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此事件的内情，一直极具争议性，且事件中双方高层的博弈与决策，被认为是领导决策艺术的典范。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事件中参与了美国方面所有的关键决策，被后世研究者认为是化解危机的最关键人物。危机尘埃落定之后，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写成《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精）》，记录下了牵动世界命运的那十三天发生的秘闻。时至今日，本书已成经典，位列《财富》杂志“75本商业人士必读书”。

罗伯特·肯尼迪所著的《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精）》是关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经典之作。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重大事件的内情，一直极富话题性，而事件中双方高层的博弈与决策，更被认为是危机时刻领导决策艺术的典范。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事件中参与了美国方面所有关键决策，被后世研究者认为是化解危机的关键人物。危机尘埃落定后，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写成本书，记录下了牵动世界命运的那十三天发生的秘闻，讲述了在那个无比危险的时刻决策者们的情绪变化和运用的计谋与策略。全书风格凝练，引出的话题发人深思。

序言（小阿瑟?施莱辛格）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

“总统知道，他必须采取行动。”

“大多数人的意见……赞成搞封锁……”

“如今要由一个人来决策了。”

“美洲国家组织的重要会议……”

“我与多勃雷宁会晤……”

“危险远没有过去。”

“几乎每天都要与赫鲁晓夫联系。”

“应该预料到，入侵会产生非常大的伤亡。”

“这将意味着战争。”

“在内阁会议室中熬过的那几个钟头……”

“总统向执行委员会下令……”

“我们得到的一些经验教训……”

“设身处地为别国着想的重要性。”

后记（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格雷厄姆?T.艾利森）

相关文件

延伸阅读参考书目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时间刚过9点整，肯尼迪总统打来电话，要我去白宫。他仅仅说，我们有大麻烦了。我很快赶到他办公室，他对我说，一架U-2型侦察机刚刚完成拍摄任务，情报部门确信，苏联正在古巴部署导弹和核武器。

古巴导弹危机便发端于此。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开始核对峙，要将世界引向核战毁灭全人类的深渊。在肯尼迪总统办公室，从这一刻开始，直到10月28日星期日上午，我本人乃至所有美国人和苏联人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命悬一线。

这天上午11：45，中央情报局在内阁会议室向一些政府高官正式介绍情况。我们看到了展示的照片。图像分析专家带着图片指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仔细观察，会看到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城附近正在建造一个导弹基地。我像与会者一样，按他们的话观察，仔细查看一幅幅照片，可我看到的无非是一片农场的空地，或者像是一座房子的地基。后来我为自己什么也没看出来感到安慰，因为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与会者反应跟我完全一样。几天之后也是一样，尽管那个工地上有了一些变化，但总统说，看上去不过像个橄榄球场。

但是，那次会议的与会者主要感到的是震惊。谁也没料到，苏联人会在古巴部署地对地弹道导弹。我回想起此前几个星期在我办公室接见苏联大使安纳托里·多勃雷宁的情况。他当时称，假如双方就地下核试验达成某些协议，苏联准备签署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我对他说，我会向肯尼迪总统转达这一信息，并转交随附的文件。

我告诉他说，美国政府内部对运送到古巴的军事设备数量深感担忧。就在那天上午，我还跟总统和国防部长谈及这一话题。有一些证据显示，苏联人除了以一个渔村做掩护部署地对空导弹发射场，还在建造一个大型海军船坞，以及一个潜水艇基地。这一切都受到严密监视，既有潜伏在古巴的秘密特工通过有限却频繁的重要方式报告那里的军备情况，也有从逃抵佛罗里达的难民中筛选出一些人得到审问信息，还有通过U-2侦察机获取的侦察照片。

当时正值选举时期。9月和10月那些秋天的日子，成天充满了攻讦和反诘的喧嚣。共和党人得知眼下的局势充满惊恐，便指控美国没有为捍卫自身安全采取必要步骤。诸如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荷马·凯普哈特等人则提出建议，要我们采取军事行动对付古巴。

