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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邂逅集(精)
分类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作者 汪曾祺
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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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汪曾祺,在自创的艺术形式中达到完美的大师级作家。其小说,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

《邂逅集(精)》在汪曾祺先生自编文集基础上修订,注重系统性及版本价值。

由连续两届获得“中国最美的书”设计师张胜先生精心设计,典雅大气,装帧雅致温润,布面精装,尽显纯正文学趣味。

编校者精益求精,耗费十年心血,参校作者手稿、手校本及各种文集,力求当代文学新善本。

内容推荐

《邂逅集(精)》是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此集所收短篇小说,是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复仇》《老鲁》《艺术家》《鸡鸭名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邂逅》8部。

目录

复仇

老鲁

艺术家

戴车匠

落魄

囚犯

鸡鸭名家

邂逅

编后记

试读章节

抽烟的多,少;悠缓,猛烈;可以作为我的灵魂状态的纪录。在一个艺术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的抽,深深的吸进去,浓烟渳漫全肺,然后吹灭烛火似的撮着嘴唇吹出来。夹着烟的手指这时也满带表情。抽烟的样子最足以显示体内潜微的变化,最是自己容易发觉的。

只有一次,我有一次近于“完全”的经验。在一个展览会中,我一下子没到很高的情绪里。我眼睛睁大,瞇住;胸部开张,腹下收小,我的确感到我的踝骨细起来;我走近,退后一点,猿行虎步,意气扬扬;我想把衣服全脱了,平贴着卧在地下。沉酣了,直是“尔时觉一座无人”。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我想一下子砸碎在它面前,化为一阵青烟,想死,想“没有”了。这种感情只有恋爱可与之比拟。平常或多或少我也享受到一点,为有这点享受,我才愿意活下去,在那种时候我可以得到生命的实证;但“绝对的”经验只有那么一次。我常常为“不够”所苦,像爱喝酒的人喝得不痛快,不过瘾,或是酒里有水,或是才馋起来酒就完了。或是我不够,或是作品本身不够。真正笔笔都到了,作者处处惬意,真配(作者自愿)称为“杰作”的究竟不多;(一个艺术家不能张张都是杰作,真苦!)欣赏的人又不易适逢其会的升华到精纯的地步,所以狂欢难得完全。我最易在艺术品之前敏锐的感到灵魂中的杂质,沙泥,垃圾,感到不满足,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体内的石灰质。这个时候我想尖起嗓子来长叫一声,想发泄,想破坏;最后是一团涣散,一阵空虚掩袭上来,归于平常,归于俗。

我想学音乐的人最有福,但我于此一无所知;我有时不甘隔靴搔痒,不甘用累赘笨重的文字来表达,我喜欢画。用颜色线条究竟比较直接得多,自由得多。我对于画没有天份;没有天份,我还是喜欢拿起笔来乱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结果都是愤然掷笔,想痛哭。要不就是“寄沉痛于悠闲”,我会很滑稽的唱两句流行歌曲,说一句下流粗话,摹仿舞台上的声调向自己说:“可怜的,亲爱的××,你可以睡了。”我画画大都在深夜,(如果我有个白天可以练习的环境,也许我可以做一个“美术放大”的画师吧!)种种怪腔,无人窥见,尽管放心。

从我的作画与看画(其实是一回事)的经验,我明白“忍耐”是个甚么东西;抽着烟,我想起米盖朗皆罗,——这个巨人,这个王八旦!我也想起白马庙,想起白马庙那个哑吧画家。

白马庙是昆明城郊一小村镇,我在那里住了一些时候。

搬到白马庙半个多月我才走过那座桥。

在从前,对于我,白马庙即是这个桥,桥是镇的代表。——我们上西山回来,必经白马庙。爬了山,走了不少路;更因为这一回去,不爬山,不走路了,人感到累。回来了,又回到一成不变的生活,又将坐在那个办公桌前,又将吃那位“毫无想像”的大师傅烧出来的饭菜,又将与许多熟脸见面,招呼,(有几张脸现在即在你身边,在同一条船上!)一想到这个,真累。没有法子,还是乖乖的,帖然就范,不作徒然的反抗。但是,有点惘然了。这点惘然实在就是一点反抗,一点残馀的野。于是抱头靠在船桅上,不说话,眼睛空落落看着前面。看样子,倒真好像十分怀念那张极有个性而颇体贴的跛脚椅子,想于一杯茶,一枝烟,一点“在家”之感中求得安慰似的。于是你急于想“到”,而专心一意于白马庙。到白马庙,就快了,到白马庙看得见城内的万家灯火。——但是看到白马庙者,你看到的是那座桥。除桥而外,一无所见,房屋,田畴,侧着的那棵树,全附属于桥,是桥的一部份。(自然,没有桥,这许多景物仍可集中于另一点上,而指出这是白马庙。然而有桥呀,用不着假设。)我搬来之时即冉冉升起一个欲望:从桥上走一走。既然这个桥曾经涂抹过我那么多感情,我一直从桥下过,(在桥洞里有一种特别感觉,一种安全感,有如在母亲怀里,在胎里,)我极想以新证旧,从桥上走一走。这么一点小事,也竟然搁了半个多月!我们的日子的浪费呀。

