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昌先生是云南近代大儒，也是晚清民国时期全国名望很高的文化人。由陈友康编著的这本《一代文宗（陈荣昌）》评述了陈荣昌先生的家世和教育、重要经历和作为、文学和书画艺术成就，突出了他弘扬云南文化和云南精神的努力，大致反映了陈先生的基本情况。

陈荣昌是晚清民国时期云南知识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士子奉为楷模，官方尊为元老，民间誉为善人。他为国家变革图强而竭忠尽智，为救滇强滇而披肝沥胆。他弹劾贵州巡抚兴禄，声震中外；力荐梁启超，慧眼识珠；提携袁嘉谷，大魁天下；考察日本，风采倾倒东瀛；著述丰硬留得光焰照乾坤；书法为“滇南大手笔”，风靡全省。云南文化因他而更为厚重，金碧湖山因之增色。他的《自策》诗体现他的君子人格、丈夫气概，正是云南精神的写照：

一生大事在持躬，不在争名夺利中。豪杰心肝藏热血，圣贤骨干耐奇穷。只求自了真无用，一受人怜便不雄。撑起脊梁立定脚，好还正气与苍穹。

陈友康编著的这本《一代文宗（陈荣昌）》为我们介绍的就是他的人生经历。

◆清寒家世 温馨教育

 不愿做县令的父亲：遗德不遗钱

 坚韧慈爱的母亲：仁贤而多寿

 恩师孟光铎：参破“义利之关”

 恩师卞庶凝：情深千尺潭

 幽有鬼神明有天：神灵护佑美德

◆仕宦生涯 有为有守

 弹劾兴禄名震中外

 会试考官：力荐梁启超

 昆明教案 一身担之

 倡导实业云南先驱

 鼎革之际：大清之遗民 中国之良民

 云南公民：捍卫共和

 鸣矣河畔的隐居生活

◆教育功勋 泽被三省

 经正书院山长：成就人才称极盛

 高等学堂总教习：云南留学先导

 国学专修馆馆长：护持中国文化

 提携袁嘉谷：大魁天下

 两任贵州学政：遗爱长留黔省

 山东提学使：短期开创新局

 倡议创建山东博物馆

 鼓励士子读书精神

 新式教育的实践

◆考察日本 放眼世界

 家乡父老的期望

 日本实业和教育发展可惊可愕

 嘉纳治五郎的帮助

 大隈重信的建议

 长冈护美的友情

 田所美治的中国文化情结

 日本崛起的民族精神

 慰勉滇云学子

 收获：激发愧励之思

◆文学业绩 铸就辉煌

 诗词文兼长的文学宗师

 儒家人文主义者的情怀

 重大事件的冲击与回应

 乱世中的温情与力量

 提升昆明自然景观的人文内涵

◆表彰先贤 树立楷模

 金碧英灵文献重

 捐资修建钱南园祠

 表彰“钱王”王炽

 为西征“军神”马毓宝立传

◆书法艺术 一代巨擘

 颜体书法高峰

 巨笔敢拄千秋义

 风靡一时困叟书

 卖书济人并自给

◆垂范滇云 金碧有光

◆参考书目

◆后记

坚韧慈爱的母亲：仁贤而多寿

陈荣昌的母亲周太夫人出身于读书之家，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相夫教子，贤惠能干，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她的品行得到族人的公认和敬重。她78岁去世后，族人认为她为家族增添了光荣，他们说陈维恺刚成进士，还没有实现志向就去世了，周太夫人守节40年，抚养几个孤儿成人，见到曾孙出生，十分难得，评价她：“贵而不骄，仁贤而多寿，宜上先人之兆，以光吾宗。”