我把肯尼迪总统对局面深感担忧的情况转达给多勃雷宁大使。他对我说，不必多虑，因为苏联主席尼基塔·S·赫鲁晓夫指示他，要他向肯尼迪总统保证说，不会在古巴部署地对地导弹，也不会部署进攻性武器。另外，他还说，我可以让总统放心，古巴这次增强军备的数量微不足道，赫鲁晓夫不会在这次选举中搞破坏两国关系的活动。他说，赫鲁晓夫主席喜欢肯尼迪总统，不会让他尴尬的。

我向他指出，他表示赞美的方式非常奇怪；苏联在古巴一直从事的活动让美国深感担忧；加勒比地区正在发生军事活动，他的友好声明毫无意义。我告诉他说，我们在密切关注古巴的军备情况，他应当知道，假如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他向我保证说，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说完就离去了。（P1-P4）

序言

如今，冷战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回顾往事，我们可以断言，在1962年10月那十三个日日夜夜，世界曾处于核大战爆发的边缘。两个掌握着大量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剑拔弩张，相互挑战，一轮轮对峙升级最终极有可能酿成大灾难。世界究竟是如何幸免湮灭的？这正是本书的主题。罗伯特·肯尼迪的《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人类历史上那个无比危险的时刻，描述了当时决策者们的情绪变化和运用的计谋策略。本书风格精炼准确，引人瞩目，发人深思，已然成为一种凝炼文风的经典。

1992年1月，我赴哈瓦那出席了一次回顾那场导弹 危机的会议，这才充分领悟到当时的形势多么岌岌可 危。布朗大学的詹姆斯·G.布莱特有个创意，要将当 时双方的死对头与学者们召集在一起，通过向这些人询 问，来丰富历史记录。关于那场导弹危机举行过一系列 会议，哈瓦那会议是其中的第五次。起初，会议完全由 美国人参加，后来邀请了俄国人出席。古巴人抱怨称， 人人称之为古巴导弹危机，但谁也没有问过他们当时的 作为，于是，便有了那次哈瓦那会议，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会议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我前往哈瓦那时，心里一直认为，我们当时的危机 报道过于夸大其辞了。毕竟，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 晓夫充分意识到，美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在传统上占 优势，更占有整体上的核优势。赫鲁晓夫是个有理智的 人，绝对不可能发动一场无异于自杀的战争。开战未必 理性。但我这个得意的看法在会议上彻底扭转了。

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在那十三天中曾驻扎在古巴，他描述了苏联在古巴的军事部署情况。那是个最引人瞩目的时刻。他说，当时在那个岛国驻扎的苏联军队总数达4．3万人——中央情报局当时的估计只有1万人——而且苏联部队装备着核弹头（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确认过核弹头是否真正运抵古巴）。其中，包括可用于短程导弹的核弹头，也包括可由远程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华盛顿的官员做梦也没想过，苏联部队有可能装备着战术核武器）。最惊人的情况是：苏联的战地指挥官曾得到授权，万一与莫斯科的通讯联系发生中断，可自行决定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付美国入侵。

最后披露的这个事实让与会的美国人深感惊恐。在会场上，我坐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旁边，他听了这话，几乎从椅子上滑出去摔到地板上。在那场危机发生时，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当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都赞成入侵古巴（不过，麦克纳马拉不赞成）。后来，麦克纳马拉说，假如当时他们的建议得到采纳，核战争就会在古巴滩头阵地上爆发，到头来必然酿成全球性的大毁灭。  ……

1963年春天，肯尼迪曾对诺曼·卡森斯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先生和我在各自的政府中，政治地位大体相同。从走向缓和的每一步中都能看出，他想防止发生核战争，但受到强硬派施加的重压。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苏联的强硬派和美国的强硬派，可谓不相上下。”

