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朱莉失踪的第八年，我的女儿已经在人间蒸发了这么久，过去的每一天都让我度日如年。为了完成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我打起精神，走出屋子，去给学生们上课。刚一开门，一股热浪就扑面而来。才五月中旬，休斯敦就已经像个蒸笼，空气炎热得仿佛是从人们嘴里呼出的热气。锁门的工夫，我就出了一身汗，用五六步走到车库便已大汗淋漓。坐到车里时，保温杯表面的塑料膜也被我手中的汗打湿了。我一手端着黑咖啡，一手扶着把手往越野车上爬时，却因为手里有汗而打了个趔趄，黑咖啡从杯子里晃了出来，溢到杯盖上，甚至溅到手上，但我懒得去擦，让它们自己蒸发好了。我打开车内空调，发动了汽车。
休斯敦的夏天仿佛急不可耐的孩子，每年总是早早地到来。
我沿着车道把车倒出了院子的铁门，这道安全门是在朱莉被绑架后装上的，虽然为时已晚。穿过街区，沿着支路，我驶入了I—10州际公路，一连串的上坡路直通天际，像骨骼分明的恐龙尾巴。上午八点，正是城市交通的高峰期，主干道和三条支路都被堵得水泄不通。我费了很大力气终于挤进十四条车道里，放眼望去，一排排汽车在太阳照射下发出刺眼的光，红色的汽车尾灯微弱的光一闪一闪。哦，这个狼狈的早晨。
我想越过前方的车看到更远处的路况，闲置在家的那辆普锐斯虽然省油，底盘却不够高。现在，汤姆这辆大个头的黑色路虎成了我的最爱，我每天开着它穿梭在三条高速公路上，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在以龟速行进的车队里，我得以卸下警惕，仔细寻找路边商业街遮阳篷上打出的广告牌：大男孩一元店、墨盒世界、洛杉矶造型。还有沿路的墨西哥餐厅粉红色的招牌笑容，收费公路旁宜家那蓝黄相间的巨大广告牌和躲在零零散散的紫薇花后面险些被掩盖的老黄砖公寓，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我，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需要它们的提醒，就像我母亲离不开《玫瑰经》：万福的洗车先生，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请为我们祈求，数码快即。自助仓储女士，我们向你叹息哭求。
尽管现在寻找朱莉的招贴已经不见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它过去就在那儿，在I—10州际公路和610匝道的交叉处，挨着养老院的塔楼，就夹在第一浸礼会教堂和立交桥中间。但五年或六七年前，托管人就决定把牌子撤掉，我想肯定是因为费用太高了，虽然我并不清楚具体数目，因为朱莉的基金都是汤姆在打理。现在，这块广告牌上的寻人启事已经变成一个教会牧师的大笑脸，他正咧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俯瞰着来往的车辆笑，旁边附着一排字：“人应该每天都有信仰，而不是每天一个信仰。”不知道他们是直接把牧师的广告贴在了寻找朱莉的启事上面，还是早就把那份寻人启事撕成了碎片。想这些干什么呢？真是可笑。这段时间，这块广告牌上的内容被更换过很多次，牙科医生、输精管复通术等等。
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烁，仿佛是在嘲笑我：到哪儿去了，那些幻异的光影？如今在哪儿，往日的荣光和梦境？
我按了下转向灯，驶入匝道。尽管我一直都在学习和研究浪漫主义，尽管几个小时后我要去教一群敏感的年轻人学习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而且一辈子都会在这所大学教下去——如果学校不开除我的话(我不出版作品，不参加委员会工作，不付出任何努力，除了每天早晨坚持挣扎着起床去面对这个黑暗又悲惨的世界。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还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可实际上，我从来都不相信荣光和梦境，我只相信统计数据。
数据表明，大部分被拐儿童都是被认识的人绑走的，但朱莉却是被陌生人绑走的。数据还表明，大部分诱拐者会诱哄受害儿童坐上他们的车，但朱莉却是午夜在自家卧室里被陌生人拿刀尖抵着后背，被迫跟着绑匪上车的，而我的另一个女儿简，躲在衣柜里，目睹了一切。另有数据表明，大部分撕票行为都发生在绑架后的头三个小时里。而我那年幼的小女儿，早已被恐惧禁锢了身体，整整三个小时，躲在衣柜里动弹不得，三个小时后，她才从巨大的惊恐中回过神来，厉声哭喊着叫醒了我和汤姆。
等到我们知道朱莉被绑走时，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灾难像流感和汽油味一样迅速扩散开来，我们避无可避，逃无可逃。为了让自己接受朱莉已经死去的事实，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她早就死了，在她出生之前，在我出生之前，在威廉·华兹华斯出生之前。她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经过长满松树的墓地时，我仿佛看见朱莉正站在金红色的松树叶下，泪眼婆娑地仰头望着天空。驶过克雷斯特维尤公寓时，我仿佛又看见她躺在杜鹃花床上，静静地被埋葬。这时候，商业街上的阳光美甲水疗馆后面，一辆大型垃圾车突然映入眼帘，眼前的最后一丝幻影终于破灭了。
我曾经想给朱莉全世界，现在我只想把她的尸体找回来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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