陈荣昌赖母亲得以成长，他钦佩母亲，终身诚恳孝敬。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在《先妣周太夫人墓志铭》中说：“呜呼痛哉！儿早孤，赖母以生存，以婚以宦，以长子孙，母之瘁甚矣！呜呼痛哉！母竟逝不返矣，儿何日从母于九原！呜呼痛哉！”九个月后，他的哀思不减，回忆母亲的教诲，写成《周训》七篇，计有殡父之训、从师之训、秉节之训、立孤之训、嗣弟之训、处家之训、居官之训。

周太夫人说，人生实在艰难，一个妇人，失去丈夫，侨居在外，无依无靠，尤其艰难。三个儿子到昆明考试，她独居东川，害怕暴徒骚扰，睡觉不敢脱衣裳，睡的时候在枕头下面藏一把刀，床前放一个铜洗，她和邻居约好，夜里有警，铜洗鸣响，邻居不必支援，她将自刎。这个情况是陈荣昌去参加孟光铎的葬礼时卢姓老人告诉他的。回来告诉母亲，母亲说：“我作为妇人，只能勉力守节。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土匪攻城，他协助县令巡察县城四周，就叫我带着你姐姐和哥哥躲到蒙姑，我就在怀中藏毒药，私下发誓说，希望上天保佑，贼不要来，否则落在贼盗手中，将蒙受羞辱，不如自杀，连孩子也一起了结。唯愿皇天后土、列祖列宗和我的父母，在地下能听到我的誓言！”

光绪十二年（1886），陈荣昌受职翰林院编修，供职国史馆。在北京做官，有了一定条件，为了尽孝，准备把母亲接到京城。他请假回家，和兄汝昌侍奉母亲进京。他母亲知道他的官职很高兴，说：“这是文化官员啊，和你的祖先当教育官员是一样的。”又说：“不是老师的帮助支持，你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于是在人京路上，她率领子孙妇女，绕道东川，特意到孟光铎家里，向老师拜谢辞行。

她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我的老二啊，从此以后，你要忠于君王，尽职尽责。勿酒食是逐（不要贪图吃喝），勿侠邪是游（不要寻花问柳），勿奔走权贵（不要谄媚权贵），这些行为会贻宗祖羞（让祖宗蒙羞）。你要像父亲那样对得起亲人，对得起朋友。你要以古为镜，以今为镜，京师是人才济济的地方，孤陋寡闻，不能成事，要选择好人结交，让他们帮助你。

陈荣昌任贵州学政三年后，觉得为臣不易，何况时势艰难，想主动辞职回家乡，养拙隐迹，一直到老。母亲说：“荣昌啊，你太荒谬了！你父亲死后，靠我的一双手支撑，担心你们出事，担心你们挨饿。如今你享有天子的俸禄，养活你自己，养活你的妻儿，却不考虑报答，整天说‘归隐归隐’，你辜负了君王啊！”陈荣昌说：“母亲啊，我实在没有能耐，如果不归隐，也许能依循资历达到高位，但恐怕又栽下来给您造成灾难啊！”母亲说：“我听说，‘食人之食，死人之事’，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灾难呢？你确实不才，但是学习会给你益处，良师良友是你的医生。何况你正当盛壮之年，为什么要自我泄气呢？”于是陈荣昌打消退隐念头，携母亲进京就职。

1904年，陈荣昌奉命东游日本考察，有人劝阻他说：“你母亲老了，不宜远行。”他考虑不去了。母亲知道后很不高兴，对他说：“小子啊，我虽然在家足不出户，但政治的事还是听说一些。不考察，不研究，所做的事可能都会出错。在黑暗中走路，必然跌倒。你去吧。”

从日本回来，光绪下诏任命他为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将以母亲年老为理由辞谢。母亲慨然说：“我随你一起去。”她说：“荣昌啊，贵州是贫瘠的地方，也是你旧游之地。现在你年纪增长了，如果为政不比过去进步，那么贵州人还指望你什么呢？有句谚语说：‘一人一天，一草一露。’你一定不要考虑子孙，要一门心思考虑的是为什么办不好教育。不要以俸禄自我享受，要把多余的全部拿出来帮助贵州士子，奉献你的善心和力量，人家才不会讨厌你。”第二年，老人在贵州辞世。

