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著的《新加坡史/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是“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之一，本书原以英文出版，已经修订过两次，出到了第三版，中译本引进的是最新版本，共分十个章节，按照时间序列，叙述了新加坡自14世纪以来直至21世纪初，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迁，尤其着重的是其自1859年以来的近代历史。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著的《新加坡史/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以时间和事件为主线，穿插对重要人物的刻画评析，讲述了1819年(莱佛士爵士创建近代新加坡殖民地)到2005年(新加坡独立40周年)间的新加坡历史，对其起源、早期发展和此后独立、经济腾飞、新老领导层交替、遭遇金融危机等各个阶段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本版译自原著全新第三版。

前言

缩略词

第一版导言

导言

第一章 新的殖民地(1819—1826)

第二章 “这块生机勃勃的、无与伦比的小小殖民地”(1826—1867)

第三章 帝国正午(1867—1914)

第四章 “东方大洋里的克拉彭站”(1914—1941)

第五章 东方的战争(1941—1942)

第六章 昭南：南方之光(1942—1945)

第七章 战争的后果(1945—1955)

第八章 通往“默迪卡”之路(1955—1965)

第九章 新生的国家(1965—1990)

第十章 新的卫士(1990—2005)

注释

进一步阅读书目

索引

译后记

马来语和葡萄牙语的资料都提到，大约在14世纪末，淡马锡/新加坡拉的最后一位统治者、马六甲定居点的创立者伊斯坎德尔(拜里米苏拉)，在一场暴力争斗中被驱逐出此地，这里的城镇也随之荒废。现代的考古发现证实，福康宁一带繁盛的定居点确实是在这段时间荒废掉的，但新加坡河河口以及加冷(Kallang)出土的一系列做工较粗陋的瓷器的碎片，还有其他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表明，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和小得多的定居点在这之后又存续了很长时间，即使在伊斯坎德尔逃走后，这个岛也没有完全被废弃。在马六甲苏丹国统治时期，这里是一位地位较高的属臣的驻地，为王国提供战船。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马来的海军元帅(Laksamana)逃到新加坡，后来，苏丹在柔佛河边重建新都，在加冷派驻了一名港务总管(shahbandar)。葡萄牙人曼努埃尔·德埃雷迪亚(Manuel d’Eredia)于1604年绘制的地图上就标明了这片辖区。柔佛的马来人与葡萄牙人一直冲突不断，1603年，他们与荷兰人一道，在新加坡的东部沿海劫持了一艘满载货物的葡萄牙船只。十年后，葡萄牙人声称，他们烧毁了马来人在新加坡河河口的一个前哨站，而在17世纪20年代初，一个佛莱芒商人雅克·德蔻特(Jacques de Cotltre)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在新加坡海峡一带修筑一些堡垒，以应对荷兰人带来的越来越显著的威胁。在此之后，新加坡岛就开始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仅在1767年时为柔佛和锡亚克(Siak)在新加坡河一带进行的一场海战充当了布景。

从14世纪末开始，新加坡在马来世界的政治事务中变得微不足道。继它而起的马六甲不仅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商业港口，而且成为在这个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法律思想和政治组织方式的中心。整个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廖内一林加群岛都效忠于马六甲苏丹国，而且这个王国还通过贸易和王室联姻把影响力扩展到了婆罗洲和爪哇。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马六甲苏丹逃往别处重建自己的宫廷，此后的两百多年间，苏丹在柔佛河流域许多地方建立过首都施行统治，此后还定都过廖内和林加。柔佛一廖内一林加帝国从没有成功地重振马六甲当年的财富和权力，时势也不利于它。不过在比较平和的时期，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振兴了贸易，并重新让以前的属地效忠于它。整个16世纪以及17世纪上半叶，柔佛王国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它在柔佛河畔的定居点不断被毁，元凶是葡萄牙人或来自苏门答腊北部的好战的亚齐人(Achinese)。但此后它与荷兰人结盟，于1641年把葡萄牙人赶出了马六甲。马来人重建了他们早年的都城，并继续从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合作中获益。柔佛自此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商业繁荣，成为一个兴盛的港口，其居民来自世界各地，有印度尼西亚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少量欧洲商人。它还重新控制了马来半岛南部、廖内—林加群岛和苏门答腊东部的各个邦国。

