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Ⅲ激情文艺复兴)》是法国年鉴派经典传世之作！

“星期天历史学家”、本书主编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与马克思并列为20世纪19位最著名的史学家！

本书独特角度，正史和野史合一。

插图版：3000余幅未曝光的私人生活图片和图片故事。

与“正史”相对，与“公共舞台史”相对，与男性统治史相对。

非纯粹个人的秘密生活史！

私人生活史并不是记录一些逸事，它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它的背后是国家。

史学上最伟大的历险，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欧美一流高校世界史专业必读书。

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Ⅲ激情文艺复兴)》记录的是：近代早期，随着以王室财政转化为公共财政为发端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以及印刷书写文化的普及，一个个人化的隐私世界得以形成，而所谓的宗教自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私人自律领域。这个以礼仪、规范、隐私、品位等组构而成的私人世界，是近代西方“公与私分权而立”的公民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

导言

1、现代模式

 序言

 政治和个人生活

私人关系和公共当局

家庭和社区生活

 两次改革：社区奉献和个人虔诚

天主教观点

 读写的实际影响

估算识字率

各种阅读实践

2、个人化的形式

 导言

 礼仪的作用

 隐私的庇护所

私密场所

内心世界

 品位体现的身份差别

饭桌上举止的讲究

吃喝的变化

吃喝的精致化

 儿童：从湮没无闻到个性关怀

 个人私生活文学

类型界定

私人空间

身体

 文学实践：公开个人生活

文艺复兴时代的冲突

个人生活：隐秘的和外露的

写作的新的合法性

3、社区、国家和家庭：发展轨迹和紧张关系

 导言

 公众和个人

家庭观念淡化

角色的重新界定

革命性的变化

 朋友和邻居

 家庭：住房及群居生活

代表作品：从房子转移到了室内

生活方式

居民群和家庭结构

 家族：个人隐私与社会风俗

公开仪式

公共秩序和私人领域

 家族的荣誉和隐私

荣誉

保住了的秘密

紧张和辩论

4、尾声

政治和个人生活

当艾蒂安纳·德·拉博埃蒂力图去解释社会关系中那种最令人费解的扭曲——使一个人统治所有的人成为可能的“自愿受奴役”——时，他没有抨击政府当局的委托代理原则。在他看来，危险根源在于，人们基于私人友谊的模式，对君主展示了过分的信任，甚或抱有一种适恰的感激之情。他说：“我们的本性是这样的，履行友谊的共同义务占了我们生活的很大一部分。热爱美德、敬仰高贵的事迹、对我们所受到的恩惠表示感激、为了提高我们的信誉和我们所爱并值得我们爱的人的利益而牺牲我们的享受，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私人关系和公共当局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法理学家们不愿对共和政府大加赞誉，但把公众利益看作是区分统治和从属地位的理由。区分统治和从属地位不容置疑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但更为世俗的人坚持把他们的热情和服务奉献给他们所熟悉的上级，并习惯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付给他们。甚至在知识界，人们也在权衡依附他们所欣赏的人的价值和代价。亨利·德·康皮翁，一个17世纪的诺曼底绅士。在他早期写的手记中尽管没有愤慨，但并非无怨言地感叹处理好贵族的职责和忠诚于市民的义务是如何地难。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看到康皮翁对王子一派的忠诚——他的保护者一派，苏瓦松和旺多姆伯爵——这表明他赞成使用正当方式去反抗专制，这位诚实且头脑清醒的绅士的政治良心因此得到完全放松。然而，甚至康皮翁也记录有在危急紧张时刻他得努力思考，采用温和的诡辩技巧使自己体面地脱离困境。

