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BA历史长河里,不乏优秀的教练。无论是查克·戴利,菲尔·杰克逊或是波波维奇,他们独特的执教理念与人格魅力,为一代又一代的球迷所津津乐道。而里德·奥尔巴赫凭借其率领波士顿凯尔特人队9次夺冠的经历,以及对篮球运动的突出贡献,无疑在这份名单中占据重要一席。他作风强硬、选人精准、战术简练实用,场上应变迅速,深受球员与球迷的喜爱与推崇,因其在篮球教练中的“教父级”地位,被中国球迷亲切地昵称为“红衣主教”。
约翰·费恩斯坦作为美国体育类书籍最优秀的作者之一,受到奥尔巴赫教练的邀请,对其篮球人生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奥尔巴赫教练回忆了几乎所有他共事过的重要的球员、教练以及对手,包括:比尔·拉塞尔、威尔特·张伯伦、拉里·伯德、萨姆·琼斯、迈克尔·乔丹等。书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披露:号称强过乔丹的拜亚斯为何在被凯尔特人选中后暴毙,这件事对奥尔巴赫和凯尔特人队又造成了哪些影响?皮蒂诺入主凯尔特人队后,奥尔巴赫如何平衡自己与管理层以及教练的微妙关系?是什么原因导致奥尔巴赫过早退休?他又对“禅师”菲尔·杰克逊有什么辛辣的评价?……
奥尔巴赫超过60年的篮球生涯中,所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无数的故事,让约翰·费恩斯坦、里德·奥尔巴赫著的《让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材料丰满,精彩纷呈。对于骨灰级NBA球迷来说,这本书是不容错过的佳作。
俱乐部
“我跟你讲过张伯伦的故事吗?”
老人靠在椅子上,脸上带着微笑,沉浸在回忆之中。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人提到了威尔特·张伯伦,一如既往,里德的脑海中满是回忆与故事。
等到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时,里德开口了。“张伯伦,是历史上在生理方面最不可思议的人,篮球场上没有他做不到的事。这一年他可以一场比赛拿50分,第二年他又可以在助攻榜上领跑全联盟。他太强壮了,强壮得令人恐惧。”
他停顿了一下。“但有一件事是他做不到的,他无法击败我们。他就是赢不了。拉塞尔在场上不停奔跑,拖垮了他,还有你……”里德指了指坐在自己对面的一个听故事的人,“你把他逼疯了。还记得我们打那个挡拆战术,拉塞尔给你传球,张伯伦不得不来换防你吗?他总是在你刚刚出手时赶来防守。而你,你这个王八蛋,你会用你那高音对他说‘太晚了’。而且你每次都能把球投进。”
里德指的那个人是萨姆·琼斯,和比尔·拉塞尔一样,琼斯也是篮球名人堂成员。这个故事、这段回忆,甚至里德尖着嗓子模仿他嘲笑张伯伦的样子,逗得琼斯开怀大笑。
“还记得他追赶我的那个晚上吗?”琼斯说。
“哦,记得。”现在轮到老人家大笑了,“你跑到场边,从一个摄影师那里抓起一个凳子用来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琼斯说道,“我对威尔特说:‘现在我有机会了。你敢靠近我,我就拿这个东西打你。’”
“他还是会杀了你。”
“不会的,他追不上我。”
坐在一起的十多个人已经笑得喘不过气了。
“我跟你说过有一天晚上威尔特也想揍我的事吗?”里德说道。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里德聊了张伯伦,聊到了他的凯尔特人留给张伯伦的痛苦往事。无论是最初的费城勇士,还是后来的旧金山勇士及费城76人,抑或是最后的洛杉矶湖人,凯尔特人永远是张伯伦的噩梦。“我其实挺喜欢那家伙的。”讲完故事时里德这样说道,“他坐飞机从美国的另一边赶来参加我的80岁生日聚会。经过那么多年后,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在那一瞬间,里德沉默了。接着他推开椅子站了起来,“该走了。”
