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蒙与稀粥的随想
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的老编辑，委实已有许久未能面见王蒙了。近几年来王蒙到南京讲学或售书时，我也曾想去看望他，但终因诸多不便，而未能遂愿。对此，有时不免有些遗憾。而且据我所知，一些熟识王蒙的朋友，也都在关注着王蒙近期的创作、健康及其忙碌的身影。
尽管如此，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老编辑，与王蒙的结识、相交经历，直到现在依旧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见，印象颇深。盖因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作家与期刊、编辑共建共存的文学史关系中，如果说一批“右派”作家乃是《钟山》作者队伍的主力军，那么，北京的王蒙、李国文、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南京的高晓声、陆文夫、张弦、艾煊等，便是《钟山》十分倚重的作家之一。而《钟山》和我与这批“右派”作家的友好合作，又正是建立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学观念之上的。记得王蒙在《钟山》创刊30周年时曾题词“钟山美景三十年”。我以为，这既是对《钟山》的热情鼓励，也可以说是作家与刊物之间知音效应的结果。而1991年，王蒙为短篇《坚硬的稀粥》打那场关于粥的官司时，赠书、致信于我，当也是作家与刊物的友情显示。
诚然，新时期以来，作家与刊物之间的双向选择，都为作家与刊物、与编辑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上世纪末，王蒙从新疆伊犁河谷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我与他见面初识，到去他迁居光明楼、前门大街的新址约稿，再到东四小胡同四合院的生日拜访、席问叙谈，都一一镌刻在我的脑际，尤其是他较早地应约在《钟山》“作家之窗”上发表中篇小说《风息浪止》，再到他夫妇俩应邀来宁访问，我陪同他们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墓，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作为编辑、朋友或是读者，我都会不时地忆念起我所熟悉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恰巧的是，近日翻检旧时书札，忽而见到一本王蒙亲笔题签赠我的《粥》文学集和两封简短信函。闲暇时随意翻检浏览，竟不仅生出一些关于粥的联想，而且还追忆起与王蒙的某些交往经历。自觉这些陈年的细屑小事虽无多大史料价值，于我倒也不乏纪念意义，特小记于下。
随意翻阅这本17年前出版的《粥》文学集，忽而发现，除了题词“兆淮同志一笑”颇令人玩味之外，这本只有14万字的小册子竞收录王蒙关于稀粥的四篇文章，关于《坚硬的稀粥》的10篇争鸣文章，另收集了19位作家21篇关于粥的随笔。此书本缘起于王蒙的一篇寓意多重的讽喻小说，由小说引起文坛争论并不奇怪，再由争论而演绎出一场诉讼官司，这就有些令人惊诧了。更令人怪异的是，在这争论前后，竞唤起全国近20位著名作家、学者撰文就粥的话题洋洋洒洒地写作了20多篇随笔，而且这些随笔或考古议今，或意趣盎然，读之颇给人以旁征博引、痛快淋漓之感。明明是有所指向，并非无病呻吟，却又偏偏一字不提小说争论之事。难怪张洁在《潇洒稀粥》一文结尾处说：“无论如何，1991年稀粥年是稀粥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年。”也难怪有人如此概括沸沸扬扬的粥年：粥文传中国，粥话满中华。
就我的饮食习惯而言，说到稀粥，首先唤起的，便是我个人关于粥的记忆与体验。起初年少时，在我的印象里稀粥总与贫穷摆脱不了干系。幼时家贫，在农村常常是早晚喝大麦粥(又名罕子粥)，中午吃菜稀饭或菜干饭。及至解放后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跨人首都中央级研究机构的大门，仍然要经常喝玉米粥、吃窝窝头，那时，我方才醒悟到，原来告别稀饭与告别贫穷一样，毕竟不是靠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一蹴而就的。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勃兴，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之后，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起了较大变化之时，告别稀饭加咸菜这才有了可能。即使偶尔在连续享用丰裕美食之后，出于调剂口味，或是满足忆旧之需，想喝稀粥，那再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稀饭加咸菜，而大都变成了名目繁多的美味粥：肉粥、鸡粥、鱼粥、虾粥、海鲜粥、皮蛋粥等等。在告别稀粥多年之后，人们又常常不免怀念起稀粥来。每每在旅行归来时，我常让家人给我熬点小米稀粥，外加酱黄瓜。吃起来特别爽口。可见，尽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粥也处于变化之中，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人仍然忘不了稀粥。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作为《钟山》编辑去北京陈建功家组稿，他不止一次地亲自为我做海鲜粥，吃得我满口生津，直呼过瘾。前两年有两位京中朋友来宁，我即学建功之法，招待他们喝粥，只不过已不是我在家操持，而是请客人到潮州粥店撮了一顿虾米鱼粥。结果此举也赢得了客人的首肯与称赞。