康皮翁，一个贫穷的、身为次子的绅士，从实际出发，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忠诚仅献给一个准备接受它的王子。在选择博福尔公爵时，他仔细地权衡了可选择的重要关系，公爵“那时及以后和我住在一起，很乐于助人。对我比王子对那些乐于为他效力的人们更有礼貌，因此我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任何行为都不会使之削减的热情和仰慕之情”。然而在1634年事业刚开始时，他才20岁，还不够谨慎。作为王室边防军团中的一名少尉，他被邀请加入奥尔良公爵的军队以提高其地位。这支军队是奥尔良公爵在和西班牙秘密签订协定以后，为了能结束自己的流放生涯而招募起来的。那时，这不属于政治问题：“我当时只是一个寻求运气的贫穷人家的次子。但我希望通过体面的方式来达到我的目标。因为我尚在国王的军队里效命并待在他的地盘里，对我来说，我得把我的职权交给我的副手才适合答应他们。”换句话说，康皮翁只希望以恰当的方式辞掉自己的职务，以便以后无人能指责他的逃离。至于离开国王的军队，加入到与国王的敌人联合起来力图颠覆国王统治的王子的队伍，“我有正当的理由为自己解脱，我不是临阵脱逃，公爵(奥尔良公爵)是国王的弟弟，王位的明显继承人，没人能指责我反叛，尤其是……这位王子丝毫没有违拗他所尊崇的陛下，只是与他的敌人红衣主教(指黎世留)发生了争吵。”整个分辩满是强调个人诚实和追求自我发展的字眼：康皮翁，被一个亲戚招收，“其目的也是把我推向发迹之路”。谁能指责一个没有前途的，且如他坦白承认是为了讨好王位继承人而放弃自己自由意志的中层士兵？我们清楚30年后的康皮翁仍然为他极为周到的决定而自豪，尽管很不幸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他得和其他两位同仁一起逃命，“我们放弃了参加把我们的职务交给我们的副手的仪式”。在他的手记的开头，他说他写作是为了教育他的后人，因此我们猜想，在描述这次毫无结果的小冒险行动时，他大力称道自己细心逃脱责任的行动，即使那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忠心。这只不过是个人的决定，除了一个军官决定一个军团而不是另一个军团外，别无其他。

更为困惑的两难情况出现在1634年，博福尔公爵要暗杀马扎然。康皮翁不赞同，因为他认为，这位大臣不应该受到如此暴力的处置，他善良的灵魂不希望去承受这一指责。而且他相信，谋杀成功会对策划谋杀的一方有利。然而，他同意保守秘密，且如果决定执行这一计划，只是不要叫他亲自去杀这位主教，他就会做博福尔希望做的一切。他和博福尔的个人关系因此更紧密了：“我决定不管发生什么都跟随他，不管他采取什么决定，我都不会背弃他。”如果这位王子决心公开亮相，他，康皮翁，就会克服一切反感“毫无羞耻地站在他身边……我对他的职业义务和深情厚谊都使我要那么做”。这一次他摒弃了政治借口，也明白他正在参与非正义的、反常的、不光彩的行为，他甚至也这样对公爵说。然而他应该“忠诚地为他服务，尊敬他”，也就是说，他内心所认同的私人忠诚标准，压倒了他作为一名布衣及审慎行事的顾虑。这位热心人，在领会人的理智对行为的影响方面有很大进步，他每次出发到战地去，总把书当作战备品的一部分带着。至于直接动机：荣誉的两个保证条件——诚实和忠诚，虽然足以引起变化，但它们本身是不变的。它们是感情世界固有的组成部分。一旦他接受了建立在友情、爱、男子汉深情基础上的物事，这种感情就会成为康皮翁生命中一个极其强大的力量。

P21-P23

撰写一部关于私人的生活史有可能吗？或者说，“私人”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所指的情形和价值观是如此不同，我们因此就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延续性和区别吗？这就是我希望在本书中解答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个时期，为了便于讨论，我简述一下它们的特征。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晚期，个人陷在封建的公共团体生活中，融人到某一个或强或弱的功能系统中。作为某一封建领主庄园或某一部族的成员之一，或是束缚于一定的臣属关系中，他/她及其家人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按照现今或现代其他时期所理解的“公共的”和“私人的”的语义，这个世界既非公共的。也非私人的。

