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东亚太平洋抗击日寇侵略的一座堡垒,犹如中国战场是当时亚洲抗击日本扩张的一座堡垒。
长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上书写着:忠诚、顽强、坚持,是中国抗日战争精神的最好写照。
长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代表和象征,第九战区的抗战历程,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代表,也是全体中国人同仇敌忾的巨大象征。中国通过三次长沙会战,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打不垮的,只要一天不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就一刻不会停止抗击。
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出相似的感悟,那就达到了关华、宋弘午著的《浴血长沙(中国军队三次长沙会战战记)》的写作目的。
关华、宋弘午著的《浴血长沙(中国军队三次长沙会战战记)》介绍: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无疑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以用英烈们的牺牲奋斗史,激发我们源源不断的前行的力量。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了发生在三湘大地上的抗战史,这是一个中国军队长沙抗战的历史故事。
长沙三次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重要战役,它与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共同构成了湖南抗战乃至中国抗战的缩影,是一支弱军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悲壮历史。本书以战略博弈、战场智斗、艰辛鏖战、胜利欢歌为故事主轴,描绘了中国军民用令人难忘的忠诚、力量和勇敢,用无私奉献的眼泪、鲜血和生命所书写的扣人心弦的为民族独立而战的辉煌史诗。
纪念日更是直面日。用讲故事的方式再现那段壮丽画卷,不仅仅是为了回望战斗时的悲壮、残酷和牺牲,回想胜利时的激动、兴奋和欢乐,更是为了郑重地向千千万万的英烈们表达景仰和礼赞,为了更好地汲取前行力量,为了更有效地开辟美好未来。
相似的记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我们的家乡冀南平原乡村就流传着这样的话:欲亡中国,必先灭湘。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句话脱胎于号称“旷代逸才”,又被公认为“国士”的秘密共产党员、湖南人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他慷慨激昂地宣示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惟恃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①。
尽管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情况下,冀南平原乡村人们在说这句话时并不知道那是杨度所作,但依然透着一股崇敬和自豪,因为,在家乡人的心中,这个湘字,是由一个叫“毛主席”的人来代表的。伴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在我们的心里,毛主席这个人被赋予了传奇或者说是神奇的色彩,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主席”并不是一个名字,只是一个职务,这个职务之所以被赋予神奇色彩,恰恰是叫“毛泽东”的那个人通过传奇的革命经历而创造出来的。
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们不仅知道了许多毛泽东自身的事,也知道了与毛泽东经历息息相关的湖南、长沙等等的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远见和坚守的民族大义,无疑是毛泽东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之一。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不仅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更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中国、中国人在被列强蹂躏长达一个多世纪后,终于站起来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遭受日本侵略、曾被百般掠夺和奴役的冀南人来说,不必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异族的压榨下,可以重新作为“人”站起来,重新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于是他们把内心的感激化为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神化。在这样的氛围下,追寻毛泽东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我们也不自觉地成为这许多人中的一员。追寻毛泽东最捷径的办法,当然是追寻他那传奇的经历。
毛泽东传奇经历的起点,是那个被简称为“湘”的湖南,更确切一点是湖南的省会长沙,橘子洲头,就是传奇经历起点的标志。于是,长沙就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城市和热点词。在这个热点城市的无数纠结中,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长沙地区的系列作战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与好奇。
说实在的,对长沙抗战的了解,最早知道的事情并不是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系列抗战,而是发生在日军进攻前自己人点燃的那场大火。主要的因素在于,我们的家乡河北省枣强县,这个曾养育和诞生了中国大儒董仲舒的地方,几乎在同一时期被日军占领。日本鬼子的占领当然遭到了抵抗,其中的一场战斗就发生在距我们家乡肖家镇屈坊村东约一公里处。在这场战斗中,气势正盛而毫无防备的鬼子吃了大亏,战斗结束后,只因抗日队伍是通过屈坊村撤退的,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就把屈坊村全部房屋付之一炬。按照该村《宋氏家族族谱》序的记载,日军将全村房屋“焚为灰炭”。
直到三四十年后在我们村翻盖房屋时,地基稍微挖深点,还能挖出房屋被烧的残迹,这个时候,那些年长的人就会向我们叙说鬼子和“皇协军”的暴行。播下仇恨的种子,必会收获复仇的荆棘,抵抗和打击日本鬼子的《平原枪声》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平原抗战的持续既有不做“亡国奴”的自觉,也有复仇的愤慨情绪。屈坊焚村、长沙大火虽然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但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日本鬼子的侵略,结果更是相似,仇恨转化为了抵抗,抵抗直至胜利。
相似的经历,当然感同身受,或许,这就是提到长沙保卫战,也即长沙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首先就想到长沙大火的缘由,而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长沙大火的发生实际上已清楚地表明了长沙保卫战的必然性。P3-4
能够完成本书的撰写研究,首先要感谢云南大学出版社的柴伟编辑。还是在编辑出版《浴血远征:中国军队远征滇缅战记》的过程中,我们曾和柴编辑谈及未来的设想,柴编辑提议道,既然已经开始了抗战史的研究,何不接续接力、有重点地继续进行呢?闻听此言,如同醍醐灌顶。于是我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过程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决定以长沙保卫战为主题进行新的研究撰写。