看来，在古今中国，无论贫富，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大约人人都有过关于粥的记忆与体验，都有说不完的话语。于是，我想，或许稀粥原本就是中国独特的餐饮文化的组成部分，与贫富贵贱并无多少直接的干系。可知，由小说引发的那场关于粥的争论，虽然看起来不免有点闹剧的意味，但闹剧的背后，却也似乎隐藏着、关涉到时代思潮的走向。那种动辄给人戴政治帽子、搞影射批判的做法，毕竟不大时兴了。
关于这场因粥而起的争论，如今已逝去了近二十年，成为一段尘封已久的文坛历史。应当说，这桩发生在90年代初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坛风波，其开场与收场方式，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微妙复杂的。随着时间的变迁，孰是孰非，功过评判，也许已经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如今的王蒙仍有一定的创作活力。那篇寓意丰满的讽喻小说，即使如今读来，仍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仍有相当的生命力。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那些强加于人的粗暴武断的批评，作家毕竟可以选择拿起笔甚至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无论如何，这是值得庆幸的。
其实，《粥》文学集与其说是一本关于王蒙小说《坚硬的稀粥》的争论集，倒不如说是一本关于粥的随笔集。或者说，这本随笔集，皆因对王蒙的小说的争鸣而引发的关于粥的话题，因而取名争鸣集也无不可。然而，王蒙就是王蒙，他能机智地把对其小说严肃的政治批判化作一场嬉笑怒骂的玩笑。而其他写随笔的作家虽然只谈粥，不提王蒙及其小说，却又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文学观念。真可谓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王蒙及其撰写随笔的作家朋友的聪明与机智之处，也应看作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文明，为作家的创作自由提供了某种可能。记得王蒙常喜欢说，现在是作家创作的“黄金时代”“最好时期”，或许正基于此。
作为一名当代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我自然十分清楚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作品的分量：他的生平历经坎坷，屡遭挫折，但像他那样先后荣获全国性短篇奖三次、中篇奖两次，长篇《活动变人形》又颇具影响力，且身兼作家、评论家、学者、编辑的几重身份，就作品数量之大、变化之多、题材之广而言，实可称之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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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者梦与编辑路(代后记)
身处和平年代，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大约总会是悠远漫长的；即使置身于运动连绵的状态下，也会有幸福与苦痛、平安与焦虑伴随着你的一生。作为一个年纪七十有五的老人，尤其是一个从上世纪40年代走出来，又经历过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人生暮年之际，便不大可能不对自己的一生，反复地作一些品味回顾，并在不时回顾与追忆中，品味思索自己的这一生，哪怕自己尚称不上是那类迭遭磨难命运多舛的文化人。
在我这个经历平淡的文化老人的一生中，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也不免带有某些时代和社会的印痕。我渴望在我的最后的人生落幕之前，能为自己记下这辈子人生的辛酸苦辣，同时也为我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留下一些痕迹，哪怕是淡淡的浅浅的也好。我无法知道今后的人生还会给我留下多长的时光，我唯有抓牢当下的每一分钟，实现我的这一最后的愿望。我仿佛觉得，唯有这样，才算没有虚度此生，辜负曾来人世间走过的这一旅程。
