻执掌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近代史外交史的开拓性工作。他引进了国外的历史治学方法,创立了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标准。在治学方法和治学观念上,蒋廷黻开风气之先,率先提倡研究原始档案,重视口述历史和社会调查,并且主张历史学也应当和自然科学一样,以事实为基础,充分参考各方面观点,尤其是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观察历史,以得出客观的结论。在近代中外交往的研究中,蒋廷黻打破了传统窠臼,反对谩骂式的伪爱国,不再对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一味做情绪化解读和道德评判。他主张既然外来入侵无法避免,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指责毫无意义,不如研究如何应对帝国主义侵略,冷静分析各种应对措施的得失利弊。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蒋廷黻按照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出了中围第一部近代外交史著作《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对后世的近代外交史研究有着极其深沅的影响。
虽然受的是西式教育,但蒋廷黻身上仍然有那种传统士人的冢围情怀,民族危亡之际,他并没有做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隐者,而是投身于时代大变革的洪流中,弃文从政,为民族复兴以及中国现代化殚精竭虑,奉献出全部智慧,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之后,蒋廷黻与胡适合办《独立评论》,以一个在野知识分子的身份评论时政,1935年被国民政府政府征召,担任行政院政务次长。面对日本步步紧逼,蒋廷黻主张“光荣和平”,即“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并提出一整套发展铁路、振兴工农业的计划,主张国力增强之后方可再战,这些观点遭致很多人反对。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蒋廷黻绝不是什么“妥协投降”之辈,只是对救国的方法理解不同罢了。在随后的驻苏联大使的任上,蒋廷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争取苏联与中国一起对抗日本,然而因为苏联明哲保身的政策,这一努力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待共产党问题上,蒋廷黻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对共产主义采取“釜底抽薪”之策,但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任署长时,在分配联合国救灾物资问题上,他又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坚持对国统区和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不问政治,不考虑党派之争,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平等对待各个政治势力,纵使可能最后双方都不讨好,但却对得起自己的原则。
作为中围近代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蒋廷黻先生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本书收录了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以及其写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蒋廷黻先生在近代对外关系上的一些主要观点。
编者
蒋廷黻先生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郭廷以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酌的分析框架。
——沈渭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