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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举①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②太守，至，便问徐孺子③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④。”陈日：“武王⑤式⑥商容⑦之间⑧，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注释
①陈仲举：陈蕃，字仲举，东汉人。东汉桓帝末年时官至太尉，灵帝即位后为太傅，参与谋诛宦官，事情泄露后被杀。
②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③徐孺子：徐稚，字孺子，今江西南昌人，终身隐居不仕，有“南州高士”之誉。陈蕃在豫章做太守时，特意为徐稚设下一榻（一种狭长、低矮的坐具），徐稚走后便悬挂不用，以此表示对他的敬重与推崇。
④廨：官署，旧时官吏办公处的通称。
⑤武王：周武王姬发。
⑥式：同“轼”，车厢前用作扶手的横木，这里作动词使用，表示乘车时俯身扶轼，以示敬意。
⑦商容：商代贤人，因进谏被纣王废黜。
⑧间：里巷。
译文
陈仲举的言谈举止优雅，是士族的榜样，行为可称典范。他登上马车，手执缰绳，有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的志向。在他赴任豫章太守之时，刚刚到官府所在地，就打听徐孺子的下落，打算先去拜访他。主簿告诉他说：“您刚到任，大家都想要您先去官署。”陈仲举说：“当年周武王征战天下，席子都不曾坐热，就先去商容住过的里巷寻访致敬。我这样对待贤者，是在效仿他，有何不可呢？”
评析
陈蕃的所作所为。在当今来看实在是清官之举。他赴任之后，并不先入官署，而是去拜访名士徐孺子，并且为他专设一榻，体现了其礼贤下士的广阔胸怀。初唐王勃就曾高度赞扬他的这种做法，在《滕王阁序》中以“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表示对其赞赏，后代用“悬榻”比喻礼待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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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有问陈季方①：“足下家君②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日：“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③，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注释
①陈季方：陈谌，字季方，东汉人，太丘陈寰之子。
②家君：尊称别人的父亲，或者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③阿（ē）：山脚。 译文
有客人问陈谌说：“太丘先生是您的父亲，他何德何能有此盛名？”季方回答说：“我父亲好比生在泰山角落的桂树一样，上面有万丈高峰，下有无尽深渊；上受甘露浸洗，下被渊泉滋润。这时候，桂树哪能窥得泰山之高、探知深渊之幽深？所以我不知道我父亲有没有功德。”
评析
陈太丘陈寔在当时名望非常高，他去世之日，前去吊唁之人多达数万。他的儿子陈谌这里的回答是一种聪明的说法，他没有辩驳自己的父亲有多么居功至伟，而是通过比喻，说明父亲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这种回答委婉、客观、简约，不过多强调父亲的功德，却是有千斤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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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小说有“志怪”和“志人”两大类。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志怪小说是在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志人，就是记录人事，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逸事小说，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世说新语》就是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之作。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403-444）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主要记载东汉末、三国、两晋氏族阶层的遗闻轶事。《世说》之名，始于两汉刘向，但刘向所著的《世说》早已亡佚。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起初亦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所著书做区分，别称《世说新书》，大约在五代以后才改称今名；一说唐初已称《世说新语》。“新书”与“新语”二名，孰先孰后，难以凭现有的文献做出准确判断，只好存疑。但比较确定的是，从宋初起，《世说新语》这个名字就已经通行了。
《世说新语》所反映的时代——东汉末、三国、两晋，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代。宗白华先生称之为“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经历了汉末农民起义、西晋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乃至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极端动乱的时期。与此同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不仅普通百姓经受了无以聊生的苦痛，即使是高门大族，甚至天子贵胄，也不得不面对山河沦陷、朝不保夕的彷徨与痛苦。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新的思想倾向：何晏、王弼高谈《老》《庄》，玄学兴起，并逐渐动摇了儒学定于一尊的局面；而佛教也在中土大兴，僧侣接踵而来，大量佛经被译成汉语。这两种思想倾向蔚然成风，缓和了当时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与空虚。但当它们与东汉末年以来盛行的月旦品评之风相结合后，大家以谈空说有、相互评议为乐，清谈之风日益盛行，更加剧了政治的萎靡与风气的虚浮。