父母仁慈，子孙孝顺，在陈氏门中体现得很充分。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彼此护持，传扬了家风。方树梅《陈虚斋先生年谱》说：“先生兄弟三人，互相为师，学养愈大进，后名震三迤。”

P8－11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中华文明自滥觞至汇聚千流，涵纳万水，奔腾迭起，云蒸霞蔚，延五千年之长史，至今生机勃然，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保持完整且衍传有序、光耀于人类的伟大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云南，是祖国西南神奇、美丽、富饶的宝地，是中华文明中极具特质和创造潜力的丰美之乡。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瑰宝。长期以来，云南大地上，各民族和睦与共，相濡相生，共同创造了色彩瑰丽、形态多元、底蕴厚重、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化，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人，是历史的镜子，是历史最生动的环节，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主体。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一个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产生过一些不同的影响。“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就是这样一丛历史的记录，一百位历史名人，虽未必尽能概全，各位历史人物的代表性也不尽相同，但都是“追梦人”，是振兴民族伟大理想的传薪人、探索者和实践家。

在这些代表人物中，无论是拓土开疆的将帅勇者，还是蹈海酬志的大国使节；无论是志于传播文明的鸿儒巨擘、先哲贤士，还是为民族独立解放而高歌猛进、慷慨捐躯的群雄英杰，都贯注了这一重要精神。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云南各族人民创造并抒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章，熔铸了坚韧不拔、奋为人先、包容博大、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才使云南在中华文明的长史中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尤在近代中国，在辛亥护国风云中，在反对外辱保卫祖国边疆维护民族尊严、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中，云南站在历史前台，以中华群雄的不屈身影演出了一幕幕豪迈悲壮的历史大戏，也更涌现了一批足以彪炳史册、光照后人的杰出人物。这一切，给予中国历史进程深远的影响。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谱写富民强滇中国梦的云南篇章，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重要条件，这就需要接续这一光荣而伟大的精神传统，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云南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大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聚合更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推动我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凝心聚力。为此，我们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编写出版了“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这对加强我省各族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历史的了解、认同，爱国爱乡爱民并甘于奉献，对提升优秀精神品质，形成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坚定推进富民强滇的信心和决心，显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切实的助力。

一百位历史人物，所处历史时期并不相同，其历史作用也有差异，甚至就个人的全面历史评断方面也难以等量趋同。但我们以为这些留存史迹的人物，所以传扬至今，为后世崇奉，均有他们共同的历史向度和价值取向，我们学习这些历史人物，至少应当着重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即：“守大德、重大义、集大成、有大度、达大观”。

守大德，即恪守道德规范。“德者，本也。”（《礼记．大学》）“大德”既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及标准。古语“行德则兴，背德则崩”，不仅是资政经验，也是个人修习完善的根基。所谓“厚德载物”，直观的理解，就是如果德行浅薄，是不能兴物成事，更不能造就伟大功业的。云南历史文化名人，大多以德立身，大节不移，并对此恪守坚定，一以贯之；始终保持正确信念和理想，并为之奋斗到底。这是我们首先要学习尊崇的。

重大义，即以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为个人行为取舍的标准。有大义，才有大爱。这些先贤无不爱云南爱乡土，以兴业乡梓、造福一方为己任。尤在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令人崇敬的先辈，大义擎天，逢难不避，敢于担当，责无旁贷，勇往直前，不惧牺牲。一个心存天下大公的人总会在不经意的一瞬决定大义的选择，这是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更何况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有很多异常艰危的事业在等待我们去克难攻坚。所以，举凡大义、为民为国、全身而进的精神是我们应当效法崇尚的。

