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成长之路

李：在我认识的老人中，你大概是真正的老北京吧？

王：我祖父那一代从福州来到北京，到我是第三代。

李：那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芳嘉园的小院是你们家什么时候买的？

王：生我的时候，父亲买芳嘉园这所房子。修好后，我已出生。八九岁时，我父亲到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我得了猩红热，初愈不宜远行，母亲为了我留在上海。十岁从南方回到北京，然后二十多年一直没动。

父亲驻墨西哥两年，回国后的职称为“待命公使”，随时有可能出使。考虑到要带我们出国，就把我送到干面胡同的外国学校念书。那是一家美侨学校。这样，我从小就学了英语，讲得很流利，用英文演讲没有问题，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外国长大的。

李：你父亲又出去过吗？

王：父亲后来到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那是孙宝琦执政时，此后就没有再出国。

李：听说你母亲娘家也是望族。

王：母亲一家有钱。外公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开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那还是19世纪末。

李：你们王家在福州影响大吗？

王：高祖王庆云在《清史稿》中有传。他编撰过一本书《石渠余纪》，讲清初至道光时期的财政，是研究清史必读之书。太平天国时期，他负责理财，还担任过陕西总督。祖上于明代到了福建，是福州的大家族之一，当时有名的家族是沈、郑、林、王等。

祖父的哥哥、我的伯祖王仁堪是丁丑科状元（光绪三年，1877年），任镇江知府，是有名的清官。他曾上条陈劝阻慈禧修颐和园。调任苏州知府，一年即去世。父亲的弟弟王允恭参加同盟会，与黄兴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在驻苏联使馆担任过武官。最后死在南京。

李：看来你没有继承你们家从政的传统。

王：（笑）父亲不让我进官场，认为没有意思，不如学一门技术。

李：你小时候家里对你管得严吗？

王：父亲他让我学医。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玩了。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但写不好，名著也读得少，比起同学来要差，我不用功呗！但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医学预科念了两年，功课多门都不及格，本来应该是三年后进协和医院，结果被刷了出来。燕京大学规定，如有两门不及格就退学，但其他课如有分就可以继续念。这样，第三年又转文学院，当时同学有后来的《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史学家王钟翰等。老师有郭绍虞、容庚、邓之诚、王力、陆侃如等。在班上我的诗词好，女同学的诗词作业全是我包了，还能考虑到不同人的风格。老师没发现，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班的学生有这么整齐的水平。

李：都说你是大玩家，金鱼、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古董，太多了。人说玩物丧志，但你没有丧志，还成了大学问家。

王：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获得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念书。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他们的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说：“你留学的事让我否了。你好自为之。”我回家后告诉父母，他们说洪先生很正确，要是他们也会如此。

李：失去这个机会是不是很可惜？你现在觉得后悔吗？

王：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当时文物局在美国办展览。到波士顿，我见到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我说要见洪先生。费夫人开车送我去。当时我还没有多少成果，只带了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给洪先生看。他很高兴，又讲起当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学的事。他还哈哈大笑，说：“我没说错吧，只要努力还会有成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李：他说得的确不错。《画论》写完了吗？

王：《画论》是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哲学、历史、艺术等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书写完。1941、1942年两年，靠父亲养着把全稿写完。后来又害怕说是唯心主义，至今未出版。

李：现在应该会有机会出版了。

王：1943年《画论》完成后，父亲让我找工作。我不是进步学生，就绕道河南、陕西到了西南。我到南方去，行程一两个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是梅贻琦，他留我当中国文学助教。我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先生与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他在故宫接待外宾时，还请我父亲来任翻译。马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马衡给我一个秘书职位。南迁的文物，分别放在乐山、安顺、峨眉山的山洞里。我提出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我就不愿意当这秘书。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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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谈文化之痛

林贤治谈鲁迅

马悦然谈中国文学

蓝英年谈苏俄文学

陈思和谈教育

王元化谈“五四”运动

杨宪益谈往事

周扬之子周艾若谈周扬

周扬之子周迈谈周扬

附录：旋涡之中，写好一个“人”字

从小爱与人聊天，未想到，这一习惯，成为后来记者职业必备的一种技能：采访、对话。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言极是。三十几年前，在复旦大学与陈思和兄开始研究巴金，我们与恩师贾植芳先生聊天，拜访巴金和他在上海的老朋友吴朗西、毕修勺，教科书和作品之外的往事细节与文坛掌故，把我们带进消逝的场景。年轻的我，顿时有了触摸历史的质感，仿佛自己伴随着他们置身其间。

这种感觉，妙透了，令人陶醉。

1982年至今，做记者转眼就是34年。实际上，34年，我只做了一件事——不停地与人聊天、对话，然后，在此基础上，写感兴趣的人物，展开自己觉得值得深入的话题。坦率地说，没有与众多人物的访谈，就不可能写出《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巴金传》《浪迹天涯——萧乾传》《沈从文与丁玲》《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人在旋涡——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等这样一些作品。

猴年将至，恰是我的花甲之年。承蒙北方文艺出版社社长宋玉成先生厚爱，约我将多年的访谈录，加以筛选，选择一个合适主题结集出版。

主题确定，其实很难。不同的访谈对象，不同的人生故事，不同的思考，在我看来一起构成历史与现实、情感与命运的丰富内涵。时间，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2016年，有不少重要的历史节点：白话文与新文化运动兴起100年、鲁迅逝世80周年、“文革”爆发50周年……时间流逝无情，人与历史场景，却不会离我们远去。王元化的回忆与对话，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和“五四”运动的关联；林贤治的对谈，再看鲁迅在历史画面中远远近近的身影；杨宪益的往事漫忆，呈现政治运动中不堪回首的心灵伤痕；王世襄的漫谈，文人如醉如痴拥抱文化的情怀令人难忘；陈思和的对话，令人思考文化教育，如何走出以往的伤害，重新起步……

不同对话，看似相对独立，其实互有关联。曾经出现的诸多世纪难题，并没有解决，仍将人们困扰。

走进新千年之际，黄永玉先生创作过一个人物雕像，前两年复制一尊，捐赠上海巴金故居，安放于庭院草坪。雕像为一位年轻人，昂首仰天，伸开双臂，迎接新世纪到来。黄永玉起了一个充满乐观和富有诗意的名称——“新世纪不再忧伤”。今天上午，我再次走进巴金故居，又一次凝望雕像，又一次感受伸开双臂迎接新世纪的青春力量。

“新世纪不再忧伤”，是每个人心底的期望。期望中，人们充满乐观精神，对未来充满信心。期望中，人们却又必须肩负沉甸甸的历史前行。

如何不再忧伤？谁还忧伤？

于是，我借用黄先生的雕像之名，将这本访谈录的书名定为《新世纪谁还忧伤》。  2015年11月18日 上海

《新世纪谁还忧伤：李辉访谈录》为一本访谈录，整理收录了作者李辉近年来对王世襄、陈思和、林贤治、马悦然等著名学者的访谈文章，内容广泛涉及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等领域，既具有较为重要的思想价值，引人思索，又因其访谈的形式，显得生动不拘，可读性强。

《新世纪谁还忧伤：李辉访谈录》为一本名人名家的访谈录，作者李辉是《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编辑，著名作家，主要从事人物传记和历史随笔写作。在本书中，作者整理收录了他近年来对王世襄、陈思和、林贤治、马悦然等著名学者的访谈文章，内容广泛涉及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作为知名学者访谈录，本书具有较为重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引起读者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