十多个人全都站了起来,就像里德是一个走出法庭的法官一样。里德·奥尔巴赫已经87岁了,但他每天可没有空闲时间。到了吃完午饭该去参加下午牌局的时间时,他绝不会耽搁。对参加午餐会的其他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大多数人都有工作要做。
没有一个人着急,他们更愿意再待上一会儿。但是当里德说“该走了”时,没有人跟他争论。和里德争论就像张伯伦击败他的凯尔特人一样“简单”。
那是仲冬时节的一个周二,走出餐馆站在华盛顿市的大街上,天上正在掉落冰冷的雨水。大中午,气温却低到令人发抖。“中国多尔”门外的人行道上,那群围坐在餐馆里圆桌旁的十二个人,现在正两三成群地站着聊天。这些人有着亲密的身体接触:胳膊互相搭在肩膀上;不停地握手;偶尔还有人拥抱。
对于那些路过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奇怪的场景。有些行人会稍作停顿,一些人还会在瞥见奥尔巴赫时停下脚步,而奥尔巴赫是这十几个人中唯一一个急着在天黑前离开的人。
“好了,该走了。”他又喊了一声,然后慢慢走到自己面前停着的一辆银白色梅赛德斯敞篷汽车跟前。只要看一眼车牌,这辆车的主人便毫无疑问了。车牌的内容很简单,“凯尔特人”。从他说话的语调中,那些了解他的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打招呼了,这时候该再握一次手,这是他之后几天再打电话的保证,也在提醒所有人路上注意安全。
即便如此,当奥尔巴赫慢慢坐进驾驶员座位时,坐他车的人还在磨蹭。也许在分开前,这个人还有一个故事要分享,还有笑话没说完。当里德坐好,把车启动起来,最后一次看向车外,说“嘿,行了吧”时,其他人才最终散开,各自走向自己的车。
只有里德这个老人真的想离开。
到这时,不可避免的有一些路过或走进餐馆的人会停下来注视。“那个人跟我想的是一个人吧?”这些人问道。有些人要么直接喊了出来,“嘿,教练,你好吗?”奥尔巴赫挥手回应,他已经习惯于走到几乎任何地方都会被人认出的现实。
一个身穿西服、边打手机边快步行走的男子,看到里德后停了下来。他没有特意跟路边的哪个人说话,但是他说:“那是他,是吧?”
是的,有人告诉那个男子,那就是他,就是里德·奥尔巴赫,就是那个无论怎么说都是发明了职业篮球的那个人。
“他到底在这里做什么?”那个男子问。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那是周二。
一切开始于兄弟两人。有一天,他们回顾自己的生活,发现他们的孙辈要么已经成人,要么即将成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兄弟两人总在忙碌:要么在工作,要么照顾家人,要么在旅游,要么陪朋友。也不是说兄弟俩不见面;他们见面,只是不常见而已。两人都记不清是谁提出了这个话题,也不记得为什么会提起这个话题。不过两人决定,是时候特意做出努力,多花一些时间在一起聚聚了。
“咱俩去吃午饭吧。”哥哥说。
“我猜是中餐吧。”弟弟回答。
“当然。”
在担任篮球教练这段四处颠簸的岁月中,里德·奥尔巴赫总是在比赛结束后吃中餐。他的理由很简单:在几乎所有拥有NBA球队的城市,总有一家提供深夜外卖服务的中餐馆。里德会提前打电话订餐,从球馆回酒店的路上取餐,然后在酒店房间里吃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总是要求餐馆蒸一下自己的食物,所以中餐不会像其他食物那样给他造成积食的感觉,不会让他的胃涨得难受。里德能够轻松入睡,第二天起床时焕然一新,让自己做好前往机场、去到下一个城市的准备。这一切都发生在NBA的“黑暗时代”,那时候球队还要乘坐普通航班,大清早就要早起,赶着去机场乘坐前往下一个城市的第一个航班。那个时候不存在球队包机,他们也不住在五星级酒店。对于奥尔巴赫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NBA教练来说,大多数客场之旅在他眼中是一成不变的:一场比赛,睡前一顿中餐,黎明前的一个闹钟,还有一个可以看到初升太阳、飞到另一个地方的航班。奥尔巴赫对中餐的爱越来越深,以至于有好几年时间他甚至是波士顿一家中餐馆的股东。
