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的《阅读日本》初版于1996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文章多发表在《瞭望》《美文》《读书》《十月》《大地》《书屋》《中华散文》《二十一世纪》《鲁迅研究月刊》《书城》以及《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这册谈论日本的小书，既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旅游指南，只是个好奇的读书人“行万里路”时的随笔札记。

这册陈平原著的《阅读日本（增订版）（精）》谈论日本的小书，既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旅游指南，只是个好奇的读书人“行万里路”时的随笔札记。前三辑没有变化，原版第四辑的文章全部去掉，而是增订十则短文，都与“阅读日本”有关。而记录年初四国之行的第五辑，则是道地的“新鲜出炉”。

《阅读日本》增订版序

初版序

辑一 东游小记

 窗外的风景

 东京的古寺

 木屐

 “初诣”

 烟雨佛寺

 踏雪访梅

 新年音乐会

 东京之“行”

 伊豆行

辑二 阅读日本

 扪碑记

 招魂

 汤岛梅花

 神舆竞演

 历史文化散步

 从东京到江户

 文学碑

 西乡铜像

 开国纪念

 “教育第一”

 “厕所文化”

辑三 东京读书记

 小引

 文库文化

 教养新书

 讲座学术

 神田书肆街

 丸山“福泽”

 日本论名著

 东洋学系谱

 作为“乐谱”的丸山真男

辑四 结缘小集

 今夜料睹月华明

 春花秋月杜鹃夏

 书卷多情似故人

 共同研究是否可能——重读中岛碧先生信有感

 丸尾教授的“年头诗”

 一次会议和一本新书——追怀丸山异先生

 燕山柳色太凄迷

 “从鲁迅出发”——读《鲁迅比较研究》

 “失败的英雄”

辑五 四国行

 城市与大学

 古迹与名胜

 文学碑与纪念馆

 阿波舞与巡礼路

初版后记

东京的古寺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东京没有“古寺”。东京的寺庙本来不少，可经历江户时代的三大火事，再加上20世纪的关东大地震和美军大轰炸，难得一见百年以上的建筑。即便不计较多次的翻修与迁移，江户开府至今不到400年，东京的寺庙能“古”到哪里去？（《浅草寺史略年表》溯源到7世纪中叶，可屡建屡烧，目前的本堂是1958年落成的）难怪许多到过京都、奈良的游客，对东京的寺庙不屑一顾。半个多世纪前和辻哲郎记录游览奈良附近古寺印象的《古寺巡礼》，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名著；淡交社正在印行的大型系列图录《古寺巡札》，也以京都、奈良两地为主。手中有一册角川书店编的《图录日本美术》，收录并简介被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雕刻、绘画、工艺、建筑，是我游览古寺或博物馆时必带的“指南”；其中16世纪以前部分基本与东京无缘。

谈论考古和艺术，“时间”具有绝对的价值。一千多年前的佛像．不管多么粗糙，只要能流传至今，便有惊心动魄的魅力。“文物”之所以显得“古雅”，小半赖人力，大半靠天工。不必“嗜古之士”．一般人都会对此类能引发思古之悠情的“文物”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东京是贫乏的——博物馆自然除外。对于曾经在长安城根捡过秦砖汉瓦，或者在西域路上遭遇“秦时明月汉时关”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感觉尤其突出。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不从“考古”而从“历史”、不从“艺术”而从“人情”来品读，东京其实是不乏值得一游的“古寺”。叹息东京“古寺不古”者，大概忘了历史时间的相对性。倘若东京的古寺能帮助我进入历史，阅读我所希望了解的江户文化，那又何必过分计较其年龄？今日的东京，到处是高楼大厦，想追寻江户时代的面影，还真的只能借助这些不太古老的寺庙。“江户东京博物馆”固然让我动心，也给了我许多有关“江户”的知识；可我更愿意在香烟缭绕的寺庙边，抚摸长满青苔的石碑，似乎只有那样才能真正感觉到“历史”的存在。

当初不大满足于“博物馆文化”，主要是考虑到其中凝聚了太多的专家的理性思考，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限制了自家想象力的发挥。野外作业有惊险，有失败，也有意料不到的“发现”——在专家或许不算什么，在我却可以陶醉好几天。精骛八极，神游四海，尚友古人……一觉醒来，眼前依然是东京的高楼大厦。既不感伤，也无惊喜，对自己笑一笑，上图书馆去也。

