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大淖记事(手绘彩插珍藏版)/汪曾祺作品精选集》是汪曾祺作品精选集卷三，为小说卷。选取其小说创作的精华代表之作，主要是汪先生80年代创作高峰期的小说代表作，如《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这些多以家乡高邮水乡的小人物为对象，具有浓郁的地方风俗特色、乡土气息和中国气派。文笔简炼，用情至深，是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受戒大淖记事(手绘彩插珍藏版)/汪曾祺作品精选集》是汪曾祺作品的精华选本。由专家选编，选目精良。装帧雅致，内插作者手绘彩图，是高性价比的珍藏本。共有四种。

《以欢喜心过生活》《故土·故人·故情》为散文精选本。前者以花草虫鱼、山川风物、美食行走为主题，后者以记事怀人、自报家门、谈文艺、谈人生为主题。囊括了作者散文创作的所有门类和风格。

《受戒·大淖记事》《邂逅·水蛇腰》为小说精选本。前者精选了作者1980年代创作的代表作，后者精选了作者自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不含1980年代)创作的代表作。用编年史的形式呈现其小说创作的流变及风格。

黄油烙饼

异秉

受戒

岁寒三友

寂寞和温暖

天鹅之死

大淖记事

七里茶坊

鸡毛

故里杂记

徙

故乡人

晚饭花

皮凤三楦房子

钓人的孩子

鉴赏家

职业

八千岁

云致秋行状

故里三陈

昙花、鹤和鬼火

日规

故人往事

讲用

桥边小说三篇

虐猫

八月骄阳

安乐居

瑞云

黄英

蛐蛐

双灯

画壁

陆判

捕快张三

同梦

受戒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明海家田少，老大、老二、老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他七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他爹、他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得——”，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舅舅按照约定的日期又回了家，带了一件他自己穿的和尚领的短衫，叫明子娘改小一点，给明子穿上。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跟他爹、他娘磕了一个头，就随舅舅走了。

他上学时起了个学名，叫明海。舅舅说，不用改了。于是“明海”就从学名变成了法名。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舅舅一劲地催他：“快走！快走！”  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许！哗——许！”

……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

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铺都是箩底方砖，好扫得很，给弥勒佛、韦驮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然后，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即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

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一板一眼，拍得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是跟教唱戏一样，完全一样哎。连用的名词都一样。舅舅说，念经：一要板眼准，二要合工尺。说：当一个好和尚，得有条好嗓子。说：民国二十年闹大水，运河倒了堤，最后在清水潭合龙，因为大水淹死的人很多，放了一台大焰口，十三大师——十三个正座和尚，各大庙的方丈都来了，下面的和尚上百。谁当这个首座？推来推去，还是石桥——善因寺的方丈！他往上一坐，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这就不用说了；那一声“开香赞”，围看的上千人立时鸦雀无声。说：嗓子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要练丹田气！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要用心，不要贪玩！舅舅这一番大法要说得明海和尚实在是五体投地，于是就一板一眼地跟着舅舅唱起来：

“炉香乍——”

“炉香乍——”

“法界蒙薰——”

“法界蒙薰——”

“诸佛现金身……”

“诸佛现金身……”

P17-20

我读汪曾棋

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是很恰当的评语。

他身上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在于儒道互补，水乳交融。儒家思想，在他那里不是治国平天下的轰轰烈烈，而是对有情人间的拥抱。孔子在他眼里，不是圣，而是“很有人情的人”“一个很有性格活生生的人”。他生活在人间烟火之中，对世俗生活保持浓烈的兴趣。

道家思想，在他是淡泊，是随缘任性，自得其乐。他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在意，对生活中的坎坷坦然面对。在浮躁的世界里，他淡定得如一面映现万物的镜子。

无论环境怎样，他始终不忘品味生活。

无论世界怎样变迁，他始终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慈悲之心，用悲悯的情怀观照着大千世界。

其人，其文，都融入了“士大夫”精神。

一、随遇而安，自得其乐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八股文写得特别好，曾教过汪曾祺。若在清朝，依十三岁的汪曾祺的八股水平，是可中秀才的。父亲汪菊生，金石书画皆通，有名士之风。更重要的是，他会带着儿女到麦田里放风筝，捉蟋蟀，还会养鸟，有一颗童心。会和十几岁的汪曾祺对坐饮酒，并说“多年父子成兄弟”，有平等尊重之心。

