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丑笔记》是国内著名藏书家止庵的随笔集，共计收录49篇随笔文章，纯字数10万余字。书中的文章被分为四部分：（一）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与阅读；（二）对拉美、日本、欧洲文学经典的理解与阅读；（三）对庄子、周作人、鲁迅文章的研究；（四）作者个人阅读中的感悟与回忆。

《六丑笔记》是当代散文名家止庵先生的书话随笔集，展示了作者多年来读书与写作的经验，涉猎贯穿古今，融汇中外，所论遍及周作人、废名、钱锺书、博尔赫斯、川端康成等海内外大家作品，说文论理富含思辨，闲笔漫谈遂破旧窠，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散文研读的新思路。

卷一

 就文论文谈胡适

 关于钱玄同

 《自己的园地》

 《废名文集》序

 《阿赖耶识论》

 真正的书话

 读《台静农散文选》

 读《钱锺书散文》

 谈才子文章

 再谈张中行

 关于有感而发

 “初冬的朝颜”

 谈游记

 谈传记

 关于情书

卷二

 博尔赫斯与我

 川端文学之美

 疯狂及其他

 爱情小说

 写小说的诗人

 喜剧作家

 距离或绝望

 一支没有射击的枪

 局外人与局

 谈孤独

 神来之笔

卷三

 庄子与《庄子》

 旧文今读

 另外一个鲁迅

 关于《艺术与生活》

 《苦雨斋译丛》总序

 周作人与《太阳的季节》

 《知堂杂诗抄》补遗

 废名佚文考

 《诗经别裁》跋

 被颠倒的解构

 历史情结与情结之外

 作为话题的陈寅恪

 有是事说是事

 旁观者之一瞥

 俄罗斯情结及其他

卷四

 《俯仰集》序

 《俯仰集》后记

 《落枕集》序

 读书二十年

 对我影响最大的十本书

 莫扎特与我

 寄河南

 “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后记

后记之后记

关于钱玄同

我们应该有一部《钱玄同全集》。这将大有裨益于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和学术史研究，而且对今后这两方面的发展也能有所帮助。就我个人而言，其实还有一点自私的理由：我真的很想读，这样则可以方便许多。讲到我对钱氏的兴趣，除了上面说的，还在于其文章本身，我觉得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无论如何也是自成一家的。遗憾的是这些文章从来不曾收集过。我自打生了一个喜欢的念头，就没少花功夫翻找当年的报纸杂志，虽然遗漏甚多，可是说几句闲话总是可以的了。

一言以蔽之，钱玄同的思想是“激烈”，他的文章则是“率真”。而这两者都有个底子，或者说是有所依靠，即作者原来是一位功底深厚、创见卓越的学问大家。晚年时他在《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总结说：

“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小脚，……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

这里不谈钱玄同在思想革命上的功绩，只指出一点，就是他谈论的思想方面的话题几乎都是在他的学术研究里生了根的。而他写起文章一向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阵前叫骂（如有名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也无不可，但是我们读来却从来不觉得粗鄙浅露，反而别有韵味，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也正是新文学运动开始前后那一代作家所特别有的本事，后来的效颦者怎么也学不像，乃至一学就成为恶札了。钱玄同说：“老老实实讲话，最佳。”（《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此语原本不是随便说的，换个人“老老实实讲话”试试看，大概就未必“最佳”。这使我想起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所说“文以气为主”，似乎过于玄虚，但也许正可以用来说明钱玄同一派文章，盖学问成就即是他文章（思想亦然）里的“气”也。一来因此看得透，二来落笔放得开，他很有那份自信。这不是后来所谓“学者”那种摆架子，那还是被拘束了；对钱玄同来说正相反，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我想这正是从其学问成就升华来的。所以我们先得说他学问做到家了，然后再说他文章做到家了。不妨从钱氏《国语罗马字》一文里引一节为例：

“古代的野蛮人，因为知识蒙昧的缘故，不会分析音素，制造音标，只好要说太阳，就画太阳；要说乌龟，就画乌龟；要说‘歇脚’，就画一个人靠在树底下（休字）：要说‘下山’，就画两只脚向下，而旁边再画一座山（降字）；要说‘看见’，就在身体之上画一只大眼睛（兄字）；要说‘救人’，就画一个人掉在坑里，两只手拉他出来（丞字，即拯）；这就是所谓‘象形’‘指事’‘会意’之类。这种文字，不但难写，也造不多，而且给事物的形状束缚了，既不便于移作别用，又不易于改变一部分，只合给野蛮时代的独夫民贼们下上谕，出告示而已。到了社会上有了学术思想，著书立说者逐渐加多，这种野蛮的文字早就不能适用了，所以有所谓‘形声’‘转注’‘假借’种种的方法，把事物的图画渐渐变成声音的符号。既然把文字看做声音的符号，自然‘乌龟’的符号用不着像乌龟，‘看见’的符号也无须有狠明白的一只大眼睛；质而言之，便是字形没有表示意义的必要而有表示声音的必要，没有求像的必要而有求简的必要。由写本字到了写假借字，是弃义主音的证据；由写古文到了写草书，是舍像趋简的证据。”