很快地我就明白这里的陷阱：东京的“野外”其实一点也不“野”，我的作业对象并非“原初状态”。寺是重建的，墓是重修的，碑也有不少是重刻的。除了地震和战争的破坏，还有重建时整理者有意无意的“歪曲”。常会诧异江户人为何不讲礼节乱搁石碑，事后想想，可笑的其实不是整理者，而是我之“信以为真”——呈现在我面前的并非“真正的历史”。明白了这一点，“古寺巡礼”时便有了双重的考据任务：既考古人，也考今人对古人的理解。带上一册“江户古地图”（此类图书甚多），还有安藤广重的《名所江户百景》，在东京街头散步，不时会有莫名其妙的叹息或微笑。

相对于观赏国宝级文物时的“焚香顶礼”，摩挲路边饱经沧桑的石灯笼或者街角略为残缺的地藏菩萨，心情轻松自由多了。没那么多谦恭，也没那么多虔诚，用一种通达而又略带感伤的眼光来看待古人和今人，思维自然活跃些。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古今对话中．“艺术美”逐渐为“人情美”所取代。所谓“线条”“结构”“韵律”等的思虑，实在抵挡不住佛家的“大慈悲”——起码在东京的寺庙里是如此。比如，位于目黑的大圆寺里，有一尊很不起眼的道祖神像，在墙角的大树底下“乘凉”。此乃中国的行路神，在日本则专管儿童和爱情，故刻成男女合体“勾肩搭背”的浮雕。我不知道这一对矮墩墩、胖乎乎、笑嘻嘻的小儿女组成的道祖神是否真有法力，一瞬间竞把我“镇住了”。无暇借问作者是谁，也不想考据创作年代，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充满稚气的神像里，蕴含着对世俗人生的热爱，以及周作人所再三赞叹的日本之“人情美”。

东京寺庙之所以让我流连忘返，很大程度正是这种充溢其间的“人情”。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浅草寺、增上寺，还是我居住的白金台附近的若干“无名”小寺，都是有信徒、有香火、有佛事，因而有生命的“活寺”。我很看重这一点，这正是收藏丰富的博物馆所不具备的。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佛事，也见识了真真假假的信徒，自认对日本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大概是我逛寺庙的最大收获吧！

P24－27

屈指算来，初次刊行《阅读日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十年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文化名人看世界”的“印象系列丛书”，先有朱自清的《欧洲印象》、季羡林的《德国印象》、柳鸣九的《法国印象》，为了补缺，出版社邀我从《阅读日本》中选择若干篇配图，编成一册《日本印象》。这回的增订版，算是第三回出演，希望就此一锤定音。

说实话，这册谈论日本的小书，既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旅游指南，只是个好奇的读书人“行万里路”时的随笔札记。正如《初版后记》所说，“不管此前还是此后，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学专家”。此次增订，虽颇多补充，也仍不脱“清新却浅陋”的基本面貌。

前三辑没有变化，忠实于当初的感觉，是非对错，一律不改。原先凑数的第四辑，这回仅保留“结缘小集”四个字，其余全部解散。补充进来的十则短文，都与正题相关，总算排除“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至于记录年初四国之行的第五辑，则是道地的“新鲜出炉”。

书中所收各文，写作时间最早的，当属撰于1990年6月的《今夜料睹月华明》《春花秋月杜鹃夏》《书卷多情似故人》。这三则随笔，是我第一次旅日归来的习作，走马观花，兴奋不已，真诚但浅薄。作为我“阅读日本”的前史，依旧值得保留。至于“阅读”之后，偶尔撰写涉及日本的文章，那都是学术交流的副产品。

几年前，我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中谈及：“二三十年前，中外学者交流少，见面难，一旦有机会，都渴望了解对方。于是，努力表白自己，倾听对方，寻求共同研究的基础，在一系列诚恳且深入的‘对话’中，互相获益，且成为长期的朋友。现在国际会议多如牛毛，学者们很容易见面，反而难得有推心置腹的对话。不是就文章论文章，就是为友谊干杯，不太在意对方论文之外的‘人生’。至于只看重对方的身份、头衔、象征资本等，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读书的“风景”一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4～265页）很高兴我“阅读日本”的主体部分，形成于交流尚属难得、风气也耒变化的二十多年前，各方的“表白”与“倾听”都很真诚。那时中日关系很好，普通民众没有那么多解不开的心结，学者之间更是相互理解与支持。

