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5日，英国驻新加坡的军队向日军投降。由于没有做好处理这么多战俘的准备，日军只能命令战俘们前往樟宜。这里意外地成了日军远东最大的战俘营——樟宜战俘营。这个战俘营为日军占领区提供了大量劳工，成了战俘中转站。虽然这里的管理相对比较宽松，但战俘与日军矛盾和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R.P.W.海沃斯编著季我努编译的《樟宜战俘营(1942-1945)(精)/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内容主要是写二战期间日军远东最大的战俘营——樟宜战俘营发生的一切。

新加坡樟宜战俘营，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最大的战俘营。它是作为日军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中转基地的身份而存在的，关押在这里的战俘被陆续地送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这里成了他们的中转站。

季我努编译的《樟宜战俘营(1942-1945)(精)/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作者R.P.W.海沃斯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收藏于英国伦敦的公共资料办公室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大量政府档案，还包括大量战俘撰写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各国战俘是如何密切团结、有组织地与日本看守抗争的。极端冷漠与残酷的日本看守，食品与药品的短缺，经常性的打骂与人格侮辱……这个战俘营的苦难兄弟们跨越了国籍和文化的差异，始终以一种团结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与残酷的日本看守斗智斗勇，争取更为人道的待遇，并取得了成效。妥协与抗争、智慧与勇气、希望与死亡，在这里可以看到战俘们在时刻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抛弃、不放弃的“樟宜精神”。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1942－1945年　樟宜战俘营岁月

 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描述和观念

 本书之目的

 资料来源注释

 樟宜战俘营简介

第一章

 投降与囚禁：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的陷落

 新加坡投降

 囚禁生活的开始

第二章

 战俘生活初适应：1942年3月至8月

 从士兵到战俘

 马来亚战役的余烬

 对囚禁生活的初步适应

 食物与疾病的困扰

 念家之情

 铁丝网内的樟宜：战俘营终成监狱状态

 教育与娱乐

 盟军高级军官离开樟宜

 囚禁感想

第三章

 史拉兰战俘营广场事件

第四章

 樟宜：1942年9月——1943年9月（一）

 “战俘劳工团”的离开

 抵达樟宜

 营内调动

 樟宜的怪异之处

第五章

 樟宜：1942年9月—1943年9月（二）

 对未来的猜测

 健康与饮食：缺乏与对策

 接收邮件、与家庭联系

 日军与战俘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六章

 从缅泰铁路归来：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

 机场建设

 “内地”劳动队的归来

 日本人行为的变化

 斋藤少将的到来

 移押至樟宜监狱

第七章

 樟宜监狱：1944年5月——1945年9月

 樟宜监狱

 1944年圣诞节

 1945：最后一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第八章

 结论：低头，但是没有卑躬屈膝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附录5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1942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落入日本之手。这一失败衍生的后果十分严重。日军的胜利预告了英国从远东的最终撤退，并对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参与该战役的日本军官迁政信(Masanobu Tsuji)上校写道：

新加坡的沦陷确实是亚洲人民命运的转折点。

欧洲在东南亚的统治被日本残酷地终结。随着新加坡的沦陷，英国在远东的主要标志也随之崩塌。这一损失，特别是英国马来半岛殖民地的损失方式以及新加坡的投降自此成为广泛研究和思索的课题。

自1819年斯坦福·莱福士(Stamford Raffles)爵士通过与柔佛(Johore)苏丹签署协议而得到该岛以来，新加坡始终被视为重要的战略和商业前哨。保持新加坡完整的政治重要性一直以来是帝国优先考虑的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因1905年英日条约的成功运作而得到保障，从而使英军得以集中于本土和地中海水域。英国决定以与美国更紧密的联系来取代这一联盟，因此不得不为促进远东的安全而多加考虑。

随后的计划转向了打击该地区英国利益最可能的威胁——日本。为了实现这一意图，明显的方案是建立并保持一支舰队，永久驻扎远东。为此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基地。

1921年6月16日，英国内阁原则上通过帝国防卫委员会(cID)的建议，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大型海军基地，排除了锡兰、香港和悉尼等选项。然而出于财政考虑、至少近十年不可能有大规模战争的设想以及华盛顿海军条约的限制，建立独立远东舰队的可能性被排除。这些因素的结合构成了“新加坡大舰队”策略。该策略要求在发生国际危机时将大量皇家海军舰船派往新加坡。所用时长被称为“救援前时期”，并于1939年后开始不断重新评估。从1922年至1937年，“救援前”的时间一直维持在70天左右。这一期间就是要求新加坡驻军抵抗进攻的时间长度，因而直接与本岛的最终防卫级别挂钩。寇松勋爵(Lord Curzon)领导下的帝国防卫委员会想出了提供充足陆地防卫的最佳方式。皇家空军就防卫是否应基于空中力量发起了激烈的跨军种竞争，结果有利于海军和陆军，岛上安装了重型火炮。计划制定者仍然认为，马来丛林以及向北通往新加坡的道路是不可突破的。