集大成，“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足迹，予人深刻启迪。他们无论是出将入相，还是布衣一袭，均勤学不辍，求索不止，在追求真理和知识的道路上刻苦务实，义无反顾，永无终期，故能成大器，胜大任，不辱使命。今天，世界进入知识信息时代，软硬实力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赢得发展机遇，乃至自立于强国之列的地位。其紧迫性不亚于先辈梦想中国富强的百年期许。但今天所谓“集大成”，是更高更大更具有生存挑战性和发展战略性的，是集世界之“大成”，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制度建设、社会发展等一切领域“总成”，玉成中国梦的空前伟大的事业。所以，先人刻苦自律、博学精进的学习精神我们应当秉持继承。

有大度，即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云南历史文化名人的一个共通品质，也是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即使身处僻远，总能破除狭隘与陋见，以宏大度量，兼容并包，接纳先进，吸收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合一切可以聚合的资源，总成一股创造历史的宏大动力，来完成伟大的事业。哪怕是割股舍己，也在所不惜。今天，云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保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尤其重要。所以，先辈“天下云南”的大度我们应当弘扬光大。

达大观，即要眼观天下，达察全局，与时俱进，审时知变，敢为人先。推动云南社会历史进步的代表人物，无不目光远大，胸怀全局，对世界潮流、时代嬗变，都能审视洞悉，并欣然顺应规律，故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成就改天换地的一番伟业。古语有“小智自私”、“达人大观”，是将为个人谋私的小智谋与担当天下兴亡的大智慧尖锐对比而言的。否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为民为国而应用心智的人，必然有达观天下的心怀，也由此激发潜能、超迈寻常，而使人生境界也更加美好而宏丽。遍观世界文明史，许多影响人类进步的伟大创新，正是以此为动力和起点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日益强大，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拓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也为个人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着更加富实的前景。所以，先辈们达观天下的精神我们应当引为楷模。

我们对志向高远、仰观天下、俯察民情、甘为路石、慨当以慷、求真务实的历史名人，心存景仰，并愿与千千万万的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一道学习弘扬。

组织编撰“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编撰出版人员都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由于众手修书，书稿层次不一，成书体例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对存在的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虚心接受，并在修订再版时一并吸纳修改完善。

陈荣昌先生是云南近代大儒，也是晚清民国时期全国名望很高的文化人，“非一时一地之人物”，应该有一部有一定规模的传记反映他的生平事迹和道德事功，过去除了几篇简短传记外，这样的传记还没有，这与他的贡献和地位是不相称的。借编纂《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的机会，我们写出了这部传记。这部书评述了陈荣昌先生的家世和教育、重要经历和作为、文学和书画艺术成就，突出他弘扬云南文化和云南精神的努力，大致反映了陈先生的基本情况。我想，这是后人纪念、学习先贤最好的方式。

撰写这部传记，我最注意的是真实性和科学性。有些故事很有传奇性，也很煸情，但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就不采用。书中的每一件事，甚至传主及其他历史人物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文献根据的，有些说法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由于这套丛书是通俗性、普及性读物，都没有出注。撰写时参考过的主要文献在书后列出，以表示对著作权人的尊重。

刚接受任务时，我曾担心材料太少，怕写不到规定字数，在写作过程中，认真阅读了《陈氏全书》和有关资料，才强烈地感觉到，问题不是可写的东西太少，而是该写的东西太多。这样一位云南文化史和现代化史上的杰出人物，仅十来万字的通俗读物是不足以详尽反映其经历、作为、业绩和影响的，但限于丛书体例，只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通过这部书，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陈荣昌先生，并通过他感知云南精神。

感谢省委宣传部和云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他们的支持使这部书能够面世！感谢责任编辑陈朝华编审，她为编辑书稿付出许多辛劳！感谢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罗建生、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赵天印和王晓隆，建生给我写作事务上的帮助并拍了部分照片，天印为我查找了有关资料，晓隆和他的朋友徐婧媛为我拍摄了部分照片！

书中的不足之处，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指正。

陈友康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