正因此，初版《阅读日本》整体形象“很阳光”。除7时代氛围，还有个人经历。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以北大教授身份赴日，颇受优待，自然更多地看到日本社会及学界美好的一面。也曾听到留学生吐槽，可我对他们的委屈与愤慨体会不深，无法代言。阅历如此，加上明确的问题意识——为自家疗病，而不是为他人开药方——致使我更多地谈论日本的好处。《初版后记》中，我引用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称“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那确实是当初的写作思路。直到今天，我仍持此立场。其中的关键，我并非日本学专家，偶尔“阅读日本”，主要目的是照镜子，正自家衣冠。毕竟，“自家有病自家知”。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还记得“文化震撼”（Cultureshock）这个词。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起步不久，中国的经济实力及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间距离很大，民众刚走出国门，面对完全陌生的花花世界，往往会有眩晕的感觉。这个词现在偶尔还在用，但已经没有那种切肤之痛了。须知80年代谈文化震撼，是包含痛苦、彷徨与反思的，如今则只是旅游标签，如旅游教育出版社刊行的《文化震撼之旅·日本》《文化震撼之旅·法国》等。

因有钱而不再低调的中国游客，成群结队走出去，自然是休闲观光加购物，再就是对异文化“痛下针砭”。这与我们当初的惶惑与心虚，见贤思齐、卧薪尝胆、奋起直追，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方才有今天这点挺直腰杆说话的底气。我不喜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因那好像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似的。其实，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九曲十八弯，好不容易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若不体会此前的苦难与屈辱，以为一切都是应该的，也就不怎么懂得珍惜了。

我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始终警惕鲁迅所讥讽的“爱国的自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为大国子民，中国人普遍抱有强烈的自尊心。而且，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一不小心就会浮出海面的。对于这一点，国人必须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我看来，走出去，面对大千世界，还是以鉴赏为上。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还不到摆阔的地步；即便真的富裕了，最好也能做到波澜不惊。若“一阔脸就变”，未免显得太没文化、也太没出息了。理解并尊重那些跟你不一样的国度、民族、文化、风景，这既是心态，也是修养。

记得很清楚，1994年4月的某一天，在从小樽开往敦贺的海轮上，我连猜带蒙地读报，惊叹日本人无时不在的危机感——报上称，换一种统计方式，中国的经济实力巳超过日本。过了十多年，具体说是2011年，这预言终于实现。这只是数字，可我深刻体会到两国民众心理的巨大变化。不说中国人为此“第二”所付出的代价（包括环境污染与贫富差距等），就说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及舒适度，与日本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大城市不明显，你到乡村走走就明白。这也是我不改初衷，愿意修订重刊《阅读日本》的缘故。

在我看来，日渐富裕的中国人，需要自信，也需要自省，方才能不卑不亢地走出去。至于我自己，在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的同时，“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参见《“道不同”，更需“相为谋”》。2015年5月13日《中华读书报》）。说这段话，是有感于时代风气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这个时候刊行增订版《阅读日本》，是在向多年前启迪过我的日本文化或帮助过我的日本学者致意。

当初为写《阅读日本》，我拟了好多题目，也做了不少资料准备。如今翻阅诸如“和服与羊羹”“东洋车与博览会”“大相扑与歌舞伎”“水户黄门”“泉岳寺里的说书碑”“夏目漱石遗迹”“徂徕碑与福泽墓”“江户名所百图”“作为游记作家的贝原益轩”“栉冢、游女与三味线”等题目，以及相关笔记，依旧兴趣盎然。只是当初没能一鼓作气，回国后杂事繁多，匆匆将手头文章结集，再也没有时间与勇气续写。再说，时过境迁，年轻一辈的学识、见解与文采，均超过我当年的水平，也就不好意思再表演下去了。说到底，那是特定时间、特定境遇、特定心情下的产物。

此次增订，补充了各文出处，以见写作初衷，同时，向刊登拙文的《嘹望》《美文》《读书》《十月》《大地》《书屋》《中华散文》《二十一世纪》《鲁迅研究月刊》《书城》以及《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人民日报》等报刊表达谢意。尤其需要致意的是《光明日报》和《东方》杂志，当初曾腾出宝贵的篇幅，连载我那些非文非学的随笔。