尽管关于新加坡保卫战有很多神秘和矛盾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海岸炮组只能对海发射，入侵日军的路线就是沿着据称“不可突破”的马来半岛丛林和橡胶林，实际上这早已被准确预测。1925年，新加坡总指挥官上将西奥多·弗雷德(Theodore Fraser)爵士认为日军通过马来半岛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后来，马来半岛总指挥官帕西瓦尔中将撰写了《远东态势评鉴》。m该建议得到时任马来半岛总指挥官威廉·多比(william Dobbie)少将的支持，并于1937年被提交给了参谋长委员会。“这两项战略评估都猜到了日军的最终路线并就预先阻止这一进攻所需的人员和资材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然而，有关部门对此并不感兴趣。多比将军还断定，季风期并不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阻止海上入侵。他断定，实际上，从10月持续至3月的季风期将是最适合发起入侵的时间，因为这种险恶的气候可能会限制空中力量的运用，但并不足以阻止在近海停泊的运输船上的部队登陆。他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进攻马来半岛，同时对珍珠港、泰国和香港发起进攻。尽管最初皇家空军的空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日本还是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哥打巴鲁(Kota Bhalu)以及泰国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登陆了。”

P19-20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然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却研究不够。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出在加大力度整理我国抗战史料的同时，要加强面向全球的抗战史料征集工作。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占领区曾经制造了众多的战争暴行，并且对俘虏的美、英、荷、澳、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平民也犯下了严重罪行。对于这些战争暴行，中国史学界、东南亚史学界、国际史学界都应该加以关注。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行，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打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理解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而且它还是由季我努学社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翻译出版的，是这一民间学术团体做出的有益贡献。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球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丛书》。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此次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册，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规划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第一阶段成果。重庆出版集团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理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目前本丛书第二阶段的工作已在规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季我努学社还邀请了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苏智良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撰写了分卷序言和推荐语等。我作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对于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第一批出版的四本书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成果，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其中，《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通过对参加修筑缅泰死亡铁路的美国战俘的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研究，还原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被俘官兵修建惨无人道的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日军动用了61000名盟军战俘及20万名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修筑这一铁路。战俘和劳工的死亡率极高。战俘的死亡率在20%左右，劳工的死亡率更达50%，这是一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每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50人。

《樟宜战俘营》一书主要研究了樟宜战俘营在日军整个战俘管理体系中的作用。该战俘营充当了日军大规模战俘劳动力的中转站。虽然樟宜战俘营中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通过此地辗转到缅泰死亡铁路及日本工矿企业的战俘死亡人数非常惊人。樟宜战俘营的日军看守人员多次将战俘斩首，并且逼迫战俘签署不逃跑的协议。这本书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对战俘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作为英国军事史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们虽然“倒下了，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向日军投降，但是一直在与日军抗争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８月15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死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不义之财》一书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作者是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女士大量查阅了美国和日本档案，采访了众多美国战俘老兵，写成了这部不朽的力作。本书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她用专章分别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她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以上四本书都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军罪行证据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过去，然而从全球视角整理、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暴行，以及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使日本侵略罪行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张宪文

2015年9月11日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相对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两个名词来说，亚洲太平洋战争在国内学界和公共媒介当中较少出现。事实上，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它在实质上赋予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性意义——亚洲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战争的两个主战场。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广大的东南亚国家并肩作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这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上述国家的战俘和平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

季我努学社以“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讴歌中华民族脊梁，为国内二战史研究积累史料”为组织目标，成立四年来，一直在埋头整理近代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我们的史料整理以外文史料为主，截止2015年10月，已经整理了近800万字的外文史料，其中约有550万字都是国外一手的抗战档案、当事人回忆录，以及相关专著。在这其中，已经人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无疑是我们最重头的译作之一。

我硕士阶段跟随著名的抗战史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连红教授学习，研究方向就是南京大屠杀史。在连红师的组织下，我带队在南京郊县进行了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在2004年的那个暑假，我和伙伴们用脚步丈量了偌大的八卦洲——这个南京属下的最大的江心洲。作为南大、南航、南师、河海等四所高校组成的调查队伍的总队长，那个暑假带给我的心灵震撼不可磨灭，那些幸存老人的惨痛回忆依旧历历在目。我们的调查成果最终汇人了张宪文先生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本)，编成了第25卷和第26卷。

