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20日 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全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举行预备会。在会上指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反修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都需要我们加强近现代史的研究，介绍民主革命的经验。
21日 本月至6月3日，全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心议题是开展社会调查，推动近现代史研究。吴玉章出席小组会，周扬、田家英在大会上作报告，黎澍主持会议。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33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73篇，围绕中苏中俄历史及边界、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近代历史等问题进行讨论。6月1—3日，刘大年主持中国近代史规划会议，与各省市自治区学者商讨学科建设和重大课题。
25日 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杨虎城将军秘书的米暂沉来信谈资本家千人传写作事，说：“过去你虽说过写资本家千人传，我们认为目前正可以开展这一工作，但对于一个资本家都应该写一些什么内容，我们拟了一份撰写提纲，拟俟广泛征询意见后再加以修改，以便寄送各地政协普遍发动，兹将原稿送请审阅，务请提示意见寄还为荷。”
27日 断断续续写成《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第一稿。从准备到写完初稿花26个工作日，共17000字。
28日 周扬在全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讲话。重点讲反修正主义问题，指出：要下乡参加阶级斗争；既不下乡，又不读书，就只是水上浮萍；不能把开会办公当作全部生活。读书太少，了解工农兵太少，这就是红专里面的根本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反修正主义，也不能提高，这是硬功夫。反修正主义形势很好，当然斗争是长期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幻想。前人对历史的评论不能说都是错的，史料不能说都是假的。修正主义历史界的表态文章，没有什么影响的可以不理，采取蔑视态度；如果有论战，可以研究写有分量的文章，我们不表态；对于反华的和伪造历史歪曲历史的，可以批评，要找有代表性的著作，或涉及中国的著作去批评，不必追求数量。欧洲中心问题实质就是欧洲正统，即资本主义世界中心问题；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世界的中心，是资本主义以后的事情，但要承认某个民族、某个时期贡献比较多；中心不一定只有一个，中心是转移的；中国现在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古巴是拉丁美洲的中心。我们的历史、文学作品里有许多大汉族主义，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宣传爱国主义起了好作用，但也有坏作用。要破同时也要立，必须写出我们自己的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正确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旧民主主义史、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史、亚洲拉美史等。与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也要防止公式化、概念化；用唯物主义写历史，既要见物，也要见人。 此外，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周扬指出：学术讨论既要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又要鼓励生动活泼的讨论，不要轻易加帽子；文章要有战斗性，不要模棱两可，但是要有材料，有说服力。关于如何做好历史研究工作，指出：历史家同时要做政治家，写历史的人需要有政治敏锐感和政治经验；历史研究要占有资料，才能摆事实讲道理。关于写书，指出：要提倡写专著，要强调一下在个人钻研基础上集体写作；工具书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规划一下，历史词典、地理词典一定要有；还有要搞社会调查，调查要真正花工夫，要有学术水平。
30日 下午，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讲话，布置写反修正主义的文章，周扬等在场。康生要求积极为《内部未定稿》撰稿，并说：“从去年六月十四到今天快一年。反修斗争理论水平大有提高。不仅表现在我们的文章，也表现为兄弟党的文章。如阿、朝、越、印尼、日本等均是。由此证明一条真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在斗争中提高。”“我们每篇文章八个工序：1、主席、常委原则方针指示。2、根据这个方针，小组设计蓝图。3、确定一个小组一人执笔，两三人帮助。4、初稿拿到十一人小组讨论。不是讨论文字，而是讨论架子。有时要重新设计，有时大致可以从各方面修改补充。5、根据小组统计，重新起草。6、写好后再拿到小组讨论，定字句、段落。7、拿到中央书记处送主席过关。——据此再修补。8、再送主席。每一道工序不是一次完毕，而是三四次。有一篇文翻了三十四次。主要是从主席、常委出发，再回到那里去。”“我们的办法：第一条还是练兵。学术部门、地方大家来练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收集、研究、分析掌握材料。各地要求供给材料，其实材料又多又少。是要分析掌握。修正主义的东西看不完。真正少的是苏联的社会生活状况、社会调查、阶级调查。地方感到材料困难，也可能是没有钻进去。（二）读书。读书有两种，一个是读而备用，一个是为用而读。为读而用也需要为用再读，体会更深刻。这一段工作有一个体会，一是没有掌握材料，二是没有认真读书。这很危险。为用而读就是有的放矢。（三）学写文章。教书写文章不完全是一回事。许多教书的人不会写文章。口讲是一个技术，写文章又是一个技术。写文章不容易。”“中央的指示：一是练兵，一是组织队伍。看来组织队伍也不容易。队伍在斗争中形成。”“还有一个扩大战线——政治、理论、文史哲经。”“题目不一定很大。”“问题要多样。可以有理论问题，可以有争论问题，可以有材料问题，可以有短论、杂文，诗歌、短评也可以。”“文章不一定要大。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不怕小，不怕低，不怕有错。练习，有错可以改。编刊物的人时时刻刻要注意这是练兵，要时刻注意作者的积极性。要提倡敢想敢写。”“组织方法，要专职与不专职相结合，集中同分散结合，党委机关内部和外面的力量结合。”“集中人有好处，也有它的缺陷。这个问题值得研究。集中要领导加强。领导的人与参加的人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搞材料的与写文章也可以统一起来，也可以适当分工。”