同时期撰写的相关随笔，以下三篇没有收入本书，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大学百年》（初刊于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后收入《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中国教育之我见》（日文本刊《文》1994年夏季号，中文本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以及《学术史·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与东京大学渡边浩教授对话》（日文本刊《思想》1995年第7期，中文本刊《现代与传统》第七辑【1995年6月】，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至于收录曾入别的集子的《燕山柳色太凄迷》和《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是为了话题的完整性，日后他书重刊，将加以调整。

书中附录了中岛碧教授的信札以及丸尾常喜教授的“年头诗”．是为7怀念两位故人。记得当初我将这些“年头诗”推荐给《美文》杂志刊发，丸尾先生很是高兴。至于为纪念中岛碧先生而在《中华读书报》刊发《共同研究是否可能》，并附录原信，得到了中岛长文先生的嘉许。

此次增订，保留初版的序言及后记。夏君的序言光彩依旧，自然只字未动；我的后记则颇有蛇足，因新书篇目调整，最后一段自我辩解显得多余。只是为了保持原作风貌，同样未作删改。  2016年3月2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将社会与人生比作“大书”，图书馆里收藏的，也就只能定义为“小书”了。借“大书”参悟“小书”，或者以“小书”品味“大书”，此乃读书人的常态。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者“世事精明皆道理．人情练达皆文章”，常被世人挂在嘴上，真正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弄不好大书、小书全耽误。抱着名胜词典、口中念念有词的游客，或者按图索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专家，我都深表钦佩，又都略感遗憾：其开口见喉咙的观赏思路，以及过分僵硬的阅读姿态，都显得不够“优雅”与“洒脱”。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即便是擅长读书者，也常有状态欠佳的时候。我不大相信苟能立志，读书便与“天时、地利、人和”无关的说法。在一个恰当的时空，碰到一个契合你心境及趣味的阅读对象，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及知识准备来仔细品尝，这样的机遇并不常有。

作为“专家”，我还会埋头书海，皓首穷经；作为“游客”．我又常天涯海角，走马观花。后者太飘浮，前者太沉重，都不是理想的阅读状态。有时突发奇想，如果给我一年时间，允许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完全凭个人兴趣读书，那该多好！对于积蓄无多、当不起隐士的现代人来说，这一本来极为平常的阅读方式，反而显得有点近乎“奢侈”。

不过，老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还是来了。

在日一年，除了继续专业研究，更多的时间和兴趣集中在我所不熟悉的日本社会与文化。坐在东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小酒馆里，与日本朋友畅谈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或者大太阳底下，与妻子骑单车在京都的大街小巷里游荡，迷路时再掏出地图确定方位，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就像钻到邻居的花园里胡乱转悠的小孩子一样，出于好奇，也会偷摘一两朵自家没有的玫瑰，但不准备做植物学鉴定。不管此前还是此后，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学专家。

正因为连“日本学”的门槛在哪儿都不知道，也就没有入门与否的焦虑。这是一次介乎“专家”与“游客”之间的愉快的“阅读”。或者说，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外行”在“看风景”。

“看风景”既是象征，也是写实。以我可怜的日语能力，对日本的阅读，得益于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得益于东西南北的旅行。面对古寺、红梅，或者用汉字书写且“犹存唐代遗风”的匾额（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可看着看着，“熟悉”的外观渐渐退去，骨子里的“陌生”让我震惊。那些从书本上得来的中日文化交流佳话，以及初次访问时的似曾相识感，似乎涵盖不了眼前的风景。终于有一天，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有谈论日本的资格。日本对于我，就像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所描述的，也是“遥远的国度”。

也只是这种“遥远”的感觉，刺激了我阅读的兴趣。明白日本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制品”，我的“外行”身份也就不证自明。努力去体味、去鉴赏另一种文化，这既需要学识，更需要好奇心。学识我谈不上，好奇心却“大大的有”。明知永远成不了日本学专家，还是津津有味地阅读“日本”这本大书；如此如痴如醉，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一开始还自我安慰：这种节外生枝的阅读，对我的专业研究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做学问不就讲究触类旁通吗？很快地，意识到不该如此“动机不纯”，干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承认此乃“自己的园地”，不必上税，也就不必过分计较收成。

很高兴自己没有被专业化完全剥夺了对新鲜事物的兴趣，还能为一本陌生的大书而激动，并且不计成本地投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这绝对得不偿失，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愿意“轶出常轨”，为这一愉快但不明智的阅读付出代价。