《世说新语》一书，充分展现了这一时代的风俗、习尚，以及人物的风貌、思想，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有五六百人，上至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徒，都记载在列，其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保存大量史实，真实地反映了从汉末到两晋这个动荡时期的政治现状、社会百态、人民生活及思想观念等。这些记载虽然偶有失实、讹误，但因为刘义庆去古未远，又参考过当时的第一手材料，总体来说，其可信程度是比较高的。也正因为这样，后来《晋书》等正史的作者都曾大量参考此书，甚至几乎一字不动地照搬其中的内容。同时，此书通过记述人物言行，真切地反映出当时重视--门第、崇尚玄思、“清谈”盛行、饮酒服药等时代风气，其历史、文献价值可见一斑。
二是因为此书形成于东汉以来品藻人物的风气之下，故主要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和品评的对象，言约旨丰，文笔清雅，记事简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遂成为魏晋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可谓开风气之先，其艺术成就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世说新语》的精神趣味。书中如“德行”“栖逸”等所载人物的修养和精神，往往成为后世士人的典范；“文学”一章所记条目则往往成为后世文史典故的出处；至于“任诞”“排调”，则又带有谑而不虐的幽默，一言以蔽之，《世说新语》为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呈现了广义的“魏晋风度”。
四是其在训诂、名物等方面的价值。由于刘义庆及其手下文士在写作时并未刻意求古，故原书保存了大量当时的语言，尤其是丰富的俗语、口语。这些词语的用法既不同于上古，也不同于近代，反映出语言的时代特点乃至地域特点，为后人研究中古汉语留下了可贵的资料。至于书中记载的名物，则为中古文物的辨识、鉴定等工作提供了参照。但也正因此书包含大量当时的语汇，使后人在释读此书时常感困难，历来学者都认为《世说新语》是一部难读而又有挑战性的书。
作为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杰出代表，《世说新语》曾被鲁迅称“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中所载人事虽各各不同，但逸笔草草、传神写照的特色却一以贯之。作者写人，往往抓住人物的三言两语或神态举止来刻画其精神风貌．又或者通过美好的自然景物来比拟人物仪态。如“袒腹卧，如不闻”生动地描写了王羲之自然率真的性情，展现了其独特的个人魅力；而“谡谡如劲松下风”，则深刻地表现了李元礼挺拔潇洒的气质，如一股清风迎面扑来。
《世说新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饱满真实的魏晋时代，它也因此成为历代文人百读不厌的书。其优美的文笔引领着读者去追怀“魏晋风度”，也由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格和志趣，成为他们的“精神桃花源”。
这次评译此书，有几点需要说明：
考虑到本书主要面向普通大众读者及学生，尽量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进行注译。对具体字义的阐述，各家有不同说法的，一般择取其一，不做一一说明。对于历史背景酌情介绍，而较为复杂的职官、地理等问题，不影响理解时，一般从简处理。
考虑到趣味性、知识性等因素，本书所选条目数量力求适中，不以多取胜，读者如有兴趣，可以结合其他文本进行学习。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妥和贻误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刘义庆著，周倩译评的《世说新语（精）》主要记录了魏晋名士的遗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是中国魏晋南朝北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原本有八卷，现流传下来只有三卷。全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涉及各类人物共1500多个，无论帝王将相，还是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
南北朝时期，临川王刘义庆广招天下文人雅士，搜集名士的逸闻趣事，经过润色整饰，编撰成书，是为《世说新语》。
刘义庆著，周倩译评的《世说新语（精）》收录了自汉末至东晋数百年的段子精华，堪称名士显贵们的达人秀场。文辞优美，简朴隽永，可谓篇篇珠玑，是文学中之精品，影响了一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风度，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本书精选世说新语条目，奉清简好读为要义，以公认善本--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为底本，博采众家之长，力求臻美。宜随手翻阅，可不求甚解，随心所欲，心领神会，其乐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