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健，1935年出生，美籍华人，著名人类学家。祖籍山西介休。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学士（1958），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硕士（1961）及美国康乃尔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哲学博士（1969）。长期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东华大学。曾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东华大学教授、台湾教育部讲座教授。现任台湾世新大学异文化研究中心讲座教授，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主席，中央民族大学荣誉教授、山西大学荣誉教授、山西大学华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南民族大学荣誉教授。与李济、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李亦园等并列为中国有人类学史以来的人类学大师。李菲博士访谈记录的这本《乔健口述史》叙述的就是他的人生经历。

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课题组成员在四川大学聚会，就《文库》的出版进行了专题对话。会议由徐新建教授主持，与会者追溯了口述史的发展脉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口述史，尤其是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出席专题对话的有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李菲博士、人类学高级论坛行政助理韦小鹏以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院文学人类学专业的十余名研究生。因此，有了这部由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主编，李菲博士主笔的《乔健口述史》。该书内容所述，“故国家园、宝岛回忆、赴美留学、香江岁月、重返台湾、海峡两岸行”等章节篇目，叙述讲解了人类学者乔健先生的人生经历。

关于“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意义的对话（代序）

第一部分 故国家园

第一章 故乡与家世

 一、我的祖辈

 二、回忆父亲母亲

 三、我的兄弟姐妹

第二章 我的童年

 一、幼年时光

 二、回到太原

第三章 从大陆到台湾

 一、离开大陆前夕

 二、战乱求学

 三、去国怀乡

第二部分 宝岛回忆

第四章 中学时代

 一、初到台湾

 二、中学时代

第五章 台大岁月

 一、冷门里的大学生活

 二、叩响人类学研究的大门

 三、台大逸事

 四、大学四年的尾声

第六章 怀念师长

 一、李济先生

 二、凌纯声先生

 三、芮逸夫先生

 四、卫惠林先生

 五、陈奇禄先生

第七章 考入台大研究所

 一、免服兵役

 二、研究所的学习经历

 三、治学之道的初探索

第三部分 赴美留学

第八章 小镇绮色佳

 一、从台北到绮色佳

 二、大学城的愉快生活

 三、编撰《文言文入门》

第九章 求学康奈尔

 一、博士阶段的学习

 二、探访印第安文化

 三、拿瓦侯印第安保留区的田野调查

 四、拿瓦侯传统与美亚文化关联研究

第十章 回忆康奈尔的几位教授

 一、约翰·罗伯茨教授

 二、其他几位教授

第十一章 执教印第安纳大学

 一、我的第一份正式教职

 二、成家立业

 三、大学同事

 四、重返台湾

第四部分 香江岁月

第十二章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创建始末

 一、创系始末

 二、交流与访问

 三、田野情结：再访吕家社

 四、当选香港唯一的“人类学讲座教授”

 五、香江二十载

第十三章 港岛文化面面观

 一、香港的民间文化与信仰

 二、“打小人”

 三、石崇拜

 四、大澳渔民的神祗与信仰

 五、九龙城砦小区调查

第十四章 瑶学研究

 一、探访连南八排瑶

 二、我的瑶族研究

 三、创办“国际瑶族研究协会”

第十五章 中国的多元民族与传统文化

一、惠东人研究

二、中国女性的地位

三、谋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议题

第五部分 重返台湾

第十六章 东华十载

 一、创立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

 二、课程探索与项目合作

 三、文化咨询，学以致用

 四、荣任“中国民族学会”（台北）会长 

 五、当选台湾“教育部”第七届“讲座教授” 

第十七章 从“他文化”到“己文化”：乐户与底边阶级研究

 一、从“他文化”到“己文化”

 二、山西乐户研究

 三、“底边阶级底边社会”与“阈界社会”

第十八章 下一站，世新大学

 一、加盟世新

 二、学术视野再拓展：略记四次研讨会

 三、最后一方讲台

 四、退休后的经济状况

第六部分 海峡两岸行

第十九章 归乡路迢迢

 一、重返故乡

 二、为学不忘桑梓

第二十章 两岸学术交流

 一、与大陆学术界的接触：从起步到深入

 二、助力中国人类学研究迈向世界舞台

 三、参与“人类学高级论坛”

第二十一章 回望二十载：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

 一、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

 二、回忆费孝通先生

结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访谈手记

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乔英甫一生官至二品，先后与三位夫人共育有九个儿子和四个女儿。我的父亲排行第六，是祖父与第二位太太冯夫人的独子。

