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1］，至手画形容［2］，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3］。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4］，待挂冠而为密者［5］，皆形骸之论也［6］。
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7］、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8］。予稍为更而演之［9］。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10］。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11］，恒以理相格耳［12］！第云理之所必无［13］，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万历戊戌秋清远道人题［14］
注释：
［1］弥连：即弥留，指久病不愈。本书第十八出《诊祟》写杜丽娘：“自春游一梦，卧病如今，不痒不疼，如痴如醉。”
［2］手画形容：指亲手为自己画像。本书第十四出《写真》详细描写了杜丽娘自画春容的全过程。
［3］溟（m韓）莫：即溟漠，幽晦广远。指阴曹地府。前蜀杜光庭《马尚书本命醮词》：“洎乎沈潜异质，溟漠殊庭，同沐玄风，咸升道域。”
［4］荐枕：即荐枕席，进献枕席。先秦楚国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李善注：“荐，进也，欲亲于枕席，求亲昵之意也。”这里指男女欢会。
［5］挂冠：指辞官。密：亲近。《三国志·诸葛亮传》：“情好日密。”
［6］形骸：指形体，意谓肤浅之说。以上三句的意思是，真正的有情人不一定肌肤相亲，而是以情为主，不重形骸。
［7］晋武都守李仲文：《法苑珠林》“张子长”条记载，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城北，后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常）年二十，梦一女，自言前府君女，不幸而夭，今当更生，心相爱慕，故来相就，其魂忽然昼现，遂共枕席。后发棺视之，女尸已生肉，颜姿如故。梦女曰：“我将得生，今为君发，事遂不成。”垂泪而别。
［8］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搜神后记》卷四载，冯孝将任广州太守时，他的儿子梦见一女子说：“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今已四年，为鬼所枉杀。……应为君妻。”后于本命年的生日，掘棺开视，女子体貌如故，遂为夫妇。
［9］更：变动。演：推演，引申，发展。
［10］汉睢阳王收拷谈生：晋干宝《搜神记》载，汉谈生四十无妇，夜半读书，有女子来就生为夫妇，约三年中不能用火照。后生一子，已二岁，生夜伺其寝，以烛照之，腰上已生肉，腰下但有枯骨。妇觉，以一珠袍与生，并裂取生衣裾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王识女袍，以生为盗墓贼，乃收拷生。生以实对。王视女冢如故。发视之，得谈生衣裾。又视生儿正如王女，乃认谈生为婿。
［11］自：连词，假如。《左传·成公十六年》：“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通人：学通古今、知识渊博的人。
［12］理：理学家所谓的纲常之理。格：推究，衡量。以上四句意思是，人世间的事情无奇不有，不是人世间一般的情况所能全部包括的，如果不是通人，就常常以理去衡量一切事情。
［13］第：副词，只、只是。
［14］万历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清远道人：汤显祖别署清远道人。此题署首见万历四十五年（1617）石林居士序本，卷首为《牡丹亭还魂记题辞》，由此可确考此系刊印该剧的最早刻本。
评析：
《牡丹亭》不仅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剧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汤显祖为《牡丹亭》写的题词，既是对作品内容的具体阐述，也是“情至说”的一个宣言。
整个题词强调了一个“情”字。汤显祖认为杜丽娘是天下最有情的女子。她在游园时，梦见了自己理想中的情人柳梦梅，醒后日夜思念，以至生病。病中把自己真容描下，然后死去。三年之后，复生成人，与柳梦梅终成眷属。
汤显祖认为，“情”有巨大的力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它不受任何约束，能冲破各种枷锁。如果是“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便算不得真挚的情，最高境界的情。总之，情是不可遏制、不可扑灭、不可战胜的，也是不能用常理去衡量的。“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人们只知道这在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哪晓得这是情的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为了表现情，可以出现超现实的情节，不必拘泥于常理，不要为生活真实所局限。
很明显，在汤显祖的心目中，“情”与“理”是对立的。这其实也是他一贯的看法。他在《寄达观》一文中曾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两者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汤显祖是“唯情论”的积极倡导者。他直截了当地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总之，要写情，不要写理，这便是他题词的中心思想。
汤显祖所说的“情”到底包含着什么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杜丽娘身上找到答案。既然他认为杜丽娘是天下最有情的人，当然，她便是情的化身了。杜丽娘不甘于虚度青春，向往美好的生活，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幸福爱情，憧憬个性解放。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她不顾安危，抛开生死。这便是汤显祖所说的“情”的内容。汤显祖揭示的“情”与“理”的对立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所揭示的人性与神性的对立，在实质上也是一致的。汤显祖所以要选择李仲文女、冯孝将子、谈生等三个志怪故事作为《牡丹亭》的素材，就是因为那种超乎生死的男女之情，能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情”的冲决一切的力量。
