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不会萎缩(增订版)(精)》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文集。黄仁宇及其提倡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代表作《万历十五年》畅销20余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及于史学界之外的非专业读者。
此版根据台湾版本重新修订,在前版的基础上增补了《个人经验与历史》以及有关蒋介石和其他主题的数篇重要文章。
《大历史不会萎缩》本书中,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通过中外的历史对比,结合自身的经历,重新审视中国现代的历程,对其中的事件、人物进行了重新解释与评价,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视角。
本书中,黄仁宇以“大历史”的观点,对古代、近代的部分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等进行了重新阐释,展现了“大历史”在今时今日的意义。
《大历史不会萎缩(增订版)(精)》搜集了黄仁宇生前发表的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访谈、时论等形式。是对他所提倡的“大历史观”的进一步阐释与研究上的具体应用。在前版的基础上增补了《个人经验与历史》以及有关蒋介石和其他主题的数篇重要文章。
作者从数百年前着眼,通过与英国、荷兰等国家之间的比较,指出中国要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与其他国家所经过类似之程序大致相同:需要创造高层机构,翻转低层机构,并重新厘定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中国近现代的人物、政党、事件即在中间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作者认为,“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一百年之内将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三百年。”这全部经过,由“公众之志愿”所促成,而非领导人物独断,而且领导人物自己往往做了执行历史发展之工具。因之,我们在看历史时,要注重事实后面的非人身因素,而非止于道德上的评断。
除此以外,作者还从“大历史”的角度,对古代、近代的部分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等进行了重新阐释,展现了“大历史”在今时今日的意义。
编者说明 林载爵
个人经验与历史: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大历史不会萎缩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如何修订他的历史观
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拟“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答客问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张择端为我书制图:历史小说《汴京残梦》写作纲要
1619 年的辽东战役
从珍珠港事变说起
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
1945 年的上海
风雨飘摇:1946 年初期的东北
如何了解历史人物蒋介石
关于蒋介石日记之二三事
接受历史的仲裁:如何纪念蒋公忌辰
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点看法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
资本主义与21 世纪
从历史的观点看东南亚金融危机
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
掌握人类知识之全豹:《新世纪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中文版序
关系:从大历史观点看性、金钱、生死关系
道德与技术之间:黄仁宇答客问
摆脱旧传统,寻求新路向:访问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
附录 万历皇帝:长期荒废政事与消极对抗
个人经验与历史
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1938 年的夏天,当日军进攻武汉的时候,我工作的《抗战日报》因故停刊。我那时有意从军,所从的军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中央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委员长兼。骤看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抗战日报》的主笔为田汉,在我为田伯伯;和我在同一楼房的编辑室内以笔墨劳动的则为廖沫沙,在我为沫沙兄。虽然我在这时候还没有知道他已多年为共产党员,但是在谈吐中知道他们思想前进,而沫沙兄尤其慷慨激昂。而同我去成都的则又有田伯伯的长子。海男弟当日尚未成年,毕业之后,我们同在驻印军工作,抗战一停止,他就自动入人民解放军。我听说他对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和炮兵的训练,做有实质上的贡献,又曾在朝鲜战事期间,去过前线,此是后话。
且说我们到武汉军校复试时,看到《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希天兄也是我们在长沙见过面的,那时仍是无党无派,和他一同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陈侬非则确实为共产党员。我知道他于抗战前的20 世纪30 年代被国民党人员抓住,受过苦刑,当日仍感筋骨隐痛,获得我们的同情。
长江一见到我们,就想劝我们放弃从军的念头,要我和他一起办“青记”。自己说还不算,又请其他朋友苦口婆心地央劝。我当日刚满二十岁,擂吹唱着大丈夫投笔从戎的雄心壮志,不为所动。长江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军,也应当到延安进抗大,不应当到成都进军校。我们就说,延安所教的为游击战,我们想学的乃是正规战。我那时确是少年气盛,我认为中国军队在长江防线守不住,乃是将领偷生怕死。假使所有的将士,统统一步不退,“撼山倒海易,撼岳家军难”,何至一退就几百里,一溃就几十个师跑得落花流水?有一个晚上我们又谈到这延安和成都分歧点的问题,在座也有潘梓年先生。旁的朋友都说希天兄对,独有潘先生偏对我们同情。他说我们既有这志向,应当去成都。希天兄乃边笑着说:“你们既有《新华日报》的社论为你们做后盾,那我不能再劝了。”因为在武汉时代,潘先生常为《新华日报》社论的执笔者。这些往事,已快有半个世纪,今日追怀,当然有不胜沧海桑田的感慨。可是这篇文章执笔的动机,又不仅是吊念亡友,而更不是夸说自家有先见,所以今日保持在海外偷安的侥幸,也不是因袭滥调,假惺惺地负荆请罪,做言不由衷的忏悔,乃是叙述在大陆时代的大动乱中,很少人能对前途做彻底的打算,常常是因时就势,也常常是遇与愿违。只有最后局势稳定中,才能将前后的来因去果,看得清楚。因之更叹赏历史的发展,有它的规律。与之相较,个人不仅力量微薄,其所观察,也难能衡量全盘局势。
现在先说1938 年,此时还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在武汉的各种集会中,通常有两党的人士和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抵掌摩肩,我们年轻人,更没有为政治问题留难,只希望抗战胜利,中国不至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已。因为国民党有“清党”的历史,抗战期间,两党已生嫌隙,内战一开,更是黑白分明。下一代的人,总以为我们这一代对党派问题,早有成见,去此舍彼,也出于早期志向,如田伯伯及海男弟他们一家与周恩来总理有旧,对于传统所谓“世交”。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不是全般现象。与之相反的则有如沫沙兄熊夫人的父亲,即沫沙的故岳父熊瑾玎先生,为武汉时代《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他的儿子熊笑三则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在昆仑关击败日军时任团长,抗战结束次年冬即荣任国军的第二百师师长。二百师是当年全国数一数二的“机械化部队”,熊笑三将军为国民党高级干部亲信可知。至于在两党中来往的人物,情形更多。我们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国军十四师当排长。按战斗序列十四师属五十四军,其前军长陈烈,即曾为共产党员。我们的团长梁铁豹,也曾为共产党员。而在驻印军任国民党党代表的盛岳,则不仅曾为共产党员,也是早期留俄学生,因为反对苏联侵华政策,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苏联专家,以后更出席联合国会议,指摘苏联。用不着说的,由国民党去共产党的情形更多。