父亲乔鹏书，字云尘，又字云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农历七月初三生于成都。六岁那年由于祖父病逝于成都，父亲便随同祖母和兄弟姐妹们一道返回原籍山西介休洪山村居住。父亲十二岁那年，祖母也去世了，父亲便由庶母叶氏和兄嫂抚养和教育。父亲小时候聪慧过人，是亲友们眼里的小“神童”。六岁那年，父亲跟从同乡塾师王义堂先生和张举人求学。第二年，张举人去世，父亲作了一首词哀悼先生，长辈们读了都不由得啧啧称奇。到十六岁时，父亲已经熟读经史。同时他业余爱好广泛，勤于动手实践，曾自己养殖蜜蜂，还用两年养蜂售蜜的盈余买了一些书籍，并自己题名为“榆园藏书”。十八岁那年，父亲从山西汾阳私立铭义中学肄业，成绩为特优等，深受师长器重、同学敬爱。1929年，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政治系。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就读期间，父亲的国文成绩始终为全班之冠。到了第四学年，父亲更被推选为全校学生会会长，由此闻名一时，并受到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的特别赏识。父亲的领导才能可以说是发轫于此的。

1935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回到家乡山西报效桑梓，最初在一所中学任教。不久后，他便应梁敦厚（字化之）先生的邀请步人政界，在当地政务管理的许多方面都提出过具体的设想和规划。后来，父亲出任山西省“主张公道团”总部副主任秘书，因为工作成绩卓著被推选为山西省第三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曾跟薄一波在一起共事。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爆发。父亲随当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转战于山西西部，并主办《阵中日报》，阐明民族革命的意义，发挥同仇敌忾的精神，以鼓舞民众激励士气。1939年，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成立民族革命研究室，父亲出任第二处处长。1940年父亲又同时负责战区史料编纂事务，并晋升同中将参议。1941年，父亲出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兼国立山西大学政治教授，又先后兼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宣传处第二战区青年就业辅导处处长、山西省政府参议等职。1945年，父亲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一中全会代表，第二年秋天又前往南京出席制宪国民大会。次年冬，复膺选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退居台湾。父亲也携全家搭乘华联号邮轮移居台湾。到台湾后，父亲仍然殚精竭虑，刻苦自勉，不仅时时重温经史，还开始研习英文日文，学习进修的毅力不减当年。父亲从前一直有吸烟的习惯，到台湾后也从此戒绝了。在工作之余，每有空暇时间，父亲总是热心参与地方公共福利事业。诸如街巷、道路、公交车通线、菜场、电话等修整、开辟或增设等事宜，他都积极倡导奔走，不遗余力，务求便利民众。1952年父亲患上了高血压，1960年又罹患心脏病。养病期间，他仍然按时出席“立法院”的各种会议，未曾丝毫懈怠。

父亲生性勤俭，日常起居生活如住处、衣着、饮食等，自甘简陋，而对于子女的教育费用则毫不吝惜。全家初到台湾时，生活颇为艰难，时常入不敷出。父亲虽爱书如痴，但却毅然将自己在乱世中日夜不离身侧、从大陆带到台湾的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藏书，忍痛陆续卖给“立法院”图书馆与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每每想起此事，父亲总感叹说：“买书如娶妻，卖书如鬻子。然以所得培养子女学成，虽卖书实成全儿女，故乐而为之。”父亲艰苦达观的性格也由此可见。父亲与母亲一共养育了六名子女。在他们的悉心教育下，子女均学有所成。

1963年9月10日夜，“葛乐礼”台风袭击台北。凌晨3点，在风雨交加中，父亲心脏病发作，安然离世，享年五十八岁。

然而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父亲离世的时候，我却不在他身边。1961年，我从台湾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3年夏天，我的大妹乔晓芙从台大医学院毕业后也到了美国留学。那年秋末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从台湾寄来的航空邮件。打开一看，我才得知父亲已经于数月前辞世，而且已经安葬了。母亲和家人未曾通知我们及时赶回，一来是因为当时从台湾往返美国的交通极为不便，二来当时台湾还处于戒严时期，出入境手续的办理也很麻烦。因此，我未能亲自送父亲最后一程，这让我心里十分痛苦。

P6－8

关于“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意义的对话

【编者按】2013年9月28日，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课题组成员在四川大学聚会，就“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出版和“总序”构想进行了专题对话。会议由徐新建教授主持。与会者追溯了口述史的发展脉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口述史，尤其是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最后形成了2万多字的对话体“总序”初稿。出席专题对话的还有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李菲博士、人类学高级论坛行政助理韦小鹏以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专业的十余名研究生。

徐新建（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今天早上原本是我们博士生二年级的一个田野调查课，特改为人类学论坛的特别专题，邀请来自广西民族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话题进行学术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不是政府机构，不是大学院所，也不是学会，它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方式。时至今日，它已经办了十三次。中间还有些特别会议。人类学高级论坛是一个民间性的学术共同体。论坛的主要发起人、会议召集人和秘书长就是徐杰舜教授。我就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大家欢迎！（鼓掌）