汪曾祺小学、初中都是在家乡读的。上学放学，一路所见是形形色色的铺子、手艺人、麦田，还有河水。这让他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味道，还有自然的味道。

高中时期，日本人占领了江南，他随祖父在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一待就是半年。此时陪伴他的只有两本书：《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这两本书开启了汪曾祺一生的文学道路。

1939年，汪曾祺远离家乡，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他是冲着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的名气去的。西南联大先生们的风度，在他日后的回忆中将一一形诸笔端。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开始了文学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在较长时期以当编辑为主，间或写戏，写散文。日子不疾不徐地流过，他却未曾以文闻名于世。

1958年，他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4年。一段时间里，他的任务是画马铃薯图谱，每天一个人独自对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画了又画。画完后，他将马铃薯烤熟，吃了。这世界上，恐怕没有谁像他那样，吃了那么多种类的马铃薯。

1962年，汪曾祺调入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指定进行样板戏的创作。  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暗流在地下涌动，终有一天会喷薄而出。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他是真正的大器晚成者。

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汪曾祺一生，得益于此。如何在随遇而安中自得其乐呢？汪曾祺的做法是：主业读读杂书、写写杂文；副业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

写作于他，不是苦差，是给人间送一点点小小的温暖。他说，文学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关于他读杂书、写杂文，其子汪朗说得甚好：

父亲看杂书的习惯，早在上大学时就有了。他在聊天时说过，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开的课，他是喜欢的上，不喜欢的就不怎么上。像闻一多先生、沈从文先生的课，他是听得很认，真的。朱自清先生的课，有时就溜号，因为觉得朱先生上课一板一眼的，不太适应。他大学肄业后，生计无着，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推荐他给朱先生当助教，朱先生不干，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这下他可傻了眼。

老头儿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却很少。“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别说什么孤本善本，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外名著、大师文集，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残缺不全。他曾说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的《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的书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废名的作品集则一本没有。

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但老头儿书却读了不少。他在剧团的同事说，团里资料室的书都让他翻遍了。他在剧团宿舍的床头有一个凳子，上面摞满了书，睡前总要翻翻。他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溶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很少有像样的书可看，但老头儿并没有闲着，但凡觉得有些意思的书刊，都要拿来翻翻……

老头儿书看得杂，懂得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

他不是书法家，但是谈过对书法作品的印象。他不是专业画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画的文章。

他还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传》，里面有大段大段韵文，据他说是参照佛教经典风格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小同乡王千对我说，老头儿以前应该读过佛经，因为他的文章中涉及佛教的用语都十分精确。这些我们确实不清楚，因为只见他写过《受戒》，却从来没见他读过一部佛经。

老头儿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写吃喝的，他还编过一本《知味集》，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他和我说过，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一是真懂吃，二是会写。王先生一生坎坷，但对于生活始终持乐观态度。李一氓是老革命，又是文人，他在文章中写了不少当年在缺吃少喝的情况下如何改善伙食的故事，让人知道革命者其实也很懂生活。老头儿很赞同他们的人生态度，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

写字画画，于他是遣兴而已。他说：“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两笔。所画多是‘芳春’——对生活的喜悦。”他的画有花鸟，也有白菜萝卜，幅幅都汪着他对生活的喜悦与感恩。

做菜，是他对烟火人间的有情拥抱。他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他，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二、一种调子，一种温度

汪曾祺曾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散文和小说都贯穿着这种调子。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使日常生活审美化，于寻常生活中发现生之欢悦与诗意。

大江东去有大江东去的美，小桥流水有小桥流水的美。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什么触动了你，什么是你能驾驭掌控的，什么能让你怀着一颗虔敬的心，真诚地去表现体味它。如果你不适宜做关东大汉，执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你也可做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他的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