在那之后,从教练的位置上退下来,最主要的是从篮球史上最伟大王朝的总经理职位上退下来后,里德·奥尔巴赫有一天告诉小自己四岁的弟弟赞恩,让他下周二在华盛顿市中国城一家名叫“中国小店”的饭馆见面,和他一起吃午饭。大多数篮球迷并不知道,从1937年开始,除了加入海军的一小段时间,奥尔巴赫大部分时间住在华盛顿。当年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时,他选择加入海军。即便在执教凯尔特人队时,奥尔巴赫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仍然住在华盛顿。赛季进行期间,里德在波士顿拥有一套公寓。但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回家。整个休赛期,他都在华盛顿——那时候的休赛期远比现在长多了。
那天里德对赞恩说:“定下来吧,咱俩每周二都在这里吃午饭,除非有人有别的事要做。”
赞恩曾经是《华盛顿星报》的漫画家,也为著名人物做过杂志肖像,那时他已经退休了。如今,只要凯尔特人在主场打比赛,人们就能看到赞恩最著名的一个作品——赞恩设计的凯尔特人队标。这个队标第一次出现在凯尔特人的镶木地板上时,球队主场还叫波士顿花园球馆,如今这个队标仍然出现在舰队中心①的地板上。赞恩对兄长承诺,他每周一晚上都会给里德打电话。那时候里德时不时还要去波士顿开会,有时候还会离开华盛顿,进行演讲或者开办训练营。如果两人都在市里,身体也都没问题,他们就会在第二天一起吃午饭。
“这逐渐成了我们两人都很期待的事。”赞恩表示,“有一刻我突然想到,有一些我俩都认识、关系也很亲密的朋友,能见见他们也很好。于是我向里德建议,应该邀请一些朋友加入我们。”
到了这时,聚餐地点已经从“中国小店”转移到了隔壁的“中国多尔”。“中国小店”换了老板,餐馆不再提供炒面。里德喜欢炒面。他曾经在“中国多尔”吃过饭——他吃过华盛顿市中国城的每一家中餐馆——他享受食物带给他的乐趣,喜欢吃炒面。所以,当1940年和赞恩从高中时就是队友的海米·珀洛以及摩根·伍腾被邀请一起吃午饭时,聚餐地点就定在了“中国多尔”。
没过多久,里德开始偶尔邀请一些他在伍德蒙特乡村俱乐部的朋友加入午餐会。伍德蒙特乡村俱乐部位于马里兰州的洛克威尔,里德1946年成为其会员,当时的入会费是500美元。这些年伍德蒙特的入会费有点高:9万美元。里德从来不打高尔夫球,不过他在俱乐部里打了很多年网球。现在,里德一周有五个下午的时间会在伍德蒙特与七八个人一起玩金罗美牌,几乎每天他都能赢上不少钱。“这是他的另一份养老金。”杰克·科瓦岑开玩笑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吃完午饭他总是要走。他在午饭上花的时间越多,留给他在伍德蒙特打牌的时间就越少。”
科瓦岑在1994年成为乔治·华盛顿大学运动部门主管后不久,就得到邀请参加午餐会。“里德那会儿几乎每天都会来打壁球。”科瓦岑说,“我觉得他是学校历史上唯一一个在我们门外有停车位、还不用掏钱的家伙。他会在打完球后来我办公室,我们会一起聊篮球。”
科瓦岑60年代曾是波士顿学院校队里一名相当不错的球员,球队的主教练是鲍勃·库西,这是奥尔巴赫培养出的又一名传奇的凯尔特人球员。所以一周里有几天能看到奥尔巴赫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自己一起聊篮球,这让科瓦岑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P1-6
故事开始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场合。
我受一家本地电视台邀请,去他们的每周体育节目上谈谈即将开始的NCAA大学篮球锦标赛。多年的经验让我明白,电视台的这群人绝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做节目。他们会让你早早抵达摄影棚,这样他们就不必担心你可能迟到。我们之间通常会有如下对话:
“什么时候轮到我?”
