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不经常管教的儿子聪明伶俐，父亲却对此不以为然，还不时大发雷霆，粗暴地鞭打他。一位邻居后来回忆说，听到老金在一次这样的鞭打中，向马丁咆哮道：“一定要让他有点出息，哪怕打死他。”可以肯定的是，老金的暴躁脾气对两个儿子是不偏不倚的，马丁的弟弟亚当始终没有从父亲可怕的威慑力中解脱出来，即使是在成年后。马丁本人日后曾勇敢地承认：“鞭打并不见得是坏事，我直到十五岁还在挨鞭子。”他父亲即使不动手或动鞭子，规矩也很恐怖。马丁十来岁时，有一次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舞会上和一群女孩子嬉闹，被他父亲抓住了。老金逼迫他在埃比尼泽的圣会上公开忏悔，以示惩罚。甚至还是个小孩子时，马丁就会以很奇特的坚强和顺从来对待毒打。“无论什么时候用鞭子抽他，他都算是最特殊的孩子，”金爸爸后来都表现出惊奇，“他就站在那儿，眼泪直往下流，却从来不哭出声。”
实际上，他的老师们和其他一些人很早就注意到，他经常显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从他刚有记忆时起，他就意识到自己将承担一副难以承受的重担，按照他父亲无可更改的意志，最终和父亲一起担负起埃比尼泽教区的教职。但是除此之外，如果马丁在成长过程中感到自己处于周嗣世界祝福的中心，那么他似乎同时也感到自己同样处于责任的中心。他很早就显示出一种过度的强迫性冲动，使自己承担起巨大的负罪感——这迫使他在十三岁之前，曾有两次奇怪的自杀举动。两次都是因他祖母而产生了难以忍受的巨大悲痛，从窗户跳了出去。他知道自己一直是祖母最疼爱的孙子。其中的第二次，是在一个星期天，他偷偷地溜出家门，去闹市看了一场彩妆游行。他立刻就猜出，这个小小的过失就是祖母那天下午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原因，他啜泣着从家里二楼的窗户跳了出去。
对于一个如此庄重严肃、天资聪颖，又对生活满怀雄心和热情的孩子来说，当他发现尽管他在黑人社会中像个幸运的小王子一样成长，但在四周更广大的白人等级秩序中，他却实际上属于次等阶层之时——这是当时南方的非裔美国人亘古的创伤——他感受到的心寒尤其刻骨铭心。当马丁六岁时，一个儿时的白人小玩伴突然消失了，他上了白人学校，并被禁止同马丁玩耍。有一次在闹市的一家百货商店，一个白人主妇扇了他一耳光，尖声叫道：“小黑鬼，你踩到我的脚了。”他碰巧看到的他父亲在面对这样的种族侮辱时所做出的骄傲而无畏的抗议．令他始终难忘。有一次，当一名交通警察拦住老金的车并叫他“小子”时，老金指了指坐在他身旁的马丁，厉声说道：“这才是个小子。我是个成人。”还有一次，在一家鞋店里，店员坚持要他们到里间去才肯为他们服务，老金带着马丁高视阔步地走出鞋店，并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们要么就坐在这里买鞋，要么什么也不买。”马丁在暑假时，曾到一家床垫公司和铁路快运公司打工，他深深地为黑人雇员的低下地位而痛苦。在铁路快运公司，因为白人监工不停地叫他“小黑鬼”，他愤然辞了职。后来，他又和其他几名学生到亚特兰大之外去探险，曾在康涅狄格州一个烟草农场里黑白人种混合的公司打了一夏天工。但这种令人鼓舞的经历通常最终都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难以忍受的体验。有一次他和老师一起到佐治亚州南方的一个小城参加高中演讲比赛。马丁的演讲《黑人和宪法》得到了很多喝彩，但在乘公共汽车回家时，当更多的白人乘客上车后，司机命令他们把座位让给白人，师生两人不得不站了九十英里，才回到亚特兰大——十四年后当蒙哥马利事件发生时，这个记忆一定萦回在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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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在南方陈腐的深渊中发生的那些关于信仰和暴力的伟大道德传奇，如今都已像是一个地质年代之前的事情。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已很难想象那时候的南方，有多么像美国国土中一个彻头彻尾的国中之国。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顽固地执行着。深陷其中的南方，实在是更像当时的南非，而不像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与此同时，在人的状况方面，南方似乎又是一个更为守旧、更为原始和更为粗犷的地区，种族观念极强，朴实而刻板，又时乖运蹇，与一般美国人理性而乐观的情感格格不入。虽然如此，由于奴隶制及其后续的隐性形式——种族隔离，南方注定要成为磨难之地，整个国家的良知与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种族病在这里发生着周期性的斗争。早在杰斐逊的时代，人们就已经在形成共识，这个共和制国家最终面临的唯一难驯的根本危机是种族分裂——美国人的政治冒险孕育于如此勇敢的雄心和深邃的思想，然而也许从其发轫之初，从第一个披枷戴锁的黑人踏上这片大陆的海岸开始，就埋下了祸根。实际上，自那以后，这种原罪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直萦绕着我们。南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直接更密切地生活在这种罪恶中，似乎注定要成为美国在清洗其原始的耻辱和罪恶时，举行间歇性阵痛的暴力仪式的地方。
民权运动成了这个国家在南方驱除其原罪的最后努力，并发展成为自内战以来最具史诗性的道德剧。在那些短暂而激情澎湃的岁月发生的事情，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奔放的抒发，却倾泻在一种不大相宜的环境中——在南方阳光炽热的腹地中茕茕孑立的荒凉小城和破旧市镇。在民权运动持续期间，南方本身似乎就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离奇的所在。遍及其乡村，都能看到一些奇异的来访者，一些来自冬季严寒的北方和温柔伊甸园般的加州的文质彬彬、真诚恳切的年轻传教士。他们浑身洋溢着来自哈佛大学的研讨会、来自伯克利书店的彻夜讨论的激进的人道主义热忱。他们冒着潮湿的水汽和油脂一般苍白的烈日，奔走在密西西比河畔和南佐治亚。他们戴着眼镜，只吃素食，有时会大失所望，有时也会情绪波动。和他们一起的，有眼神如同地狱之火的民权组织的青年黑人巡回牧师，他们俏皮地歪戴着的加勒比种植园帽，低低地遮住了他们的脸，红色的扎染印花大手帕则插在他们鹿皮靴的顶端。他们坐着摇摇晃晃的客货两用车和沾满污泥的马车，风尘仆仆地从一个城镇赶往另一个城镇，总是愤怒、急躁，不知疲倦地喋喋不休……那些因信仰而发狂的日子啊！
