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所著的《爱欲与哀矜》是一部散文作品集。

幸福不该是悬在终点处的奖赏，它只是道路中偶然乍现的光亮。构成一种健全人性的，不是幸福，而是爱欲与哀矜的持久能力。

于是，那些怀揣爱和怜悯的写作者，仿佛是永久生存着。他清楚地看见自己生活在历史的不同时代，不同空间，黄帝大战蚩尤的时候他在，美尼斯王统一埃及的时候他也在，他在威尼斯的桥上吟诵欢歌，也在劳改农场的灯光下半睡半醒，他做过海盗、和尚、车夫、魔术师，也做过一方的霸主、落拓的书生、贫苦的农妇。他是一切人，也是一。

《爱欲与哀矜》收入沪上才子张定浩近十年所写的文学随笔二十余篇。其中所涉及的，从格雷厄姆·格林、爱丽丝·门罗到奥登、布罗茨基，从《斯通纳》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基本都是作者钟爱的作家与作品。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本阅读之书，也是一部写作之书。作者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继而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他以为好的写作都是为了被爱，而好的阅读，则指向爱。

爱欲与哀矜

阅读《天堂》

心智生活

“你必须精通重的和善的”

跟着自己的心写作

我所理解的村上春树及其他

爱丽丝·门罗

杜鲁门·卡波蒂：重建与普通人物的日常交谈

在零和一之间

《斯通纳》，或爱的秩序

尽头与开端

文学与生命

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埃兹拉·庞德

T.S.艾略特：作为创造者的批评家

诗所能够见证的

文明的声音

取悦一个影子

求爱于无生命者

私人文论

真正的爱和真正的生活

伤心与开心

爱与怜悯的小说学

你我的文学

对具体的激情

无所事事的欢乐

缘起与相应

译诗札记

一份第三人称的读书自述

爱欲与哀矜

1

“对小说作者来说，如何开始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在《刚果日记》的某处注脚中，格雷厄姆·格林说道，他那时正深入黑非洲的中心，试图为一部意念中的小说寻找自己对之尚且还一无所知的人物，“……如果一篇小说开头开错了，也许后来就根本写不下去了。我记得我至少有三部书没有写完，至少其中一部是因为开头开得不好。所以在跳进水里去以前，我总是踌躇再三。”

小说家踌躇于开始，而小说读者则更多踌躇于重读。面对无穷无尽的作品，小说读者有时候会像一个疲于奔命的旅行家，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重返某处，在于何时有机会和勇气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有时怀念那些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度假客，他们像候鸟一样，一年一度地来到同一个风景胜地，来到同一座酒店，享受同一位侍者的服务，外面的光阴流转，这里却一如既往，令孩童厌倦，却令成年人感受到一丝微小的幸福。列维-施特劳斯，一位憎恶旅行的人类学家，他在马托格洛索西部的高原上面行走，一连好几个礼拜萦绕在他脑际的，却不是眼前那些一生都不会有机会第二次见到的景物，而是一段肖邦的曲调，钢琴练习曲第三号，一段似乎已被艺术史遗弃的、肖邦最枯燥乏味的次要作品，它已被记忆篡改，却又在此刻的荒野上将他缠绕。他旋即感受到某种创造的冲动。

2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创造，很大程度上并非起于旷野，而是起于废墟，起于那些拼命逃避废墟的人在某个时刻不由自主的、回顾式的爱。

格林自然擅长于逃避，他的第二本自传就名为《逃避之路》。他从英伦三岛逃至世界各地，从长篇小说逃至短篇小说，又从小说逃至电影剧本和剧评，他从婚姻和爱中逃避，从教会中逃避，某些时刻，他从生活逃向梦，甚至，打算从生逃向死。他在自传前言中引用奥登，“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一样”。但我想，他一定也读过奥登的另外一节诗句：

但愿我，虽然跟他们一样

由爱若斯和尘土构成，

被同样的消极

和绝望围困，能呈上

一柱肯定的火焰。（奥登《1939年9月1日》）

因为他又说，“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于是，所有种种他企图逃离之物，竟然在写作中不断得以回返，成为离心力的那个深沉的中心。这些越是逃离就越是强有力呈现出来的来自中心处的火焰，才是格林真正令人动容之处。  3

爱若斯，古希腊的爱欲之神，丰盈与贫乏所生的孩子，柏拉图《会饮篇》里的主角，却也是众多杰出的现代作家最为心爱的主题。或者说，写作本身，在其最好的意义上，一直就是一种爱欲的行为，是感受丰盈和贫乏的过程。在写作中，一个人感觉自己身体被掏空，同时又感觉正在被什么新事物所充盈；一个人感觉自己不断地被某种外力引领着向上攀升，同时又似乎随时都在感受坠落般的失重；一个人同时感觉到语言的威力与无力。如同爱欲的感受让地狱、炼狱和天堂同时进入但丁的心灵，作为一种共时性的强力图景，而《神曲》的写作，只是日后一点点将它们辨析并呈现的征程。

P1-3

前记

我是在撰写有关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之时遇到“爱欲与哀矜”这个题目的，更准确地说，被赐予了这个题目。随后我便发现，这可能是令我最感兴趣的主题，自己长久以来的写作，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此有关，都可以统摄在这个主题之下。

最终被检选收录于本书中的二十余篇文章，其时间跨度约有十年，最早一篇写于2007年，是因《小熊维尼》而起，只有千余字；最晚的一篇《斯通纳，或爱的秩序》则写于一个月前，有一万四千字，是我迄今单篇写得最长的文章。这十年，恰好是我人生从三十岁走向四十岁的十年，也仿佛是身为写作者缓缓开启的十年。重读这些过往的文章，我意外地觉得尚有新鲜可取之处，并对艾略特的话产生深深的共鸣，他说，“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让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

这些作家，对我来讲首先是现代作家。我觉得，单就文学层面而言，今天的读者必须经过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的洗礼和引领，才有可能更切实地领略到古典作家的美好，这是因为，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无非是一些有力量先我们一步回返古典怀抱的人，也就是说，在爱的层面思索艺术乃至人类真理的人。

我不想具体标明每篇文章的写作或发表时间，也许，爱和写作，在其最激动人心的意义上，就是对于时间的克服。

张定浩

2016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