汤显祖感叹人世间的事，并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晓畅书写的，也没有谁是通晓一切事理的。人们往往以理性来压制人性，从理性的角度断言没有此事，哪知道从感情的角度看则是必然存在的。杜丽娘为了冲破理性的樊篱，走向神圣的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又岂止杜丽娘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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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写道：“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按：实为同一年）。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当伦敦的寰球戏院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东方庙会的中国舞台则在演出汤显祖的《紫钗记》和《牡丹亭》。汤、莎二人是同时出现在东西方的两颗最耀眼的艺术明星。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海若，又号清远道人，出身于临川（今江西抚州市）城东文昌里的一户书香之家。从小天资聪颖，刻苦攻读，“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诸书”（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他不但爱读“非圣”之书，更广交“义气”之士，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铸就了正直刚强、不肯趋炎附势的高尚品格。青年时代，汤显祖因不肯接受首辅张居正的拉拢而两次落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34岁时，即张居正死后次年，才中进士。但他仍不肯趋附新任首辅申时行，故仅能在南京任太常博士之类的闲官。在职期间，他与东林党人邹元标、顾宪成等交往甚密。
明王朝进入汤显祖所生活的嘉靖、万历年间，已是千疮百孔、腐朽不堪。万历十六年（1588），南京在连遭饥荒之后，又发生大疫，汤显祖目睹朝廷的救灾大员饱受地方官贿赂反而得到升迁的事实，便于万历十九年（1591）毅然上疏，抨击朝政，弹劾权臣。这篇震惊朝野的《论辅臣科臣疏》，使汤显祖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他被谪贬广东徐闻县典史。一年后移任浙江遂昌知县。在任期间，他清廉俭朴，体恤民情，下乡劝农，兴办书院，抑制豪强，平反冤狱，驱除虎患，除夕放囚徒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些局部政治改革的成功，使汤显祖相信用“瞑眩之药”便能够医治明王朝的痼疾。然而事与愿违，他在遂昌五年，虽然政绩斐然，百姓拥戴，却受到上级官吏的欺陷和地方势力的反对。黑暗的现实既堵塞了他施展个人抱负的道路，也浇灭了他依赖明君贤相匡正天下的政治热情。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决计向吏部告归，回到老家临川玉茗堂寓所。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代表作《牡丹亭》，接着又完成了《南柯记》（1600）、《邯郸记》（1601），加上早期的《紫钗记》（1587），汤显祖以“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构成一幅明末社会的现实图景。既然仕途不通，政治抱负无法实现，那就把批判与理想诉诸笔端，通过作品去反映时代，表现他全部的爱与恨。
在中国文化史上，汤显祖是最富有哲学气质的文学家之一。他13岁即师事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后来又非常敬仰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思想家李贽和名僧紫柏禅师（达观），并提出了著名的“情至说”，与封建的“理”的教义相对立。这种先进的哲学观点，为他的创作活动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共创作传奇五种。《紫箫记》为未完成的处女作，在其未仕之前（1577）与友人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等临川才子合写于故乡。主题仍未脱“才子佳人”之俗套，基本上没有反映什么社会矛盾。此时的汤显祖还未涉足官场，怀抱一腔用世壮志，出世思想还未出现。至于作品中出现的“侠”的观念，乃是其后来在创作中反映正义与邪恶斗争的一个基础。“临川四梦”的基调与特色，均能在《紫箫记》中找到雏形。
十年后，汤显祖在南京任上对《紫箫记》进行彻底改写，易名为《紫钗记》。《紫钗记》较好地继承了唐人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体现了汤显祖的“情至观”，鞭挞了封建权贵，歌颂了理想的爱情。剧本除对霍小玉和李益的坚贞爱情进行了极为动人的描绘外，较之《紫箫记》，特别增加了卢太尉这一人物。对卢太尉专横跋扈的揭露，显然反映了汤显祖的个人经历。
在“临川四梦”中，作者自己最为得意，在社会上影响最大，并奠定汤显祖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地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以五十五出的篇幅，敷演了生死梦幻的奇情异彩—“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全剧通过杜丽娘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和幻想中的喜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表现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冲决礼教罗网的决心，歌颂了他们为追求理想的婚姻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可以说，《牡丹亭》这部悲喜剧，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透露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最初信息。
