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斯坦因10岁，被送往德累斯顿的克罗施勒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里，他除了原本就掌握的本民族匈牙利语和官方语言德语之外，又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
斯坦因从克罗施勒学校毕业后，便返回家乡进入语言学校，为上大学做准备，并开始了对东方学的研究。在求学期间，有两个人曾指导过斯坦因的学业，一个是蒂宾根大学印欧语言学和宗教史教授鲁道夫·冯·罗特，另一个是维也纳大学印度语言学和古代史教授、印度古文字学方面的权威乔治·比勒。斯坦因跟随他们学会了梵语和波斯语。他们不仅传授给斯坦因深奥的学识和当代最先进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他在相互关联的学问里发现问题，而且还帮助他确定了研究方向。1883年，斯坦因在蒂宾根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学业完成之后，下一步的人生目标就是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怎样才能如愿为自己谋得一个东方研究的教师职位呢？斯塔因开始向他的老师乔治·比勒看齐。像其他大多数欧洲梵文学者一样，在被聘至维也纳大学任教之前，乔治·比勒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印度。比勒在印度的这番经历使斯坦因建立了信心，他也可以通过在印度的相同经历争取教授职位。而且，到印度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早在1819年，36岁的乔玛经土耳其、埃及和波斯行抵布哈拉，之后又经喀布尔和拉合尔到克什米尔，发现了长期不为欧洲人所知的藏文文献。虽然他最后死于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下，但是他传奇般的经历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最终刺激起国民对东方学研究的兴趣，也激发了不止一个匈牙利人的想象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或理由前往东方。斯塔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所以对年轻的斯坦因来说，这是一条可以效仿也比较接近成功的道路。后来，在斯坦因前往中亚的路途中，他不仅从爱国者的角度，而且还以一位教授的身份声明了自己与乔玛的关系。他们两人都为了理想而离开故乡，而且心甘情愿地接受孤独。
怎样才能去印度呢？斯坦因知道，只能像乔玛那样，通过东印度公司这个途径。东印度公司建立于1600年，是英国侵略印度的主要工具。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印度领土蚕食鲸吞，到1849年，整个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九年后被取消。英国政府直接统治了印度，要去印度只能从英国起程。于是，到英国去，便成为斯坦因的下一个目标。
其实，在斯坦因188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从匈牙利政府获得了1884年至1886年在伦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从事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博士后研究津贴。但1885年，由于强制性的军事训练，他中断了在伦敦的学习，回到卢德维卡学院、匈牙利军事测绘学院参加军训一年。在这里他学会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测量方法，这项技术在以后的中亚探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886年他回到伦敦继续学习。在学业即将完成的时候，在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罗林森和亨利·玉尔的推荐之下，斯坦因被派往印度成为旁遮普大学的注册员和刚刚建立的拉合尔东方学院的负责人。斯塔因的人生规划在不断地努力中逐渐看到曙光。
斯坦因考察的准备工作
1888年至1898年，斯坦因在旁遮普大学就任注册员和东方学院负责人。在这10年间，他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一直以来想要成为教授的想法，已经不能满足他对学术的追求，他想要去做更加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去中亚内陆探险。
P14－15
藏经洞打开百年追寻
在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叫千佛洞，但是被世界公认为“藏经洞”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敦煌莫高窟第17号窟。一个小小的洞窟引来世人众多的注目，估计也是初建者始料未及的。当初在洞窟里留下经卷匆匆而去的人们也未曾料到千年之后有一群人苦苦地为它追寻。也许悲欢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吧，未曾留意却春去冬来，不经意间已满树红花。
本书初稿完成之后，回头看着这些看似简单却又令人苦恼的文字，我才明白在书写的时候藏经洞也打开了我的悲喜。我曾为书写苦恼，我也曾为深入伤神，于是不断地翻开前贤的著作，阅读他们写下的关于敦煌的文字，最终却被他们感动。他们一直走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才有了今天享誉全球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如今的成就有他们的力量与汗水。在学业上我幻想着像我的前辈们一样目光独具、见识非凡，却在追赶的路上发现他们的汗水盖过了每一个文字。没有人像我以为的那样随随便便成功，他们在敦煌学研究的路上已从青葱变成白发，将来他们还要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一辈子就这样简单却辉煌地度过，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吧。