简言之。私人与公共混淆不分，“王室财政”与公共财政不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首要的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点，即如诺贝尔·埃利亚斯所表明的，日常生活的许多行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继续下去——都发生在公众场合里，我添加两点补充以修正这个笼统的陈述：其一，限定个人行动界限的社区——无论是村庄、城镇还是城市，是一个彼此相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相互了解，时时都能看到他人的生活。而在这个世界之外，则是那些充满神奇传说的人们居住的未知领域。对人们来说，唯一的居住空间、唯一受到法律管治的空间，就是公共空间，

其二，即便在人口相对稠密的时期，社区里仍然存在着许多让人想象的私人空间。这些地方为人们所识，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保护：如窗户一隅、门廊一角、果园深处的僻静地点、森林里的一块空地或小棚屋里。

中世纪的这种情形与我们在19世纪看到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隐匿。人们不再相互熟识，工作、休闲娱乐和家庭生活都变成了相互独立的活动。男人和女人都追求私人生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坚持要求有更大的自由去选择(或至少感觉他们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退人家庭，家变为逃避外界之所、个人生活的中心。

然而，直到20世纪初，旧式集体社团式的社交生活仍流行着，尤其在城市工人阶级之间或农民中间：男人有餐馆，女人有公共洗衣间，大街则是男人和女人们的共同活动场所。

这两个历史阶段的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几种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学说都提出了各自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进化说，按照这种观点，西方社会历史自中世纪以来是天定的，它朝现代化的演进是稳定而持续的，尽管其间有偶然的顿挫，突然的逆转，甚至瞬间的倒退。这种解释模式模糊了16、17和18世纪西方社会主要特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难以在变革的事物和继承的事物之间(或那些我们所认为的变革的事物和继承的事物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

我认为第二种解释更具吸引力，更接近于事实。它要求我们改变通常的历史时段划分，提出自中世纪至17世纪末，人们的基本态度(也就是心态)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我是通过研究对待“死亡”的态度的历史演变得出这一结论的。换句话说，适合于政治、社会、经济甚至文化史研究的历史时段划分法，并不适合于心态史的研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部的关系，都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以至于我们必须把现代早期视为自发的和原始的阶段，甚至还要牢记它是归属于中世纪的(当然是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现代早期并非简单地是现代的先驱：它是独特的，既非简单的中世纪延续也非未来的雏形。

……

就我看来，个人私生活的整个历史可归结为社交形式的变化：从街区、城堡、庭院、广场和村庄的无名社交到以家庭甚至以个体为中心的更有限的社交。这里的问题是：社交形式如何从“公私混淆”，转变到一个个人和社会相分离、个体包含甚至限制公众的形式的？我这里使用的“公众场合”一词和“公共公园”及“公共场所”的用法一样，指的是一个可供相互不认识的人相遇并相互欣赏的地方。

这一重要变化的历史和范畴很值得追溯探讨。然而我很快发现我的朋友们即使不完全反对，也不能全盘接受。他们认为“公”与“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立面。关于个人私生活的讨论和随后的对话，使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像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公”与“私”两个对立面另一个方面的涵义我不太了解，因为我对政治史较为生疏。 “公共”一词也可指国家及国家服务机构，然而“私人”一词(特别是在法语中)指国家权限以外的一切。就我看来，这是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有用的方法。

在中世纪的许多国家里，国家很弱或只有象征性的权力，个体只能依赖社区或他的保护人的保护，个体没有可称为是自己的东西，甚至他们的身体也不属于自己。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只有心甘情愿地接受保护才能幸存。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生活和个人生活是没有明显界限的。除了那些受害者，没人能过个人生活，任何人都在集体中发挥作用。这种以政府为中心解释“公共”的路径和以社交为中心解释“公共”的路径是同等的，因为它们都同样促成了社交的公共和私人模式之间混淆不分。

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一步是出现了诺贝尔，埃利亚斯所谓的“宫廷政府”。王宫承担起某些早期分散的政府职责，如维护法律和秩序、法院、军队，等等。因此，空间和时间使没有公共意义的各种活动——私人活动——成为可能。