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被突然抛人那场声势浩大的民间道德剧的热浪和喧嚣中。当时我是《新闻周刊》(Newsweek)驻亚特兰大站的一名实习记者，而《新闻周刊》那时也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一份刚从南方小城镇中崭露头角的地方性刊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我站在一座像鞋盒一样的教堂的后部，教堂里挤满了黑人女仆、看门人、美容师、中小学教师——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着，但窗外的夜空中也弥漫着热气，打着“人民殡葬协会”广告的硬纸板被当作扇子，在密麻麻的一排排汗津津的脸旁扇动着——一位当地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一个身材笨重、汗流浃背的男人，那天下午刚刚获释出狱，正带领他们高唱那些音调铿锵的民权运动圣歌：“噢，自由!噢，自由!噢，给我自由，给我……”我走到室外，在一棵楝树的黑影下站立了片刻，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我用颤抖的手指点燃了一支香烟。教堂里传来的歌声在夜空中回荡着——“我宁愿埋进坟墓，自由地回家去见我主，也不愿再做奴隶!”——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皮肤一阵阵发麻，我冲口而出：“仁慈的上帝啊。”这样的时刻，是许多记者一生中都曾遇到过的大马色路上的经历。
……
金也会频繁谴责“肉欲的罪恶”。他在一次布道时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自我。生活的重大责任就是永远让较高的自我起主宰作用，而不要让较低的自我占据上风。”但在他死后没过多久，关于他婚外情的报道就开始出现，激起阵阵涟漪。这些传言起初几乎令人无法相信，因为实在太荒唐，根本不符合他那铁面无私、庄重威严的公共形象。然而，随着他在旅馆房间里淫荡嬉戏、与多人发生私情的报道不断增多，并且来自可靠消息来源的报道也足够充分，人们再也无法对传言提出合理的怀疑了。一些起初为他辩护的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热情似火的男人没能约束住自己的激情。但事实绝不止于此，从金跌人了他本人时常谴责的“低我”这件事，你可以感觉到一个男人异乎寻常的痛苦——既要维持他所领导的群众性道德斗争的崇高精神，又要面对日益增长的死亡威胁，使他终日困于几乎无法承受的压力之下——于是他不时地通过肉体上的放纵来寻求释放。他就这样经历着精神的超越与肉体的痉挛之间无穷无尽的循环交替。由于金过度的负疚倾向，他觉得像这样堕入较低的自我，亵渎了自己公众使命的高尚性，似乎只能通过时刻准备着一死来得到救赎——实际上，这种对死的预期，从他最初投入蒙哥马利事件时，就开始存在了。在某种意义上，金投身的运动所激起的外部扰动，一直伴随着一种虽然无形却同样狂暴的金的内心斗争。
历史上很多普罗米修斯式的道德楷模都有像这样的阴暗面——据甘地的亲友们后来所述，甘地本人报复心极强，对家人和其他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相当傲慢和冷淡，他“贪得无厌地迷恋权力，不屈不挠地追逐权力”——但阴暗面却都无损于他们的荣耀。更确切地说，反倒给他们后来风靡一时的肤浅形象增添了极大的人性意味。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调整我们对这类人物的理解，以领会索福克勒斯、大卫王的历史记录者、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古代预言家早就明白的道理——恶可以披上最文明、最明智、最可敬、最正直的外衣，善也可能看上去荒谬可疑、刚愎任性、不幸而有缺陷，就像格雷厄姆·格林(Grahm Greene)笔下那些放荡、卑劣，既像神叉像鬼的圣人们一样。抛开人们对金的所有敬畏和称颂，真实全面的金最终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实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道德英雄——我们的先知——是以怎样令人痛苦的复杂形式，多么神秘地将善恶混杂为一体的。
马歇尔·弗拉迪（Marshall Frady，1940一2004），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关注报道民权运动，1982年获美国电视界最高奖项艾美奖。弗拉迪在这本《马丁·路德·金(精)》中将马丁·路德·金的生平与非裔美国人追求平等的斗争史独具匠心地融合在一起，提出了深刻洞见，并塑造出极具魅力的金的形象——既虔敬又富有雄心。书中还讲述了金与其他民权运动领袖（如马尔科姆·爱克斯）、与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行政体系，以及与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等多方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从中不仅可以较深入地了解金这个人，更能领会出他的思想遗产对当今美国的巨大影响。
马丁·路德·金，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196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1968年4月，被人刺杀，年仅39岁。
在《马丁·路德·金(精)》中，作者马歇尔·弗拉迪将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平故事与非裔美国人追求平等的斗争史，独具匠心地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对这场运动的深刻洞见，并塑造出极具魅力的金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