藏经洞的打开在一瞬间改写了历史，也书写了很多人的人生，这就是历史与普通人的关系吧。在这个群体里，我是一个小小的不见踪影的尘埃，感谢我的前辈们在前开疆拓土。感谢曾教过我的老师们，感谢我曾阅读、借鉴、学习过的每一位作者。尤其要感谢刘进宝先生和张鸿勋先生，感谢两位先生为我的学业出谋划策、提供资料，古谚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两位先生不仅在生活上关照我，学业上提携我，还手把手地教我为人成长之道，唯有感恩，唯有继续努力在这片热土上奋斗，才是真正的“不负”。当将来的有一天我能够把我的老师教给我的、其他老师在著作里书写的全都转交给我的学生的时候，应该是藏经洞的额外收获吧。十年传授百年怀念，薪火相传终身相随。
关于敦煌，中国人的传说从未停止过，从百年前的藏经洞发现，到近期的敦煌儿女坚守莫高窟。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可以把全世界不同信仰的人们吸引到这个佛教圣地，仅为瞻仰她美丽的洞窟艺术；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无数的艺术家、文献家甘为她呕心沥血，仅为洞见她封存的秘密；这是一片令人神伤的土地，国人最初是从外国人手中看见她的宝藏，仅是那一瞥，终身再也无法忘怀。
敦煌莫高窟将一直和这几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王圆篆、斯坦因、伯希和，他们撞开了藏经洞的门，然后一路挥洒着、大笑着扬长而去，就如同撕开我们残存的遮羞布，让伤口赤裸裸地滴血、滴血。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中国的普通民众不断地听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敦煌学者需要研究藏经洞出土文献的时候要去外国图书馆卑微地借阅，或者匍匐在缩微胶片放大机上逐字斟酌。只有当他们亲身站在洞窟中看到整幅壁画中间突兀的一方空白时才能真切地感觉到失去的痛楚。
“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
王道士生前肯定想不到自己会在身后如此有名，一个失地的农民，一个四处讨要生活的人，破壁而出的宝藏，不见主人索要，小心翼翼的，谁知被别人骗了去，自己落了一场空，以为结局不过如此，谁知身后骂名一片。
“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起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无论英、法、日、俄、美哪个国家的探险家，当他们带着莫高窟的宝藏满载而归的时候，无疑是一种胜利的喜悦，无论他们是为探险发掘还是刺探情报而来，他们最终刺痛了一个泱泱大国的骄傲。
到了今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对于普通的人民大众来说是一个旅游景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朝圣之地，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心碎之地。所以早在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就曾痛心疾首地呼喊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二字，涵盖了无数知情人的感情，无数个人悲喜就综合成了历史的悲喜，于是就有了这《藏经洞打开了百年悲欢》。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亲历者的悲欢”，走过历史的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历史，他们共同书写了历史。历史中的人们慢慢成长，有自己的快乐与不快。对个人而言，也许仅是一瞬间，但是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瞬间便成永恒，历史再也无法更改。对敦煌学而言，正是这样的无数个偶然造就了今天的国际显学。
这一部分主要讲述敦煌藏经洞文书盗掘的历史。与其他书籍不同的是，除了讲述，本文还致力于探讨历史人物的偶然性活动与历史发生的关系，其实就是人物的偶然“悲欢”与历史的必然结果。
第二部分“亲近者的悲喜”，敦煌文书盗掘史中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讲述的群体，那就是敦煌学者。早期的敦煌学者们致力于收藏保护文书，他们的悲喜成为后代研究者眼中的史料。这部分主要讲述敦煌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心酸苦辣。其中包括“研究成果之喜”，主要讲述经历了研究缺乏资料的阶段之后，新世纪以来，由于各地藏敦煌文书的陆续发布，研究成果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辉煌之色。
以上这两个大部分正印合了“百年悲欢”的早、中、晚三个阶段。
本书第三部分“历史中的悲喜”，是一些敦煌世俗文献选，是为不了解敦煌文献的读者朋友们介绍百年来炙手可热的敦煌文献当中，到底书写了什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故事和心情。敦煌故事不仅是属于现代的，也属于那些文献当中记载着的人们的，充满酸甜苦辣的生活就在人们的一念间。
王睿颖
王睿颖著的这本《藏经洞打开了百年悲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亲历者的悲欢”，主要讲述敦煌藏经洞文书盗掘的历史。第二部分“亲近者的悲喜”，主要讲述敦煌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心酸苦辣。其中包括“研究成果之喜”，主要讲述经历了研究缺乏资料的阶段之后，新世纪以来，由于各地藏敦煌文书的陆续发布，研究成果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辉煌之色。第三部分“历史中的悲喜”，是一些敦煌世俗文献选，是为不了解敦煌文献的读者朋友们介绍百年来炙手可热的敦煌文献当中，到底书写了什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故事和心情。
本书主要介绍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过程、各国探险者对藏经洞内经卷和文献的恣意盗取，以及我国学者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为国内敦煌学收集大量珍贵资料，并以出版的形式使之回归故里。本书作者王睿颖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加之深厚的文字功底，使书中语言通俗易懂，叙述简单明了。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藏经洞打开了百年悲欢》，慢慢体会这段历史中的喜怒哀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