两位领导人都深深意识到，核战是个毁灭的深渊，他们便认定，绝对不能再让世界蒙受这样的危机。导弹危机过后一年多，肯尼迪便探索与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让肯尼迪一心要除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传言不攻自破。

1962年11月，对那十三天的危机还记忆犹新，罗伯特·肯尼迪便开始自己写一部备忘录。他说：“当时参与所有那些讨论的人有十到十二位，大家都既聪明又精力充沛。他们也许是全国最有才能的人物。假如其中五六个人中有一位是总统，世界很可能会陷入毁灭性的战争。”

世界侥幸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毁灭。

小阿瑟·施莱辛格

1999年4月

后记

古巴导弹危机在三个明确的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一，那场危机象征着我们时代的一种核心状态：我们生活在核武器的阴云笼罩下。各种比喻让我们的想像力变得迟钝，但有一点却千真万确：今天的人们控制着毁灭人类的力量。第二，那场危机是现代美国总统面对诸多难题的缩影。各种危机往往能突显一种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政府系统遇到的诸多困境突显出美国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三，那场事件生动地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核心宪法问题：总统和国会在发动战争时分别该起何种作用。在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这个问题是由总统独自决定和处置的。在他决定向全世界发表声明前两小时，他才向国会领袖们通报，说美国要设置海上隔离线，作为对苏联部署导弹的反应。

相比之下，在未受核战争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总统曾利用自己的权威宣战。在《东京湾决议》勉强获国会通过的情况下，约翰逊总统指派美军地面部队打响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尼克松总统凭借三军总司令的固有权力，以保护美军安全为名，下令入侵柬埔寨。按照宪法，宣战需要国会通过。但是，在这些战事和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战争中，国会并没有起到与宪法赋予其地位相称的作用。结果，在宣战问题上就宪法制度的平衡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那场导弹危机为这一争论提供了一些视角。

核悖论

在1962年10月，约翰·肯尼迪总统选择了一种行动方案，按照他自己的判断，引发核战争的几率为三分之一。考虑到这一潜在的后果，他怎么可能选择这样的行动方案呢？罗伯特·肯尼迪参与了选择方案的过程，他对此表示赞同，并为政府的表现感到自豪。五年后，他写下自己对那场危机的回忆时，为一个问题感到疑惑，这个问题成为对那位总统和那个时代的质疑：“是什么可能的情况或理由，让这个政府或任何政府拥有道德上的权利，让自己国家的人民或所有国家的人民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之下？”

美国和苏联当时有可能爆发核战争，其结果有可能摧毁这两个国家（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这是当代生活中一个明显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世界进入核时代已经有二十六年了。十多年来，苏联已经拥有了消灭数千万美国人的能力。然而，战争并未发生。今天，谁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战争？

……

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没有一个与“宪法”严格相关；所有问题都涉及具体政治事务。引起担心的种种原因与政治相关，各种结果也与政治相关。从政治上看，这些问题是越南战争的现实产物，那场战争以前叫做“约翰逊的战争”，如今成了尼克松的战争。其解决方案或许会与结果密切相关。二者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具体情况有关联：入侵柬埔寨、入侵老挝，以及引起国会反对的任何下一步行动。更重要的是长期记忆，并非历史学家严格意义上的记忆，而是泛指大众心中的印象。

三十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受到的束缚不是甚至并非主要是成文法的词句，而是来自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源自干百万公民同胞持有的孤立主义信念。他们这种信念的动力是什么？那是一种深深打在心中的烙印，认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毫无必要的浪费，是一场追逐利润的阴谋。

二十年前，或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人们感觉到的和几位总统都声称的自由不仅源自国会的制约，还源自新闻界和公众广泛的情绪。那么，是什么助推了这种放任情绪？最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人们记忆中的“慕尼黑协定”。

我们认为，在今后十年中，我们对最漫长战争的直接印象，仍会影响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