彭兆荣（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大家好！

徐新建：还有一位就是刚才我向大家隆重推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的徐杰舜教授。大家欢迎！（鼓掌）

徐杰舜老师原来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主编。这个学报创办了一个很好的人类学栏目，从它的封面到每期的访谈，再到人类学的主打栏目，都是很棒的。有二十几年了吧？

徐杰舜（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对！二十几年了。

徐新建：这个杂志大家要看一下，很不容易，现在被评为C刊，而且在人类学圈里的口碑很好。我现在简单说一下，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有一个项目。2011年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年会召开之后，人类学高级论坛启动了一个项目，叫中国人类学家的口述史。

整个口述史计划的成果是一套丛书，就是以海峡两岸人类学家的口述史推出系列性的出版物。为了这套丛书的顺利推出，需要做一个总序。今天三人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完成这个总序的构架、内容、意义。这表面上看起来即兴的对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了。2013年6月在台湾期间，我又与乔健先生、王明珂老师等做了深入的交流。

此外，还有两位老师要介绍给大家。一位是李菲老师，她是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的副主席之一，她也是口述史计划第一阶段的主要访谈者和撰写人。她主要采访了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在台湾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访，前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整理和撰写。还有一位是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助理韦小鹏。

我的铺垫大概就这么多了。接下来，先由徐老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然后彭老师来阐述项目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由来

徐杰舜：徐新建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这个专项项目——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为什么要做这个口述史文库？我觉得，还是要从我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经历说起。

我在办这份刊物的过程中有两个感触：第一个是中国太需要人类学了。因为人类学是以人为本的。这已成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第二个是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太边缘了。这两个“太”字让我感触很深。人类学“边缘”到了这种程度——仅能在中国大学的学术体制中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在体制内，作为二级学科，很多资源你是拿不到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又很需要人类学的参与。比如农民工问题、城市问题、养老问题等等，都不是其他学科可以解决的。因为其他学科往往容易见物不见人，或者是很少见到人，而人类学总是坚持首先从人出发，一切要从人的生存、发展来考虑。人类学从人出发，最后还是回到人本身。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谁看得起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工刚出现的时候，这个群体是吃得最差、住得最差、做得最累、拿到的钱又是最少的，甚至还可能拿不到。但另一方面，城里人离开了农民工怎么过日子？春节，农民工回家了，北京城里报纸没人送，牛奶没人送，早点没人做。人类学家介入这个社会热点问题以后，就提出要善待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说，中国太需要人类学，而中国人类学又太边缘了。在这个背景下，我就在我们学报专门开设了一个人类学专栏。因为人类学的文章很少有地方能发表，特别是人类学的田野报告更没有地方发表。

……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下面请李菲。

李菲（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好的。我就从一个项目具体执行者的角度来谈谈，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回应。

学术界都认可口述史是西方新史学形成以来的一个流派和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在座的人类学专业的同学也都知道，每一位人类学家其实都是在口述的历史当中成长起来的。三位老师最近提出人类学家口述史的观念，从时间上看当然比较晚。但当我们把口述史放到人类学的特定语境来考察，却发现人类学学科长期以来是有对口述的研究和对口述历史的关注的。其实人类学对口述的研究可以从方法上与历史学的口述史进行深入的对话。

如果要从具体进行访谈的经历和自身的感受来谈，我觉得有几点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首先，人类学家口述史的身份是独特的。我们所访谈的任何一位人类学家自身其实就是最厉害的写口述史的专家。因为在田野工作中，口述访谈就是人类学家的看家功夫之一。而当有一天我们去访谈一位人类学家时，他突然从做口述史的专家变成了一个访谈的口述对象。这个时候，他的立场和眼光都是双向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类学家在接受口述访谈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方法准备、思想准备，没有反思意识的。2002年，李亦园先生在接受黄克武教授的口述史访谈时，这个过程几乎就是由李先生本人主导的。李先生决定谈话的时间、地点，也主导谈话的内容。他做了详细的大纲，并为每一次谈话的主题方向准备了相应的材料。因此在我看来，人类学家的口述史与历史学的口述史，在学科话语反思和主体性反思方面是可以有相互对话的可能的。

其次，与之前徐新建教授谈到的学术批评和彭兆荣教授谈到的认知方式有关。我不会简单地把一个人类学家的口述史看作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次简单回顾。我觉得，这恰恰是他对整个学科进行反思和回应的最后的一次重要契机。因为往往当我们在做某位人类学家访谈的时候，都到了他学术生产的末期。他很难有精力和时间再进行大规模的学术理论阐述。因此，人类学家往往可能在他的口述史里面，把自己需要回应的一些重要东西都放进去。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后世透视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的一些关键性内容。比如说，刚才大徐老师提到乔先生那篇重要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引起的学术争论。其实今天来看，乔先生的那篇文章就是挑战了刚刚复苏的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话语权力格局。乔先生在口述史中对此的回忆也就是他在人生总结阶段的一种回应。因此，我也深刻体会到口述史是人类学学科史中一笔值得特别珍视的财富。