如果可以撇开在家乡禾场上听故事所向往的文学梦不算，也不谈学生时代读文学书籍时所萌生的作家梦，那么，196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当时谓之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时，我倒是着实做过学者梦的。那时节，我一个毫无背景的平民学子能够有机会来到中央一级文学研究机构，且能面见学生时代一向崇敬的一流学者，甚至又有机会向这些权威学者拜访求教，不消说有多么兴奋和庆幸了。虽然我自知自己并非出身于书香世家，也从无深厚的文学素养，但我愿意也深信，只要花上十年功夫，刻苦研读，将来成为一名小有成就的学者，却也并非没有可能。还记得1964年8月我到北京建内五号文学所报到之后的一天夜晚，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曾暗自立下了这个志向。
可谁也料想不到，1964年我到北京国庆还未过，随即便被派往安徽省合肥党校参加“四清”工作队集训，不久就被派往寿县九里公社玉皇大队搞“社教”运动，并一待就是一年有余，直到1965年底结束“社教”工作返京，刚分到当代文学研究室，读了三四个月的当代文学书刊，尚未拟定一篇选题，就被“文革”风暴冲得晕头转向，旋即又被学部轰轰烈烈的大字报海洋、大批判运动所裹挟，抽身不得逃离不得，身不由己地就陷入两派群众组织的激烈、长期的争斗之中。此时资料室封闭了，学术权威被批斗了，一个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部门顿时就像是经久不息的战场，哪里还有一些学术研究的气息，更何谈做学术研究了。
更为令人难以料想的是，正当年过三十已进入个人婚恋成家之际，“五七”指示让我等调入文学所的青年学子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蔡仪等学术精英一道被抛入河南信阳地区息县“五七”干校，在工军宣队领导下，从事清队和农业劳动长达三年左右。直到1974年底，我在文学所耗费了十年时光，除了大字报，竟未写成一篇学术文章，我的学者梦几近破灭之时，我遂下决心，离开北京，告别文学所，调回母校中文系任教。
又让我料想不到的是，我原想调入南京大学就学任教的申请，却被调了个包——正像某位名人所言——我原想走进一间房屋，却不料阴差阳错地被领入了另一个房间——我接受到的调令，是江苏省出版局属下的江苏省人民出版社，我成了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名编辑。在那个个人无法左右、决定自己命运和职业的时代，我别无他法，只能无奈地认命。
1974年底，我怀着无限的眷恋，带着利用逍遥时光打造的几件家具(方桌、床头柜、碗柜、小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京，只是未能回到母校，而只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单位报到，从事并不熟悉的文艺编辑工作。好在当时，我刚刚35岁，我还有重新学习的机会和重新安排自己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打算。
可惜的是，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又完全不懂得处理人事关系的书呆子，工作和生活均不大顺遂。
这种不顺一直延续到我之后参与到《钟山》杂志的编辑工作中。按理说，江苏人民出版社应和着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之风尚，79年创办《钟山》之后，举办各类文学笔会活动，是甚得省内外作家的好评的；当我投入编辑工作之后，也不只是将此视为谋生之职业，而是当做喜爱的人生事业来全力操持的。谁知参与编辑工作不久即发现，编辑部内部在办刊方针、宗旨及组稿方向、审稿意见上，均有很大的分歧，且常常闹得很不愉快。不得已之下，1984年《钟山》遂由出版社划归省作协门下。
自打1984年《钟山》划归省作协之后，在我与编辑部一部分同仁眼里，供职《钟山》再也不只是一个谋生的饭碗，而几乎是安身立命之所，是一项值得奋斗终生的文学事业，我们共同谋划确立刊物新的办刊宗旨与发展方向，精心举办各种文学笔会活动和文学学术讨论会，热情组织全国老中青作家队伍，热心举荐文学新人；与此同时，还下功夫挑选组建一支编辑队伍，开展各类业务培训活动，提高编辑业务素质与水平，努力使刊物与编辑一道成长，共同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共同努力，《钟山》终于获得作家与读者的好评与认可，被文学界称为全国大型期刊中的“四大名旦”，被国家出版主管部门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类期刊，从而跨人全国一流文学品牌刊物之队列。与此同时，从《钟山》编辑部也走出了七八位具有一定成就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