这种变化不是简单地产生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期，政府事实上没有执行它所宣称拥有的所有权力。这些权力的空隙为它的附属机构所填补，它们行使着社会职能和个人的责任。亨利·德·康皮翁毫不犹豫地离开他所效忠的国王而加入到反对国王的王子们的行列中。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无论他为哪一方战斗，他都在为国王服务。那些以国王的名义行使实权(军队、司法和警察)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但用的是自己的钱，如果国王能时不时地赠送贵重礼品使他们的花费得到补偿甚至更多，他们就会十分高兴。在这种情况下，省府总督或首席法官的家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例如塞维涅太太抱怨国王在普罗旺斯的警察总监德·格涅昂先生奢靡代理挥霍，但格涅昂在法庭上代表的是国王，要想起诉他，就得与某种类型的法官直接交谈，按我们现代思维方式，这看上去是不符合职业伦理的，但不这样做，法官又无以知晓案情事实。诉讼当事人实际上是在和政府交涉，并完全意识到作为政府官员和作为一个个体是不同的，但政府仍被当作家产一样管理着。

这种对集体事务和公共服务的观念，不仅从年代上看甚至从更深层的内涵上看，都与社交形式划分是一致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传递信息和形成并执行决定的途径，这个阶段的团体是以各种关系而定的，这种种关系决定交际的本质。集体生活中的接触更激发了私人友谊。这对产生信任感不可缺少。

当政府最终成功地执行它长期以来宣称属于自己的职能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法国，路易十六政府及他的地方行政长官和首相卢瓦用职员和司局的官员代替了宫廷说客体系，以公开的工资代替私人开支。其他政府，如英国，奉行完全不同的方案：地方贵族(我们称之为公共执行官)担当地方行政长官，同时他们必须同意接受和遵守政府的法律和其他制度。

下面谈的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情况，此时的公共领域已不再被私有化，公共事物不再和个人利益纠缠不清。因此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封闭的个人领地，这块个人领地与集体生活完全脱离且完全自治，并常为家庭所占有。但居住在这块领地上不参与集体生活的人(不同于16、17世纪的达官显贵们)感到失望，并由此而产生了关于政治及一系列政治要求。这样我们兜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

现代个人私生活必须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集中于社会公务人员和私人个体的对立及政府和最终成为家庭的领域的关系：另一方面应集中于一种转变，从公私混淆的无名的社会交往形式向一种更分散的交往形式转变，后者把旧式的无名交往方式和基于职业联系的关系及家庭生活的平等关系联合起来。

这是一部介绍古代私人生活史的优秀著作。本书主编乔治·杜比通过艰辛的研究与探索，为我们讲述了有关古代人私生活的有趣故事，勾勒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画卷。作者渊博的学识及对历史事件入木三分的剖析，对我们清楚了解那段社会历史大有裨益。从城堡的宏大建筑到农民普通的服饰，本书都一一提及。我极力向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部著作。

——法文版编辑评论

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它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乔治·杜比

一到夏天。便见众多的旅游者手执导游手册，纷纷去观看考古发掘现场。但是。导游手册并不是全部，它不会教你如何去看，如何去想象当时居民的模样，去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室内活动以及他们亲密相处或相互保持距离等情形。

——保罗·维纳

该书以学者和普通人的眼光，描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思想、情感、身体、态度与看法、习惯与居所、原则、标志和印象等”。

——《图书馆会刊》

本书所述，事实上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尝试过的、类似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日常生活。

——《出版家周刊》

7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法文版五卷本《私人生活史》……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了。

——南京大学许钧

我还受到菲利浦啊利埃斯和乔洽·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一书的启发，因此希望能够为研究中国家庭找出辆的理论模式。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本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奖

这一部《私人生活史》韵目标就在于探讨在各时代中那些影响私人生活的性质和观念的历史因紊，在中国史的范畴内。台湾学者此类的作品，尤其是围绕着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文化现象的讨论，正逐渐展开。

——蒲慕州，理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