年轻的苏丹马哈茂德(Mahmud)是个残忍而反复无常的恶棍，1699年，大贵族们刺杀了他，本达哈拉(bendahara，意为“首席大臣”)登上王位，苏丹国自此陷入内乱之中。由于苏丹死后无嗣，这场公开的谋杀实际上就切断了柔佛苏丹国与古老的室利佛逝一淡马锡一马六甲王室世系最后的血脉联系，使其失去了赖以宣称自身合法性的神圣世系传承。许多属国的统治者觉得，自己无需再对名不正言不顺的新统治者效忠，遂宣布独立。新王放弃了柔佛河畔的大本营，迁都廖内，但此举并无效果，王国很快内乱纷起。新王征召苏拉威西(Sulawesi)的布吉族(Bugis)武士酋长前来相助平乱，但这些武士却赖着不走，把权力揽在自己手上。1722年，战乱逐渐平息，又新立了一位苏丹。实权则掌握在一群势力强大的布吉人“隐王”(under-king)手中。18世纪中期，廖内吸引了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商人，但这段繁荣期非常短暂。1783年，布吉人与先前的盟友荷兰人闹翻，双方大动干戈，第二年，停战条约签订。苏丹国成为荷兰的属国，荷兰人在廖内派驻了军队和一名驻扎官(resident)。

P6-7

本书第一版是在1977年出版的，那时候，新加坡独立才12年。但就在那短短的十几年里，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解决了许多在当时看来无法克服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难题，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说是各个不同民族混合在一处的产物，尚未真正融合成一体。

本书的第二版则将这个故事又更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与高歌猛进的独立初期相比，这段时期显得波澜不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虽然80年代中期新加坡曾经历了一次短暂的经济衰退，但总的来说，这些年里，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成就斐然，使这个共和国成为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最为繁荣稳定的国家之一，享受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安宁。

在结合新史料和新近学界研究的成果后，本书作者对过去进行了重新审视，使这一新版本在修订原来版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时间跨度也拉长到2005年，新加坡独立40周年之时。在这些年里，曾掌控国家由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转变进程的老一代领导人隐退，更年轻的一代开始成为中流砥柱，各种变化也随之发生。而这些，正是新版本扩充部分所关注的内容。新一代的任务是，找到能够延续前辈缔造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现状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遭受了一场严重而持久的金融危机，这使他们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而在新世纪伊始，他们又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此外，他们还要学会如何去面对一群新富起来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这群公民厌恶过去受到的种种束缚，渴望对社会建设事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叙事史最近已经在学界失宠，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模式和问题意识，更偏好主题研究。而在此期间，史学界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合作丰富了对新加坡(尤其是对其独立后时期)的理解。但这并不能完全取代对这样的一种编年史的需求：恰如其分地关注并描述每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试图将个体和事件置于时间推移的进程中，同时还要考虑到人类的弱点和“意想不到的法则的作用”。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如今已故的柔佛苏丹伊斯梅尔阁下曾热情地从自己的家庭相册中为我翻印了一张他的曾祖父、天猛公易卜拉欣的照片。已故的Eric Jennings先生慷慨地准允我使用他收集的照片。

本书前几版的撰写要感谢多方：李氏基金会(Lee Foundation)的资助，新加坡大学(University of Singapore，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图书馆、东南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tltheast Asian StLldies)、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和新加坡档案馆，以及香港大学图书馆，还有英国的公共记录事务局(Public Record Offiee，现为“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印度事务局图书馆(IndiaOffice Library，现为大英图书馆中的“印度与东方档案”[Oriental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Library])，以及牛津大学的罗氏图书馆(Rhodes House Library)的相助。我也非常感谢它们此后又持续为我提供的帮助。

在早期修订本书之时，1989年在杜汉大学做哈特费尔德访问学者(Hatfield Fellow)、1993年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做档案学者(Archival Fellow)，以及1995—1996年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做访问教授，这些经历都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对此我非常感激。我还要感谢《海峡时报》当时的总编辑(Zheong Yip Seng以及前资料室主任Lye choy Lean，他们在我1993—1995年集中研究《海峡时报》150年历史的那两年中，对我帮助匪浅。我还要感谢剑桥丘吉尔档案中心主任Allen Packwood的帮助，以及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东南亚资料员Nicholas Martland多年来的支持。

此外，我还要感谢以下机构、会议及其负责人，感谢他们邀请我提交论文并为我提供与学界同仁共同研究探讨的机会：香港大学的历史系以及亚洲研究中心，吉隆坡的马来西亚遗产学会(MalaysianHeritage Society)，2002年在槟榔屿由Khoo Salma Nasution和Neil Khor组织的槟榔屿故事研讨会(Penang Story conference)，以及其他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在新加坡、吉隆坡和槟榔屿与研究前海峡殖民地学者的会晤。

我也有幸于2006年应邀前往新西兰和新加坡作了一次收获颇丰的访问。我首先在“东南亚会议：过去、现在与未来”(由奥克兰大学为纪念荣誉退休教授Nicholas Tarling 75岁寿辰而举办)上陈述了我的观点；其后我又得到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做研究并开设了一个研讨班，对此我要感谢当时的系主任Anthony Reid教授和副主任Chee Heng Leng。我也很感谢能有机会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的教员们进行讨论，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马来西亚资料室室长Tim Yap Fuan。