希天兄范长江因他的政治活动,牵涉过多,为《大公报》所不容,被胡政之开革,以后办《国新社》,入共产党,在苏北解放区工作,人民政府成立前后,曾在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做过负责人,听说于“文革”期间在河南确山身故。田汉田伯伯寿昌曾写《关汉卿》的剧本,把他满腔热忱及艺术情调熔合一炉,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只是好景不长,听说他身故的情形也极凄惨。只有他所作《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今日人民共和国国歌,使我们知道他的人,一闻聂耳的乐曲,如见寿昌其人,可谓精神不死。沫沙兄虎口余生,三年前又为我著书《万历十五年》作题签。我为他欣幸,个人也非常铭感。只有陈侬非兄,则很少为人道及,又始终为“无名英雄”。P1-4
1985年,黄仁宇在台北版的《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提出“大历史”的观念,他说《万历十五年》虽然只叙述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迹,但却属于“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范畴。“大历史”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整体面貌。在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他从1984年开始撰写《中国大历史》(China: Macro History ),对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解释。该书1987年定稿,1988年由美国Sharpe 出版公司出版。他亲自改写的中文版则于1993年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大历史》仍然保持着黄仁宇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这些观点在这本书撰写期间及其后的文章与专著中,他反复申论,读者自然印象深刻,但引起的反对意见也自然产生。
针对这些批评,黄仁宇也陆续提出他的回应,这本文集的第一个部分便是这些回应的总集,而以“大历史不会萎缩”作为书名,正是要彰显黄仁宇对“大历史”的信念,不因外界的评论而有丝毫动摇。他要借着他的论证重新修订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个人观感及人物传记,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大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旧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他明确地说:“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因为:“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对“大历史”的再度解说。《中国近代史的出路》《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与《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三个演讲互有关联。读者若想掌握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大要,这三篇文章提供了最精要的说明。《中国近代史的出路》是1992年11月,黄仁宇在台湾东海大学所做的一系列三个主题的演讲,从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到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再到现代的展望,勾勒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对现场的东海大学师生说:“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1992年11月在台湾中华电视台视听中心的演讲。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不相衔接,或是经济的条件变更,或是对外关系改观,整个国家社会逼着从基层再造,当中必有一番变乱,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出于这样的要求。《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是1991年11月讲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对于修订近代中国史,他提出了四个原则:
一、我们应当继续搜集原始资料。
二、在整理各种资料时,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
三、以宏观眼光看历史时,注重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
四、大历史的逻辑必与当事人的逻辑不同。
他特别强调,写历史与写个人传记不同,个别人物如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人身方面是对敌的,但从历史的长远眼光来看,他们的作为在历史上的意义,必定前后连贯。
本书第三部分是时论与短评。黄仁宇对时势的进展保持高度的关切,举凡珍珠港事变、拉吉夫·甘地被刺、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以及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他都能提出本于大历史观点的解释。
书中也收录了写于1998年9月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一文。公元1618年至1619年的辽东战役是明代生死存亡的一战,黄仁宇以第一手史料做分析,将战争过程做了最完整的叙述,并亲自绘图说明,展现了黄仁宇细腻的史学分析能力。
《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黄仁宇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他应葡萄牙纪念航海探险功绩委员会之邀,在1999年10月23日,于“大西洋国:葡、澳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讲。他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如何因为不同的历史条件,被延宕或是被超越。他从这个角度综观了中国自145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并对传统中国的迟滞不进与20世纪中国的改造,提出了他的大历史解释。
本书搜集了黄仁宇生前发表但未刊载于已出版文集的文章,部分内容曾收录在1995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出路》一书中。
黄仁宇曾说:“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的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对于别人的批评,他的回应是:“批评我的书的分成两部分,一是讲框框格格的,我没有框框格格,世界上若没有马克思、没有韦伯,整个历史还是可以写的。第二种说我是目的论(teleology),我写书没有那么大的眼光,没有一个universal destiny,我的是很实际的。并没有说一个社会一定会变成怎么样,我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历史知识,觉得现在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走。”他要再三表明的是:“我们只能相信历史有它的用途、它的连续性、前后连贯,这样才能建立历史观。”读者应该可以从本书中的各篇文章了解这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