这一天我终于没有甚么“事情”了,我过了桥,我到一个小茶馆里去坐坐。我早知道那边有个小茶馆。我没有一直到茶馆里去,我在堤边走了半天,看了半天。我看麦叶飘动,看油菜花一片,看黄昏,看一只黑黑的水牯牛自己缓步回家,看它偏了头,好把它的美丽的长角顺进那口窄窄的门,我这才去“访”这家茶馆。

第一次去,我要各处看看。

进一个有门框而无门的门是一个一头不过的短巷。巷子一头是一个半人高的小花坛。花坛上一盆茶花。(和其他几色花木,杜鹃,黄杨,迎春,罗汉松。)我的心立刻落在茶花上了。我脚下走,我这不是为喝茶而走,是走去看茶花。我一路看到茶花面前。我爱了花。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茶花,(云南多茶花,)仿佛从我心里搬出来放在那儿的。花并不出奇,地位好。暮色沉沉,朦胧之中,红焰焰的,分量刚对。我想用舌尖舔舔花,而我的眼睛像蝴蝶从花上起来时又向前伸了出去,定在那里了,花坛后面粉壁上有画,画教我不得不看。

画以墨线钩勒而成,再敷了色的。装饰性很重,可以说是图案,(一切画原都是图案,)而取材自写实中出。画若须题目,题目是“茶花”。填的颜色是黑,翠绿,赭石和大红。作风倩巧而不卖弄;含浑,含浑中觉出一种安份,然而不凝滞。线条严紧匀直,无一处虚弱苟且,笔笔诚实,不笔在意先,无中生有,不虚妄。各部份平均,对称,显见一种深厚的农民趣味。P26-29

序言

一、《汪曾祺集》共十种,包括小说集四种:《邂逅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散文集六种:《晚翠文谈》、《蒲桥集》、《旅食集》、《塔上随笔》、《逝水》、《独坐小品》。

二、全书均以初版本或初刊本为底本,参校各种文集及作者部分手稿、手校本。不论所据底本为何种形式,全书统一为简体横排。

三、底本误植者,或据校本,或据上下文可明确推断所误为何,由编者径改。异体字可见作者习惯者不做改动;通假字,方言用字,象声词,及外国人名、地名译法,仍存旧貌。

四、在早期作品中,作者习惯使用或现代文学创作中尚不规范的“的”、“地”、“得”、“做”、“作”、“撩天”等特殊用法,悉仍其旧。

五、意义完全相同的同一字,及同一人、地、物名,保持局部(限于一篇)统一。

六、作者原注统一随文注于当页页脚。

七、独立引文统一使用仿宋体,另行起排,段首缩进两字。

八、作者自注的创作时间,一律在文后以中文数字标注。

后记

编后记

《邂逅集》是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此集所收短篇小说,是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汪曾祺先生晚年自述,“我读了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到了邻县,我‘逃难’在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除了高中教科书,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我于是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一九三九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沈先生”(《两栖杂述》)。

当时沈从文先生没有一年级的教学任务,汪曾祺直到第二学年才选上他的课,开始与他有所接触,“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自报家门》)。沈从文讲课的方式很宽松,对青年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在回忆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写道:

“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郑振铎、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西南联大中文系》)。他读书随心所欲,也没有什么系统性,“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弗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自报家门》)。

大学期间的生活也有旧式文人的一面,其中参加曲社的活动也让其念念不忘。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的熏陶,一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这两者对他后来都有影响,所谓处乱不惊者正是。“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晚翠园曲会》)这与其说是对拍曲者的誉词,不如说自己价值观的流露。他的审美趣味,在那时候基本确立起来。

汪曾祺的文章中讲,“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泡茶馆》)。目前所发现的汪曾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钓》,刊于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日报》,篇末标注“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即“一九四○年四月十二日”写就。一九四一年,已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汪曾祺,开始参加联大的文学社团文聚社的活动,随后在《文聚》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待车》。

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得意高足”,汪曾祺和沈先生的交往还是很多的,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自报家门》)。

因为没有参加必修课体育和大二英语的考试,汪曾祺未能在一九四三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一九四五年一月方离校。随后到昆明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汪曾祺又从昆明经越南、香港辗转去了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和散文家、藏书家黄裳。据黄永玉回忆,“我认识他时,他在致远中学当老师,是李健吾介绍去的。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就这样认识了。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合。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里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黄永玉与李辉的谈话)。黄永玉的文章数次提到早年的这段经历:“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太阳下的风景》)。

汪曾祺于一九四八年三月离开上海,转赴北京,在上海的时间不足两年,但《老鲁》、《戴车匠》、《落魄》、《鸡鸭名家》等作品都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表的。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的出版,也和这段经历有关。黄裳的文章《忆曾祺》提到:“在巴金客厅里,曾祺只是默坐旁听,持谨慎态度。对巴金不失对前辈的尊敬……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是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面世的,我想这可能是萧珊推荐的。”

一九八一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时,作者曾把《邂逅集》中的《复仇》、《老鲁》、《落魄》、《鸡鸭名家》“作了一些修改(但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后收录。一九九八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所收的上述四篇小说,也是经作者修改的文本,当年形影已渺乎难见矣。所以,《邂逅集》今以原貌呈现,实已与初版时相隔六十余年。本书据《邂逅集》初版本排印,由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仅对少量明显错讹做了订正。某些当时普遍使用的异体字、异形词,则一仍其旧。

李建新

二○一一年八月九日

书评(媒体评论)

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炫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境界。

——黄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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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8 20:3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