撰写过程中的2014年9月3日是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政府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领导人出席活动并敬献了花篮。屈指算来,2015年恰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正是当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艰苦抗战,奠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回顾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我们深为抗日先辈做出的牺牲感到自豪,能为传承他们的精神做一些工作,我们更是深感荣幸。因为,我们的一位直系祖辈也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烈士,他的名字是:宋继香。据宋氏族谱的记载,他牺牲于1941年11月28日,年仅27岁。
在撰写本书时,我们时时感受到了先辈精神的激励,当在电脑上敲出长沙保卫战的最后一个字符时,心里升起一种敬与鄙交错的双重感受。
敬的是以薛岳为代表的第九战区将士,在抗日战争那段最黯淡的日子里,依然坚持着、坚守着,依然不屈不挠地抗击着日军的侵略。
鄙的是身居高位的汪精卫之流,打着救国的幌子,做出了向侵略者投怀送抱的龃龉事,更鄙地是,汪精卫集团心甘情愿地干着把中国人拉入汉奸阵营的勾当。但假的就是假的,居庙堂之高的汪精卫竟然叛国投敌,不仅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与声讨,也时刻提醒中国人一个人有无民族气节与其所处的地位并不完全一致,使中国人在抗战中始终保持了对投降妥协的警惕。从做反面教材来说,汪精卫之流确实成为了一个样本。
从1931年到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独自承担起抗击日本扩张的重任,许许多多由此受益的国家,或作壁上观,或暗中“使绊子”,甚至筹划着“东方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的权益,换取日本侵略者对他们利益的关照,当面临日本侵略者实实在在的威胁时,又打起利用中国人拖住日本人的主意。我们说,中国人可敬,而那些图谋牺牲他国换取自身利益的人可鄙。
写作过程中,我们阅读了许许多多关于长沙保卫战的回忆史料、纪实小说、作战研究等等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因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致谢,在此向所有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可以说,没有这些资料的支撑和帮助,我们就无法完成本书的创作。
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回忆史料、纪实小说、作战研究等等作品,有的关注战争中人物的命运,有的关注战争中作战的筹划,有的关注战争的效果和影响,有的则完全是从自身感受出发的认识。或许是对资料的挖掘不够,迄今为止,尚没有看到一部把三次长沙会战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进行勾画的著作。就此,我们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为什么这样做?在阅读关于长沙保卫战的许许多多资料后,我们发现,三次长沙会战的时间,恰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这一时间段的后期,是中国抗日战争从初期的被动挨打,逐渐转入战略防御,转入有限战役出击的时期,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逐渐孕育形成的时期。最终,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成了一个整体。
由此看来,长沙保卫战恰好成为中国抗战的一个缩影。长沙,就此成为一座堡垒、一面旗帜、一个代表和象征。
长沙,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东亚太平洋抗击日寇侵略的一座堡垒,犹如中国战场是当时亚洲抗击日本扩张的一座堡垒。
长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上书写着:忠诚、顽强、坚持,是中国抗日战争精神的最好写照。
长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代表和象征,第九战区的抗战历程,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代表,也是全体中国人同仇敌忾的巨大象征。中国通过三次长沙会战,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打不垮的,只要一天不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就一刻不会停止抗击。
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出相似的感悟,那就达到了本书的写作目的。
书稿完成后,我们诚恳征求了各方专家学者的意见。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沈阳军区司令部编研部柴寿德部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成都军区司令部编研部曾坤宾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金玉国博士、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任振杰博士,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舒健博士、张兢博士等,在百忙中审读了书稿,予以充分肯定并热情进行推荐。对上述所有专家学者的鼓励、鞭策和关爱,我们将始终铭记在心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进入出版流程后,根据重大选题的出版要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和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宣传部精心安排组织了书稿的审稿工作,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蒋凤波等审稿专家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读,提出了非常有益的意见建议。云南大学出版社的柴伟、陈曦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极大帮助,尤其是柴伟同志更是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如前所述,本书研究主题的选择就是受益于柴编辑的点拨提醒,在此后的撰写和出版的每一个环节,她都点滴斟酌、用心筹划,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展现了云南大学出版社的整体风貌。值此付梓出版之际,向柴编辑及云南大学出版社为该书出版付出辛劳的所有同志,向给《浴血远征:中国军队远征滇缅战记》及本书题写书名的书法家王其林老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我们共同创作完成的,全书的纲目、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经多次讨论最终确定,成稿前,又集中进行阅改,以求整书风格的一致。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领导、同事和军史专家的帮助和指点,在此一并致谢。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对我们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们能排除许多干扰完成本书的创作。
受所掌握的史料和作者水平所限,本书定有许多不足和缺陷,热诚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能在未来的创作中予以改正。
关华宋弘午于北京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