在我长达30年的编辑生涯中，在我编辑、副主编、执行主编的成长过程中，我亦曾为《钟山》付出过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并与《钟山》一道成长，共同发展。我曾协助主编精心策划过各类文学笔会和学术会议，曾多次率领年轻编辑赴京组稿，约请中青年著名实力派作家为《钟山》撰稿，并提议创办由著名作家、评论家共同撰写的“作家之窗”专栏，团结、吸引了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名评论家队伍，我还作为责编编辑过三篇全国获奖中篇小说和历史剧。
作为一个从小在农村乡场上就做过文学梦的少年，大学毕业后在文学研究所又做过十年学者梦的中年人，1984年自《钟山》划归省作协之后，我便可能在立足《钟山》打造品牌文学期刊的同时，围绕期刊的发展与创新，通过编辑之路，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在我看来，文学之梦本应是作家与读者共同织成的，也是由作家和编辑共同完成的。
我先是为从《钟山》发表处女作，甚至走上文学之路的文学新人及其新作，撰写评介文章，向读者向文学界推荐新人新作，同时也为作为省级文学期刊的《钟山》宣传造势；继而，我也适当为一些向《钟山》提供力作的中青年作家写些评论文章，以打消一些优秀作家生怕刊发在《钟山》的作品被埋没“打瞎”。
如果说，当年“文革”十年后，学者梦的破灭曾不时给我带来过阵阵的失落与隐痛，那么，随后在30年的编辑之路上，虽然耗费了我不少的心血，熏染了满头的白发，但只要有文学陪伴，看见《钟山》已从省级地方小刊成为期刊之林里的一棵文学大树，我也便该感到欣慰和知足了。编辑、出版这本文集，原不过是在表明一个老编辑的心路历程时，也记录下一些时代的投影而已。
是的，作为一个七十有五，又身患多种职业病的老编辑，我该就此停笔打住。在我退休十年之后，如今搜集旧作编完这本文集不胜感叹之时，我禁不住题下小诗一首，以作对我的文学编辑生涯的纪念：十年一觉学者梦，国事家事两茫然。卅年踏上编辑路，白发满头终不染。
写于2014年初
凌云健笔意纵横
——序徐兆淮《编余琐忆》
丁帆
徐兆淮先生的《编余琐忆》一书即将付梓，他嘱我为之写一篇序言，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照理说他长我十几岁，应为长辈，晚辈给前辈作序乃为不敬之举，但是，我们相识相知已经35年了，且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是文章合作者，也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风风雨雨的日子，因为我十分珍惜和留恋那些青春岁月里的真诚友谊，故沐手提笔，为我的忘年交老友献上一瓣秋日的金桂。
也是1979年的金秋时节，我在栖居于南京大学南园学生宿舍里的许志英先生的房间里见到了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的徐兆淮先生，因为许先生喜欢与朋友聊天，这间小屋便成了我们经常海阔天空吹牛的场所。那时我才知道徐兆淮先前也是打算跟随许先生一起调动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来任教的，不知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池，他就去了出版社。作为一个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毕业的学生，他与许志英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共同度过了“四清”与“文革”时代，二人一起回到家乡，颇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意，住的又近，所以常常在一起聊天，我作为一个倾听者，就常常去蹭聊。那时正值思想解放，聊天的核心问题以中国的政局走向为多，问或也谈学术问题，主角当然是许老板，其间也常有以前北京文学所的同事来宁出差在此客串闲聊，俨然成了一个未冠名的俱乐部，直至许先生80年代中期分到住房为止，那间宿舍成了我们永远的记忆。我和兆淮就是在那里开始了文学交流和友谊的航程。
从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转至江苏省作家协会的《钟山》杂志，徐兆淮把后半生的精力都倾注于编辑工作，可谓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就是在那一时期，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常常为一个稿件讨论数日，尤记得对李杭育的《船长》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的刊发意见讨论得那么认真，可惜当时他还是副主编，而我们在讨论作品之余，则常常把意见著成文字共同署名发表，所以才有了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新时期小说解读》。在那个共同探讨文学作品的日子里，我们的平等交流和无私的争论，成为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文学记忆，那种毫无功利性的文学作品的讨论，至今看起来似乎显得十分迂腐与可笑了，但是我深深地珍藏在自己的生命的日记之中。