我在研究生阶段翻译了美国拉各斯大学教授李培德先生主编的《日本战争罪行：追寻历史的正义》一书，在这其中就节选了我在2009年出版的列斯特·坦尼教授的名作《地狱的梦魇》(中文名，《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个章节，其中也有格特兹·赫尔姆斯的《不义之财》的第5章。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中国研究抗战不能局限在日军侵华这个领域，中国学者研究日本的战争暴行也应该突破国界，去关注日本对于东南亚国家、印度以及西方国家战俘和平民的战争暴行。顺着李培德教授的研究脉络，我又遴选并组织翻译了《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收录的这四本书。这四本书只是学社与重庆出版社合作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第一阶段的成果，今后我们还将密切合作，在各位专家的支持和指导之下，将日本的战争罪行的外文档案、回忆录和专著的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覆盖到所有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有战俘和平民被日本杀害、奴役、迫害的所有西方国家。  季我努学社经过四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拥有数十位优秀译者、数十位主流媒体成员、数十位大陆、香港、台湾出版界成员，以及超过百位著名学者、新闻出版机构领导担任顾问的，融史料整理、出版、传播于一体的优秀民间学术团体。为了《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顺利出版，20多位出身于军事、英语、日语、近现代史专业的高校青年教师及数位退役军官参加翻译、校对，学社译者当中的精英分子很多加入。

《缅甸战役》的译者、资深军事译者章启哗先生，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位翻译前辈。刘峰，博士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上海交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博士后。吴博，巴黎大学高等翻译学院硕士。吕晶，南京大学近现代史博士。李学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学博士。李明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士。顾碧、程世利是我硕士阶段的同门师妹和师弟。夏玉清，厦门大学世界史博士。蔡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陈丽，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硕士。徐晓菲，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语专业硕士。李艳，香港浸会大学中文专业硕士。侯蒙蒙，曲阜师大翻译学硕士。除了章启哗前辈和英语专业毕业后就参加工作的明杰外，其他所有译者均有硕士以上学历，而且他们几乎全是高校教师。不过章老师和明杰都是非常出色的资深译者。我的爱人多国丽——世界博览杂志社资深编辑，也参与了《太阳旗下的地狱》的翻译。

下面简单说说各本书的翻译情况。《地狱航船》由吕晶、章启哗、刘峰、顾碧、吴博和我翻译，由刘峰、蔡亮和我统稿校对；《樟宜战俘营》由李明杰、李学华、顾碧、吴博、章启晔、夏玉清和我参加翻译，由李学华和我统稿校对；《太阳旗下的地狱》由程世利、徐晓菲、李艳、侯蒙蒙、多国丽和我翻译，由程世利和我统稿、校对；《不义之财》由我、顾碧、夏玉清、章启哗、吴博、李明杰参加翻译，由我来统稿、校对。需要说明的是《不义之财》原先由时志方、李煜、赵丹、孙标、文华珍、牛元敏等来翻译，这个译本实际上在数年前就已经完成，当时我的师弟孙标刚在南通大学任教，我的小兄弟、翻译爱好者时志方(目前已经是一位出色的铁路工程师)以及北外的国关学院研究生及中南大学翻译系的研究生李煜、赵丹、文华珍和牛元敏都还在读硕士。现在她们都已参加工作，成为单位的骨干。我在校对全稿之时，发现译文质量有较多瑕疵，就决定重新翻译。但无论如何，她们当然是《不义之财》的译者。

最后表示一下感谢。

首先谢谢尊敬的张宪文、步平先生，为丛书撰写了精彩的总序；感谢关捷、张连红、马振犊、宗成康等四位著名专家撰写了精彩的分卷序言；感谢汤重南、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陈红民、张生、程兆奇、苏智良、李玉、齐春风、萨苏、左双文、金立昕、孟祥青、庞中英、邓仕超、罗洁、曹鹏程、顾锦生、张守增等各位著名专家和媒体领导撰写了精彩的封底推荐语。

其次，要谢谢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陈建军董事长、王舜平总经理、徐宪江副总编辑，以及王福振编辑、刘菲编辑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工作。

最后，我要向参与本书翻译的季我努学社的伙伴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我也要向各位学界同人和读者朋友表示诚挚的歉意，由于学社的主要译者被其他翻译项目牵绊，导致这四部书的翻译比较仓促，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人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樟宜战俘营》是一部值得珍藏的好书：该书充分证明日本法西斯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抗日战争是世界性的抗战。

——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汤重南

樟宜战俘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之一。如今，我们在阅读这些暴力、血腥的文字的时候，更期待着日本迟到了70年的真诚道歉。

——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苏智良

二战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是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到的地方，都存在他们残害战俘和平民的罪行。《樟宜战俘营》这部著作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这也再一次警醒我们，要对法西斯的死灰复燃保持警惕。

——南京师范大学抗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齐春风

《樟宜战俘营》让人们在温暖的热带阳光下直视战争的残酷，直面法西斯的丑恶，让人们于鸟鸣中聆听历史的哭泣。

——著名军史专家、《国破山河在》作者萨苏

历史给我们怎样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带给未来怎样的历史。围绕樟宜战俘营和缅泰死亡铁路挖掘“二战”日军暴行，重现战俘们的苦难和抗争，就是要用史实昭告世界:追求和平、自由和正义，反对战争、奴役和邪恶，是人类拒绝自我毁灭、延续文明进步的道德底线。

——《人民法院报》编委、总编室主任张守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