P229－231
2014年，在参与《刘大年全集》编辑过程中，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庆云提议，我利用全集编辑组成员的资料，将所承担的《刘大年全集》中的10万字年谱扩充为33万字左右的稿子，之后，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张海鹏，以及近代史研究所姜涛研究员和李长莉研究员热情推荐，评审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提交结项成果时，内容大为扩充，主要是获取了许多新的资料，包括新增谱主工作日记和出访日记，部分谱主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国科学院时期资料，近期有关谱主的研究成果等。在成果指定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增加了参考文献、后记等。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从1996年接触谱主资料开始，我的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秋光教授长期精心指引、修改相关内容并提供多种资料。本书的最初申报稿，大量引用了周秋光老师主撰、我参与写作的《刘大年传》的相关内容。其次，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原社长王玉璞先生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朱薇为年谱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指导和帮助。王玉璞先生和朱薇编著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所附《刘大年年表》奠定了本书写作的基础。本书申报初稿大量引用了朱薇刚整理出来的刘大年未刊来往书信。朱薇多次来信来电转达王玉璞先生有关年谱编写的详细指导性意见。王玉璞先生强调以《毛泽东年谱》为参考版本，以学术性、资料性、可读性为编辑原则，并赠自费购买的《陈云年谱》及其他书籍，还发来数万字的未刊回忆文章。此外，也是非常重要的，本书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多位专家的悉心指导。2015年初，我将申报初稿压缩为13万字左右的简版，该简版得到张海鹏先生的全批全改，张海鹏先生还提出详细的完善规范意见。在这个简版基础上，根据张海鹏先生等的修改意见，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的反馈意见，我开始扩充年谱。2015年下半年，张海鹏先生和赵庆云提供了他们刚整理出来的谱主日记。这年11月初，我将增补修订的打印手稿分别寄给张海鹏、王玉璞、姜涛、李长莉、赵庆云、朱薇，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鹛研究员，以及谱主刘大年先生的女儿刘潞研究员、女婿崔永华教授，请求他们审阅。12月26日，在近代史研究所举行“刘大年年谱审读会”，张海鹏、王玉璞、张振鹛、姜涛、李长莉、赵庆云、朱薇出席会议，刘潞、崔永华因不在北京而于会前提交了审阅意见。与会专家大多仔细全批全改了稿子，修正了很多错误和不当之处，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还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朱薇主动帮我记录会议发言的重要内容。会议结束后，张海鹏先生说：“为一部未刊书稿开一天会，近代史研究所还从来没有过。”可见，与会专家都是尽心尽力地希望进一步提升稿子的质量。回曲阜后，还接到姜涛老师的邮件。姜老师自2009年起即对我进行长期不间断的学术指引，这次除了提出完善意见外，还多有鼓励，并明确主张在各位专家已经通改的基础上小改。这样，到2016年3月，稿子修改完成，增补近万字新内容，删除近2万字冗杂的内容。书稿定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张海鹏先生答应为年谱写序，姜涛老师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提出指导性意见，赵庆云发来刚整理的近代史所存1960年井上清访华档案资料及其未刊文稿。人民出版社公共事业编辑部主任王萍博士，热情、认真、细心，经验丰富，提出新的修订意见，并严格为出版把关。总之，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书本，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才智和心力。
本书采用了大量谱主的第一手资料，如日记、笔记、来往书信、回忆录、读书卡片及批注、未刊文稿、诗稿、题辞等，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特别是谱主在冀南工作时冀南地区的档案文献以及中国科学院的档案文献，参考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以及学术刊物的相关新闻报道、学术争鸣、学术评价等，罗列了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谱主的论著，汲取了史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及访谈回忆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谱主一生从求学到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学术研究、学术组织管理、社会活动、政治生活、对外交流、为人为学等方面的轨迹，并涉及与谱主相关的众多人物和事件。在编纂过程中，坚持求真求实、宁缺毋滥等原则，在考证方面花了很大工夫，订正了以往公开出版物中不少史实错误或不准确之处，厘清了许多重要史实；也对谱主第一手材料，如日记、回忆等，作了力所能及的考订，特别是对于其中所涉及的人名、地点、事件等，作了便于理解的处理。
尽管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年谱涉及的时间较长，谱主经历的事件很多，谱主的社会联系广泛，加上我自己的能力有限，该书仍有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内容不够均衡，资料多的年份详细，资料少的年份简略。这主要是受谱主原始资料的局限以及一些档案材料一时难以收集或者目前无法收集，而访谈资料多半因难以精确到具体时间而不便采用。其次，谱主大量原始资料整理较晚，尽管进行过艰苦的考订、印证，仍有一些史事和人物难于找到佐证材料，但又不忍割舍，只能参照相关原始记录作简要处理。此外，由于篇幅过大，尽管数易其稿，在文字表述、条目处理方面，仍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学术研究的不断掘进，除了需要长期的坚守之外，也需要相应的机缘。希望以后仍有机会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