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扬州工作，每每回宁探望父母时都要与兆淮和许先生聚会聊天，记得是在1985年徐兆淮升任主编的前夕，积极举荐我到《钟山》杂志和他一起工作，其工作调动几乎已经接近完成，记得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海啸在中山陵疗养院里接见了我们，对我宣布党组意见：任命我为《钟山》编辑部主任。孰料后来情况突变，我则失去了终生与兆淮共事的机缘。直到1988年，在叶子铭先生、许志英先生和董健先生的合力下，我才得以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遂又回到了聊天的俱乐部的环境之中。此乃幸与不幸，自有我们心知肚明也。
兆淮是一个十分认真和勤勉的人，除了撰写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外，晚年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往事与故人的回忆之中。从王蒙、李国文、邵燕祥、从维熙、汪曾祺、林斤澜、宗璞、袁鹰、柳萌、阎纲、林希、艾煊、高晓声、陆文夫、张弦、宋词、戴厚英、何士光、杨苡、忆明珠、章品镇、俞律、叶子铭、陈辽这样的老一辈与平辈作家和师长，到晚辈作家王安忆、梁晓声、贾平凹、阎连科等，他的记叙给上一世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从中我们感受到了一部作品问世与编辑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也是作者在多年办刊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其中许多回眸既往、反思未来的中肯意见实乃当下办刊的宝贵经验之谈，值得办刊者参考借鉴。
兆淮是一个一生老实本分的学人，除了办刊写作，生活要求极低，烟酒不沾，除了看看电视，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甚至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殊不知，他一生的坎坷能与谁说呢？除了社会环境因素的不顺外，比如他曾经在作协遭遇过极不公正的待遇，我和许志英先生为之愤愤，力主他在惊慌失措中发起反击！其家庭的种种不幸也使他在时时的痛苦中煎熬，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黯然神伤，默默流泪，所以，我读了他为同事和同乡许志英先生写下的悼文，更能够理解一个同病相怜者借灵堂哭牺惶的心境……写到这里，我已经不能自已了。
几年前兆淮忽得大病，他在病中还坚持写作，努力留下这些文字，其中有些文章发表在我主编的《扬子江评论》上，那一阵，他写一篇我就发一篇，我是想让他尽快地看到这些文章面世，却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殊不知其中之良苦用心谁能理解呢？对此我只能报以沉默。
对一个只能用笔写出自己一生经历和思考的学者编辑，我向兆淮致敬！我为此生有叶子铭、许志英、徐兆淮这样的师长和朋友，以及周围一大批同道者陪伴同行而庆幸与自豪，因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相信，只要尚能动笔，徐兆淮还是会写下去的，除此而外，他又能干什么呢？！
是为序。
徐兆淮著的《编余琐忆(我的编辑之路)》是一个老编辑的心路历程，一个时代的历史投影。
我渴望在我的最后的人生落幕之前，能为自己记下这辈子人生的辛酸苦辣，同时也为我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留下一些痕迹，哪怕是淡淡的浅浅的也好。我无法知道今后的人生还会给我留下多长的时光，我唯有抓牢这人生的最后时光，实现我的这一最后的愿望。我仿佛觉得，唯有这样，才算没有虚度此生，辜负曾来过人世问走过的这一旅程。
徐兆淮著的《编余琐忆(我的编辑之路)》以亲历者的身份，以学者和编辑的眼光，用近似随笔的文体，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史、期刊史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史料，为当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留下一些可供回忆的痕迹！
徐兆淮是一个十分认真和勤勉的人，除了撰写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外，晚年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往事与故人的回忆之中。从王蒙、李国文、邵燕祥、从维熙、汪曾祺、林斤澜、宗璞、袁鹰、柳萌、阎纲、林希、艾煊、高晓声、陆文夫、张弦、宋词、戴厚英、何士光、杨苡、忆明珠、章品镇、俞律、叶子铭、陈辽这样的老一辈与平辈作家和师长，到晚辈作家王安忆、梁晓声、贾平凹、阎连科等，他的记叙给上一世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从中我们感受到了一部作品问世与编辑不可分割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