比起径行独往、无法无天的大侠来，我的“轶出常轨”实在微不足道，而且只是暂时的。就好像比赛中间的暂停，只是为了让运动员调整一下呼吸，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回到国内．我又成了“专家”，整日为承当的研究课题而埋头书海，难得再有时间和心境顾及我的业余爱好。很想把心中的风景完整地描画出来，可惜时不我待，只好允许其“半路出家”。不像断臂的维纳斯女神塑像，这里的残缺，不具备古雅的韵味或神秘的美感。只证明作者的写作缺乏恒心与连贯性。在对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暗暗下了决心……既然决心只是“暗下”，又何必公之于众呢？

还必须说说“训练有素”，否则显得不够真诚。不同于一般游客，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毕竟有所了解，而我所关注的晚清以来中国文人的在日足迹，更成了最好的导游手册。虽然此“训练”非彼“训练”，我的专业知识基本无助于我对日本的了解，但我的专业训练使得我比较容易进入“课题”。更重要的是，每当我欣赏一幅风景，或者阅读一段史迹时，不自觉地，总是以我的知识背景为参照系。至于思考问题的方向，更是受制于当下的生存处境及精神需求。尽管我是日本学的外行，也充满了儿童般的好奇心，却并非天真纯洁得如一张白纸。说到底，“前理解”决定了我的阅读策略及方向。

这种解不开的“中国情结”，使得眼前的问题与心中的困惑不断对话，往往出现旁人难以理喻的“风云突变”。说是在“阅读日本”，又好像在借日本“阅读中国”，这种视角的转移，连我自己也无法准确把握。比如，我会在小酒馆里与日本朋友脸红耳赤地辩论所谓“东方的崛起”，或者有意挑起关于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话题，甚至选择“日本的剑豪与中国的侠客”作为演讲题目。当时的感觉似乎是“友情出演”，事后方才明白乃“主动出击”。为何有的话题我马上插嘴，而且手舞足蹈，以求冲破隔阂；有的则老是听不懂，即便听懂了也无法进人最佳工作状态。除了语言表达能力，还有阅读趣味在作怪。

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这半部书稿之对待日本文化，注重体味而不是批评。得知我在撰写访日观感，曾有朋友表示愿意译成日文发表，条件是“痛下针砭”，以便警醒“狂傲的日本人”。我没有采取这一策略，原因是意识到自己的阅读，受制于“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问题。借用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语，我的写作，“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在我看来。每个国家的知识者，都应该首先关注并鞭责本国政治生活及精神文化的发展，学有余力，方才“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我对日本的阅读，带有浓厚的中国问题意识，尚停留在借日本“阅读中国”的水平，这也是我自居日本学“外行”的原因。另外，作为“旅人”，心境超然，不同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国民”，对异国生活及情调多取鉴赏态度。鲁迅赞赏厨川白村对本国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但也称：“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何尝觉得有著者所数说似的那些可厌事。”

自忖没有本事兼及中国与日本、大众与专家，于是有了以上种种自我辩解。这种写作策略，与当下本人的心境相通，没必要另外去“深化主题”“转换视角”，因而显得相对轻松与洒脱，与前面提及的对优雅阅读姿态的追求大致吻合。

书名《阅读日本》，本不该冒出第四辑所录文章。与其费尽心机打圆场，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此乃不得已而为之。

虽说随笔集不同于学术专著，不一定非绕着一个题目打转不可；可没能完成预订计划，心里总不是滋味。

挑了几篇题外之文，一来充篇幅，二来也可见笔者对于“文”与“学”关系的思考。对我来说，探讨中国散文的艺术特征及发展途径，既是一个学术课题，也是一种自我训练。但愿题目的“学究气”，不至于吓跑那些更欣赏“才情”、更追求“潇洒”的朋友。

至于褒贬晚明小品、桐城文章，或者评述学者之文，并非拉大旗做虎皮，暗示自家文章“别有渊源”。我想，这点嫌疑总该可以避免的吧？

题为“结缘小集”，自然是源于周作人的《结缘豆》。像《燕京岁时记》所述的，于佛诞日“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这种雅事如今难得一见，不过，学周氏以文代豆，与读者结缘，倒是不妨试试。  1995年6月21日初稿，7月17日改定

在我看来，日渐富裕的中国人，需要自信，也需要自省，方才能不卑不亢地走出去。至于我自己，在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的同时，“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