《南柯记》取材于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这部作品反映了汤显祖戏曲创作的一个大转变，同时也是其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思考的表现。在剧中，他一方面通过淳于棼居官南柯，严于律己，勤于政事，将南柯一郡治理得物阜民丰、世风淳厚的事迹，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其中；一方面通过淳于棼的宦海浮沉，真实地反映了明朝中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特别是对于封建君臣之间所存在的尖锐矛盾，揭露至深。
《邯郸记》系由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改编，其创作意图在于批判时政，揭露和讽刺上层统治者的卑鄙无耻。卢生不像《南柯记》中的淳于棼，他毫无匡时济世之志，只是一心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地位越高就越加腐败，这正是对当政权臣的写照。剧中写卢生梦醒之后，求仙证道，宁肯在天门清扫落花，也不愿在人间过那种争名夺利的龌龊生活，是大有深意的。这明显表达了作者对官场的极端厌恶。
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与同时代的徐渭、李贽和袁宏道等人相近，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提倡抒写性灵，强调“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他一生写了2200多首诗歌，颇多佳作，特别是《感事》《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等诗作，把矛头直指封建皇帝，其大胆和尖锐，为同时代诗作所罕见。
在戏曲批评和表演、导演理论上，汤显祖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西厢记》《焚香记》《红梅记》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曲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作品的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要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答吕姜山》）。他和以沈璟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他自己也勤于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续栖贤莲社求友文》），“自踏新词教歌舞”（《寄嘉兴马乐二丈兼怀陆五台太宰》），“自掐檀痕教小伶”（《七夕醉答君东二首》），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宜黄腔的戏曲艺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是我国古典戏曲导演学的拓荒之作，汤显祖堪称中国古典戏曲导演学的拓荒者。
汤显祖的戏曲作品和戏剧活动影响深远。师法于他的“玉茗堂派”戏曲家，在明代有吴炳、阮大铖、孟称舜等人，清代则有洪昇、张坚和蒋士铨等。直到今天，“四梦”里的许多精彩片段还保留在京剧、昆剧和地方戏舞台上。
汤显祖戏曲是我国乃至世界戏曲史上的杰作。四百年来，汤显祖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自2001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来，汤显祖戏曲作为昆曲的代表作品，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汤学研究业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汤显祖的剧作初以抄本行世，传于友朋。《玉茗堂尺牍》卷四汤氏《答张梦泽》信中说：“谨以玉茗编《紫钗记》，操缦以前；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此信写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邯郸记》尚在写作中。其后渐有刻本，汤氏生前刻本已经梓就，并广为流传。明清两代汤显祖剧作刻本众多，仅以《牡丹亭》而言，就不下30种。
比较而言，晚明毛晋所刻《六十种曲》本是晚明剧坛上的通行本，也是明清刻本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六十种曲》不仅全部收录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还收录了其未完成的处女作《紫箫记》，以及硕园删改本《还魂记》，充分说明了毛晋对于汤显祖及其剧作的推重，可谓别具慧眼。他的版本，反映了明代后期社会的审美观念，也最接近汤显祖时代的思想风貌。
我们编撰的这套《汤显祖戏曲全集》即以毛晋汲古阁刻本为底本，并与明清其他版本参校，尤其参考了当代钱南扬、徐朔方诸先生悉心整理的笺校本。我们的工作是对汤显祖的全部戏曲进行精当的注释和评析，力求通过简洁准确的注释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并从文本出发，联系舞台演出，涉及情节发展、人物性格、艺术特色等诸多方面，帮助读者进一步鉴赏和品评汤显祖戏曲，使全书成为一套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汤显祖戏曲读本。
《汤显祖戏曲全集》属古籍整理选题，包括《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紫箫记》，是对汤显祖戏曲作品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全集》以明末汲古阁刻本《六十种曲》为底本，对汤显祖所有的戏曲作品进行注释和评析，全面展现了汤显祖戏曲作品的全貌，反映了汤显祖完整的戏剧创作思想，是当代汤显祖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这套书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和古籍整理项目。
《汤显祖戏曲全集(共5册)(精)》是为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而隆重推出。本书是一部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汤显祖戏曲读本，底本精良，注释准确，每出戏剧后面都附以深刻的评析，这在同类书籍中属于独创，为戏曲爱好者及汤显祖爱好者的枕边必备之书。这套书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和古籍整理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