徐杰舜：我觉得李菲刚刚做的这些补充非常重要，也颇有启发性。人类学家本来是做别人的口述史，现在反过来做他自己的口述史，一定会是一件充满挑战和值得期待的事情。

好吧。今天的对话就先进行到这里。更多的话题留待今后我们再来深入讨论。

录音整理：韦小鹏

访谈手记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历经了漫长的发展，从西学东渐时期的艰难开拓到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学科奠基，再到强调本土化的学术自觉和全球语境下的多元对话。如今，在海峡两岸人类学家的共同推动下，这门学科迈入了历史新纪元。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与人类学研究者的学术成长经历逐渐交织为海峡两岸学术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忆不但凝聚了研究者个体“小我”的生命体验，也如一条条溪流汇集成为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鲜活“生命史”，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代代传续的宝贵学术遗产和精神遗产。

自2011年起，在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三位教授的主持与推动下，人类学高级论坛特别项目——“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正式启动。我有幸见证了这一过程，同时也成为本项目的第一位口述史访谈人。受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委派，我于2012年3月至6月赴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访学，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完成对乔健先生的口述史访谈和对李亦园先生的口述史补充访谈。

乔健先生早年毕业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印第安纳大学，后历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创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台湾“教育部”第七届“讲座教授”等，为世界著名的华人人类学家。接受访谈时，乔健先生年届七十八岁高龄，已从东华大学荣退，受邀于世新大学继续从事研究、顾问及指导研究生等工作。

2012年3月，台北正值初春。乔健先生携夫人从香港返回，正式开始接受我的访谈。乔先生在台北的寓所位于南港区“中研院”附近，而世新大学的研究室则位于文山区。从“中研院”到世新大学，需先从南港搭乘公车或捷运至忠孝东路的捷运市政府站，再换乘公车或转乘捷运至文山区世新大学管理学院大楼，单程耗时一个多小时。虽然路程颇为周折，但一周里乔先生总坚持有两到三天前往研究室工作。为了配合乔先生的工作习惯，我们的大部分访谈都是在世新大学的研究室中完成的。此外，乔先生还是“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资深客座研究员，因此他在民族学所也拥有一间研究室，保存有大量照片和资料。为了查找资料便利，有时乔先生也会约我到民族学所进行访谈。

我们的访谈从3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末，前后约有三十余次，每次时长约2到3个小时。乔先生年事已高，长时间接受访谈又是一件极耗精力的事情，但乔先生每次总会事先做好相关的资料准备，认真梳理口述线索，细致严谨地查证每一个细节，并始终对我的才疏学浅予以最大限度的谅解和包容。

今天，这本口述史终以如此面貌呈现。作为访谈人，我既心怀忐忑也心存感激。忐忑的是，文本有限，虽尽心力，仍然难以全面勾勒出乔先生生命史的深度与厚度；感激的是，访谈期间我有幸耳濡目染乔先生的为人、为师、为学，深受教益，在台北的短短3个月已成为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

春季的台北雨多，淅淅沥沥，却下不大。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某天傍晚访谈结束后，乔先生在雨中等待公车的身影。感谢这部口述史，让我在台北的雨中，曾与乔先生一路同行。

在此，我要感谢乔健先生对我访谈工作的信任、指导和支持，也感谢乔夫人李洁予女士给予我的关怀；感谢李亦园先生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的访谈，李先生的教诲令我受益匪浅；感谢徐新建、彭兆荣、徐杰舜三位教授一直以来对我的严格要求，他们的批评是我前进的动力；感谢时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黄树民先生为我赴台访学提供了机会，并为我访谈工作的开展给予了中肯的意见和切实的支持；感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朋园先生，他是我眼中风趣睿智的长辈，时常关心我的生活起居，带我品尝台北美食，令我在异乡倍感亲切与温暖；感谢近代史所所长黄克武先生，从他那里我学习了不少做口述史工作的宝贵经验；感谢民族学所林芬安女士、蔡美凤女士等，为我在台北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诸多帮助和工作便利；感谢乔先生的几位研究生助理，世新大学的李霖松同学、李乾圣同学和林恩平同学，他们为协助资料整理和信息沟通付出了许多心血；最后，家姊李芳女士为我分担了录音整理的不少工作，使我能充分利用在台时间搜集资料、开阔视野；我的先生杨亚则是本书撰写过程中的一位挑剔的读者，为我指出并纠正了不少瑕疵，在此也一并致谢！

李菲

于川大望江逸夫楼

201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