2007年我参加了Emma Reisz博士和Thum Pingtjin在剑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组织的一场别开生面的“讲述国史：三十年来的新加坡”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主要召集了一批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年轻学者，撞击出了许多新的观点火花。同年晚些时候，我荣幸地得到机会，从其他不同的角度看待新加坡的历史：应Ooi Keat Gin教授之邀，为槟榔屿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的一场研讨会呈递我的一篇论文，并在伦敦参加了由Ben Murtagh博士组织的一场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eiety)主办的关于“英国与马来世界”的研讨会议。

John Bastin博士和Karl Hack博士曾阅读过本书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有时甚至很严厉)的意见。他们两位，以及前面提到的诸位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士，多年来曾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见地，并给予我鼓励、意见和支持，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但他们对本书中的任何观点和错误都不承担责任，我将全权负责。

我要最真挚地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的员工们的耐心和宽容，尤其是我的编辑Paul Kratoska，他为本书的编辑花费了大量心血。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

牛津，2008年8月

就新加坡共和国本身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1965年才独立建国，它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就算加上填海成功预计可能增加的土地，总的面积也不足800平方公里。或许正因如此，大多数历史研究者都不单独研究它，而倾向于把它作为马来半岛的一部分来考察。但这些都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历史，或者没有作为研究对象单独考察的价值——这本篇幅达50万字的《新加坡史》就是想说明这一点。

不过，这样一本篇幅不小的新加坡史著作，并不是通过一味将新加坡的历史追溯得更久远来完成的。它着重详述的时间段也就两百年左右，仅从1819年前后，新加坡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开始。这既是因为研究早期历史缺乏相应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更是因为，作者相信，从回溯的角度看，对今天的新加坡影响较大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要素，主要都是由这段历史决定的，此外，新加坡在整个地区乃至国际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也仅是这两百年中的事。而作者又赞成叙事史具有的内在价值，倾向于在关注各种问题、理论之前，先要原原本本地按照时间序列讲清发生过的大事，呈现出现过的重要人物。这些决定了本书的涵盖范围、篇幅安排和相对来说比较像纪实文学的叙事风格。

当然，作者在导论里面也对新加坡史的总体研究现状做了概括，并告诉我们，无论是她所采取的叙事立场、着重叙述的时间段，还是她选取的“主人公”，对其他一些学者来说，都是存在争议的，也有人更愿意强调整个地区的马来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更愿意从强盛的马来海上商贸帝国时代开始讲述新加坡经济制度的逐步演化，或者更愿意强调，对塑造今日新加坡贡献更大的是亚裔人群，而不是那一小群和殖民制度相关的欧洲人。如果读者更愿意听取这样的故事，也可以从作者提供的线索入手。我相信，从她提供的非常详细的注释和书目中可以看出，作者最希望的，是激起读者对探索新加坡历史的兴趣，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阅读、翻译本书的过程，也确实让译者在我们这个邻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中发现了不少耐人寻味之处，对那里的某些现状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再想及，新加坡虽然是年轻的小国，但近几十年来，我们却常常号召要学习新加坡的经验，考察团更是来来去去非常热闹，可惜真正学到并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却似乎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我想，看完这本书，了解了更多新加坡的历史之后，读者们或许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77年，这次引进的是2009年出版的修订版第三版。在引进过程中，新加坡出版方表示了相当的重视，似乎也表明他们对该书的赞赏程度。本书的作者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1927—2008)是一位英国学者，伦敦大学的历史学博士，长期专注于对新加坡历史的研究。她早在1952年就来到东南亚，在马来亚的政府机构做公务员，1955—1971年间，她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后来转到香港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历史系系主任，退休后直至去世，她还一直任新加坡人文研究所的荣誉教授，以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荣誉研究员。

书中所涉人名和机构名称的翻译，遵循的是首先尊重新加坡历史上约定俗成的译名，或当地统一译名，再考虑国内译名统一的原则，主要参考了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网站(http://chineseterms.zaoDao.com/chineseterms.html)、新加坡文史达人博客(http://blog.omy.sg/sgstory/)、李光耀的两卷本回忆录——《风雨独立路：1923—1965》(世界书局，台北，1998年)和《经济腾飞路：1965—2000》(世界书局，台北，2000年)，以及《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等。有些译名可能在读者看来会比较拗口，如“辜加兵”(即新加坡的尼泊尔廓尔喀族士兵)，但可能更能有历史代入感。

最后，囿于译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欧阳敏

2013年6月23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