这么一个枯燥而又严重的话题，被他说得如此清晰透彻，活灵活现，真是举重若轻的功夫。当然文章对于钱玄同来说始终只是第二义的，他毕生都在思考，发现，至于写不写在纸上在他本无所谓。他是有名的“述而不作”的人物，胡适尝批评是“议论多而成功少”，他自己则更正为：“岂但少也，简直是议论多而成功无。”他的不写文章与写文章其实有一点是相通的。以“述而不作”而“作”，则一方面是不能不“作”，要说的真有分量；一方面并没有把“作”当成多么隆重的行为，只是“老老实实讲话”。“气”如果有这个东西，就不是装出来的；摆架子或作态者不是被学问之事吓唬住了，就是被文章之事吓唬住了。相比之下，最可望而不可及的是那份底蕴，那份态度。这才叫作“文如其人”。钱玄同激烈、率真，我还想说他潇洒、亲切。现在大家都讲文章是本色的好，其实本色的文章最难，难不在文章本身，难在写文章的那个人。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

P8－11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为我们写东西添了一点麻烦。曾经有位关心我写作的朋友，建议我承担一点为读者拓宽视界的任务，我谢未能。其实不光是我，我们谁也做不到报告新的事实：无论你说什么，一定会在某一范围之内为他人所知。前几天我参加一个活动，有听众问及写作之道。另一嘉宾建议多读书，我插话说，读书可能鼓励你写，也可能促使你不写，因为你由此知道人家已经写过了，而且写得比你将写的要好。说到底我们只好讲讲旧闻，然而我们未必不能说出些许新意。如果真有这个把握，那就不妨一写；如果没有，则还是藏拙为幸。譬如窗外有一株树，张三也写，李四也写，写来写去都还是这一株树，结果张三与李四的文章居然不同，不同者不在这株树，乃是人人的感受不同。这样说话似乎很没意思，殊伤真心爱好文学者的雅兴，但文章至少有一部分道理是在这里。关键是不要说现成的话。在我看来，一篇文章只要有一个意思——落到实处可能只是一句话而已——别人从来没写过，就可以写。

以上说的是写文章的两种路数，以事实胜出做不到，尚可以感受胜出，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读者一方，后一层的确不及前一层容易把握切实。因为事实都是硬碰硬，一眼就能看出来；感受则必须引起同感，才能得到承认。所谓“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好像是句奉承话儿，其实乃是大家暗暗定下的评判标准。我知道这个境界很高，只是担心它有被滥用的可能。感受首先是一己的，若有同感那是沾了光，或者干脆说是缘分，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没有取得同感的感受也是感受，无论推之于全体，或者推之于个人，皆是如此。或许此人没有同感，彼人却有：或许这一部分人没有，那一部分却有；或许现在没有，将来却有，不管什么情况，都不是抹杀某一独特感受的理由。而感受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的独特性。相比之下，我更怕的是在相反的一方面，即滥调是也。滥调一出，则文章彻底完蛋矣。有句话平常讲得顺嘴了，近来我却忽然有点儿怀疑，即“某某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的心里话为什么自己不说出来，却指着别人去说；反过来，我既不想也未必说得出别人的心里话。这样想法其实并非创见，曾见钱玄同有番话说：“我近来觉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譬如一条街上有十家人家，家家自己扫了他的门前雪，则此一条街便已无雪矣。”我是有所领悟。或许要批评这些都未免过于理想主义，钱氏讲的社会事情，咱们不大懂得；若论文学，那么还是该强调点儿理想主义，因为文学原本不是必需，实在干不干两可的。而就这个话题而言，理想主义就是宽容。

讲到文章的具体写法，还有求拙与求巧之别。我老早为自己定下求拙的方向，但讲别人文章的好处往往又在巧的一方面，似乎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文章之好说来只有一个，就是到位，无论意思还是文字都该如此，而求拙抑或求巧在所不论。我喜欢的一句话是“述而不作”，好像只能用来说拙，其实也能用来说巧。另外这对写作者总有点儿不搭调似的，因为“写”本身就是“作”。但是我们不妨把写作者视为两种角色的综合体，他既是创造者，又是表述者，“述而不作”仅仅是针对后者而言，他应该“述”他的“作”，而不是“作”他的“作”；如果真的有所创造，那么在表述过程中就无须添加，否则就成了做作，反而有所丧失了。话说回来，有那个巧的意思，正不妨有巧的表达，这要具有两样本事，一是发挥，一是克制，缺乏任何一样都只能是弄巧成拙。当然这里所说仍有理想主义之嫌，而我们往往不是自以为是，就是眼高手低。那么勉强说一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至少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编《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时，见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一通有“鄙人自知能力所限，所写文章缺点甚多，编集时亦未十分斟酌，往往一集之中有若干篇后来读之常自惭愧，欲删削之而不可得”数语。大家尚且如此，何况我辈乎。是以常想过去出的集子若能重印就好了，首先不是为了传布，而是为了其中一部分不再传布。现在《六丑笔记》又得着机会，遂删去整整十篇，觉得稍稍心安一点。说老实话，那些文章写得并不算很坏，其中有的意思也不错，但都是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我对此实在不大摸门，要发议论还得下功夫补课，恐怕此生已无这份时间与精力，只好循重印《如面谈》《沽酌集》的前例，一概都不要了。

《六丑笔记》所收各篇最初发表时，谷林先生常常赐函加以评议，例如：“《读＜钱锺书散文＞》这样的标题，在报刊上，显得大方醒目，但收编成集，恐当斟酌，不然在目录页上就会有点像一排仪仗队模样了。编辑硬添上去的专栏名称‘新书评价’，也不惬人意，不过这些皆属末节，不会妨碍读者欣赏止庵的独特风格。”（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九日）然我实在拙于给文章起题目，所以编集出版时并未另改，有点对不住他老人家。如今再次记起这桩往事，却仍想不出恰切的篇名。不觉谷林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多，类似这样中肯的意见很难再听到了。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