他爱自然界里的一草一木，花鸟虫鱼。用一颗孩子般的心，写人间草木，写花园，写茶花、腊梅花、昆明的花、北京的秋花，写葡萄月令，写昆虫备忘录。

他爱世间美好的风景。从大地到坝上，从泰山到天山，从钓鱼台到索溪峪，都安静地躺在他的文字中。

他爱瓜果美食。人间五味，四方食事，在他的笔下淋漓呈现。故乡的野菜，故乡的食物让他想念。家常酒菜亦让他欢喜，肉食者不鄙，鱼我所欲也。

他喜欢喝酒。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曾经喝得烂醉睡在街头。下酒菜倒不讲究，家乡的煮毛豆荚、咸菜烧鲫鱼、熏烧肉、茶叶蛋、家常豆腐、炒花生等都很投口。

他喜欢喝茶。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鸟龙茶，甚至是湖南用茶叶、老姜、芝麻、米、盐放在一起擂成的“擂茶”，他都懂得。  他爱着这个世间的人。在他的散文中，有西南联大的那一批大先生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陈寅恪，有性格各异的退休老头、秉性不同的大妈、风马牛不相及的傻子、孩子和手艺人。

他的小说，所写的几乎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悲欢，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故事，构成了他笔下一幅幅充满人文风情的风俗画。

他说：“我写的是关，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他用一颗悲悯而温暖的心，对待他笔下的每一个不完美却健康的人，这是他不变的温度。

他说：“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充满同情的。我的小说有一些是写市民的，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但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于是我写了淡泊一生的钓鱼的医生，‘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岁寒三友。我写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连这些可笑之处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尖刻……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

他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其实你都无法用道德标准去评判。他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人，就站在你的面前，带着体温，带着呼吸，与你对坐，细数昨日的风尘、今日的欢欣、明日的希望。在他们的悲喜和情感中，你会不由自主地融入自己的呼吸与情感。

那些真正打动你的东西，恰恰是你借由作家的笔看到了你自己。

三、春初新韭，秋末晚菘

“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是汪曾祺用来评价自己散文的。

其散文和小说，叙述、语言、结构都显得自然、清简、质朴。深得自然之旨，自然之美，自然之馥郁。

他说：“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他的清淡疏朗的风格，体现在其散文和小说中，有一个共通之处：以平淡、含蓄而有节制的叙述，代替滥情、夸饰的矫情。

汪曾祺的散文于平淡含蓄中流溢着一种雅韵，一种隽永的天真。

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这种大黑蜂分量很重。它一落在一朵花上，抱住了花须，这一穗花就叫它压得沉了下来。它起翅飞去，花穗才挣回原处，还得哆嗦两下。

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

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

过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像说：“我开了。”

啄木鸟追逐着雌乌，红胸脯发出无声的喊叫，它们一翅飞出树林，落在湖边的柳梢。

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孩子，一声大叫。

啄木鸟吃了一惊，他身边已经没有雌鸟。不一会树林里传出啄木的声音，他已经忘记了刚才的烦恼。

很难想象这般如水样温软干净、天真隽永的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什么样的人才写得出。

他说：“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汪曾祺的语言，独具韵味。“其文字比他的老师沈从文公更白，更现代，更畅达，但同样的，有着从几千年传统和从自己个性里生发出来的文字神韵。汪先生的文字魅力，于当时，于现在，我以为尚无出其右者。他的白话之白，是非常讲究的白，行云流水的白，有着真正的文字的贵气，常人可追他的白，却追不及他的贵气。”有人说他的语言，拆开来每一句话都是平平常常的，放在一起，就有了味道。

他说：“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

这种抒情性让他的散文和小说，没有苦心经营的叙事结构，没有玄奥宏大的题旨。一切，根据自己的情感意绪和行文内在的节奏和气韵所需，自然成文。

他的散文，结构如行云流水，深得自然之旨。虽无意求工却有一种天然的美。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汪文类似。他记人事，写风景，述掌故，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信手拈来，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一切虚饰、造作、矫情，都是他所摒弃的。

他的小说，带有浓浓的散文化特色。不注重情节，不注重故事，注重意境，注重情感和意绪，注重内在的气韵，结构自然得没有丝毫人为的章法与痕迹。有人曾说，他的小说就是一篇篇抻长了的散文，是诗化小说，有一定的道理。

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沈从文）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

他是我认为全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一直到今天都这样认为。（黄永玉）

王蒙 天真隽永，自在风流。

邵燕祥 柳梢帆影依稀入梦，热土炊烟缭绕为文。

林斤澜 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下笔如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