“这个……我们希望您七点前能到。”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什么时候能真正上节目?”
“呃,节目7点半开始。”
“我那部分几点开始?”
“最早可能在7点35。”
“最晚可能是几点?”
“我不清楚。”
这就是现实。制片人对我说,他几乎可以确定我要上的是7点35分第二阶段的节目。他建议我不晚于7点到摄影棚,不过他们更希望我6点45就到。我说我会在7点20前赶到。
我按时抵达了摄影棚,接着被带到后台休息室。“你是第一个到的。”女化妆师对我说,“第一个嘉宾晚到了几分钟。”
“第一个嘉宾?”
“是的,一个名叫里德·奥尔巴赫的家伙。”
这个情况真的不能更好了。我不仅做的是第二阶段的节目,我还要跟自己最不愿意见到的人、也就是里德·奥尔巴赫分享一个休息室。我不是因为从小在纽约长大、将威利斯·里德—沃尔特·弗雷泽—戴夫·德布斯切尔—比尔·布拉德利组成的尼克斯视为生命,从而痛恨波士顿凯尔特人而不愿意看见里德。也不是因为他点燃那该死的胜利雪茄给我的童年留下栩栩如生的惨痛记忆而不想见到他。
我不想见里德,只是因为他几年前对我的朋友丹·肖纳西说的一些话,那时候丹准备写一本有关他的书。但肖纳西第一次接触里德寻求他的许可时,里德对他说:“行啊,我同意。只是别像那狗娘养的对鲍比·奈特那样对我就行了。”
那个“狗娘养的”就是我。肖纳西愉快地转告我之后,还把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书里。我觉得里德对肖纳西说的这句话,仍然能准确描述那时他对我的感觉。
坐在沙发上,我假装读着什么。当里德走进房间时,我正绞尽脑汁思考该说什么话。我很少因为见人而紧张。我的年龄够大了,也见过够多的人了。现在我却紧张了。我站起来,伸出手说:“嗨,教练。我是约翰·费因斯坦。”
他会拒绝握手吗?会叫我“狗娘养的”吗?里德是一个在很多问题上都相当传奇的人物,直言不讳就是其中一点。 “嘿,约翰,你好吗?”他说道,一边微笑一边和我握手,对于一个81岁的老人来说,他的手出人意料的稳,“你也来做节目?”
然后,他开始为迟到道歉。我感觉自己放松了下来。我想,也许他已经忘了我是谁。里德开始接受化妆,制片人走进来对他说,十分钟内就要轮到他了。“好,好,行了,无所谓了。”里德说道。
里德回到休息室,坐下,不出意料地点了根雪茄。接着,他又冲着我微笑了一下。
他把嘴里的雪茄拿下来,“话说回来,你最近和自己的兄弟聊过吗?”
“我的兄弟?”