这部书能够出版发行，除了要深深感谢前面提及的专家之外，还要感谢我先后工作的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和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以及众多为此默默奉献的人。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廖和平、陆自荣等长期支持我的科研工作，在我调离湖南后还常常问寒问暖，倍加关怀。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尹明法、成积春等在我调入后多方奔波协调，使我正式上班后拥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历史文化学院在2014年6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刘大年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在近代史所之外首次举办刘大年史学思想研讨会，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来到曲阜后，我爱人陈绍群承担了全部家务，负责了新房装修等繁杂事务，使我能够全身心地投人工作。最后，刘潞老师曾安排我与大年先生访谈，使我能够亲聆大师的指教；大年先生去世后，又让我拍摄了大量的大年先生遗稿及相关资料。这些珍贵的访谈和资料都是本书的重要基础。
以上这些，是对本书成书过程中的一些事情的说明，并借此对为本书作出过贡献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黄仁国
2016年11月9日
黄仁国教授编撰完成《刘大年年谱》，值得祝贺！
刘大年先生过世已经17年了。史学界一直在记住他。
当刘大年先生逝世10周年的时候，周秋光、黄仁国著《刘大年传》在岳麓书社出版（2009年）。2010年2月，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学者与战士——刘大年先生逝世十周年追思会”。201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曲阜师范大学在山东省曲阜市联合主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刘大年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会后，《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l期发表一组“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文章。2015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纪念刘大年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王伟光出席开幕式并作《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讲话。另外，由我牵头，几位学者共同编辑的《刘大年全集》在2016年年底出版。
刘大年先生是抗大出身的历史学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人民日报》连载《美国侵华简史》，此后几经修改补充，195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侵华史》，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这部书的出版是对新中国成立的一份厚礼，从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初，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协助郭沫若院长、范文澜所长从事学术组织工作。从中国科学院建立到他去世，在大部分时间里（“文革”时期除外），他几乎都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为中国学术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我所知，不少学者都有这样的评价。在学术领域，他有大量著述探讨史学理论，对史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他长期主持中国史学会、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工作，为开拓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学术联系殚精竭虑。
刘大年是一位具有深厚国学基础的学者，他又服膺于马克思主义，服膺于历史唯物主义。他的学术论著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气派。在我国史学界建立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建立中国学者的学术气派和话语体系方面，
五、谱主写信一般使用“给……写信”或“致函……”。其他人给谱主写信，写给谱主个人的，使用“来信”；写给包括谱主在内的几个人的，使用“给……写信”，并注明包括谱主在内的所有收信人称呼。所有信件日期均为写信时信件上注明的日期。信件一般介绍主要内容。
六、谱主题词和诗词全录；文章除录发表时问和刊物，一般也做必要的内容介绍；著作介绍主要内容。
七、为方便读者了解相关情况，一些地方做了必要的脚注。
黄仁国编著的这本《刘大年年谱》是记载刘大年生平活动和学术思想主要线索的编年体著作。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准确性、全面性、资料性、学术性和传记性相统一为原则，以刘大年本人的书信、日记、笔记、未刊文稿、公开发表作品以及其它可信的文献资料为依据，通过访谈、调研和考证，汲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展示刘大年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其学术组织、对外交流、社会活动和思想发展历程，反映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直面现实的学术品格，表现其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与待人之道。
黄仁国编著的这本《刘大年年谱》采用了大量谱主的第一手资料，如日记、笔记、来往书信、回忆录、读书卡片及批注、未刊文稿、诗稿、题辞等，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特别是谱主在冀南工作时冀南地区的档案文献以及中国科学院的档案文献，参考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以及学术刊物的相关新闻报道、学术争鸣、学术评价等，罗列了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谱主的论著，汲取了史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及访谈回忆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谱主一生从求学到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学术研究、学术组织管理、社会活动、政治生活、对外交流、为人为学等方面的轨迹，并涉及与谱主相关的众多人物和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