后来我才知道,里德的那种笑有着一种恶作剧的意思,那是他准备给别人下套的信号。
“是啊,你的兄弟,鲍比·奈特。”
我的老天啊,他从来没忘记过。现在我又开始紧张了。
“教练,我们交流得没那么频繁。”我说。
这时候他大笑了起来,“是啊,谁说不是呢。别担心,他恨的人很多。”
“不过他爱你。”我用了很多时间,听奈特谈论奥尔巴赫的天才与慷慨。
他抽了一口雪茄,“那不过因为我从来没写过任何有关他的东西。”
我也笑了。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聊了即将开始的NCAA全国锦标赛,聊到了他认为排名第一的杜克大学被高估的事(康涅狄格大学赢得冠军也证明了他的观点)。等到工作人员进来叫他去录节目时,我真心希望节目能再推迟一个小时。
整个录节目的过程,里德的雪茄都没有离手。自然,也没有人敢告诉他整栋大楼有禁烟规定。轮到我进去录节目时,里德在走出去停了一下。“很高兴见到你。”他说,“继续努力。”
他又一次露出了顽皮的笑容:“我会替你向你兄弟问好。”
作为一个了解里德的人,我觉得他真的这么做了。
80年代初杰克·科瓦岑在天主教大学做篮球教练时,我就和他成了朋友,科瓦岑现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运动部门主管。杰克从1983年开始不再担任教练,他先在乔治·梅森大学做了运动部门主管,接着在1994年得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这份工作。无论何时,只要我去看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比赛,想不注意到里德这个坐在第十排、还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毕业生(1940届)都是不可能的。
“他不会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有一天晚上当我问科瓦岑,里德回来看母校比赛的频率有多高时,他这样回答我,“有机会真正去了解他,是这份工作最了不起的特权之一。” “你和他在一起交流过?”
“我每周二都和他一起吃午饭。不光是我,有一群人。摩根·伍腾(德玛沙高中的传奇教练)大部分时候会参与;萨姆·琼斯也在;一些里德在伍德蒙特的朋友也会参加。这就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团体。他坐在那里,总是在讲故事。太不可思议了。”
“他现在还记得过去的事?”
“记得过去的事?你在搞笑吧?他什么都记得。”
那天晚上做完节目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杰克跟我说过的周二午餐的事。那时候,我正在为《华盛顿邮报杂志》撰写专栏。事实上,如果里德不认为我是“狗娘养的”,也许他会允许我参加一次他的午餐会然后写出一篇专栏文章。撇开其他不谈,听他聊天也会很有意思。
于是我给杰克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说了周六晚上录电视节目时发生的事。吃顿午饭行吗?我想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他说,“我可以问问他,但参加午餐会的都是关系很亲密的人。”
就在我准备打消这个念头时,杰克提出了一个想法。“你知道啊,如果摩根去问他的话,我敢打赌他会同意。我的话,他也许会说不,但他对摩根不会。”
于是,我把电话打给了伍腾,我和他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我在《华盛顿邮报》报道高中篮球那会儿。“我很高兴能帮你问。”伍腾说,“最糟的不过是他拒绝我而已。明天吃午饭时我就问。”
我真的为这事感到特别紧张。如果里德拒绝了,我会觉得周六晚上我们俩之间那段让我感到温暖而真实的对话,不过是里德的礼貌之举。“别操之过急。”我对摩根说,“如果他有一点不满意的表现,那就算了。”
“别担心。”摩根回答,“没人能逼迫里德。”
摩根在第二天晚上给我回了电话。“你可以来了。”他说,“下周二中午11点‘中国多尔’见。”
“11点?”我说道,“我还以为是吃午饭。”
“是午饭。”摩根说道,“里德11点5分左右就开始点菜了,别迟到。哦,还有一件事:无论做什么,你都别想着自己买单或掏钱请客。那么做会保证你再也不会接到邀请。”
我也没准备再得到邀请,不过不管怎样,我在心里记下了摩根的警告。
“中国多尔”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H大街,在第六街和第七街之间。这家餐馆位于华盛顿市中国城的中心地带,在这段两个街区大小的中国城里,大概有十几家中餐馆。我曾经在那边吃过几次饭,两个街区外的MCI中心1997年开始投入使用,我会在比赛结束后去中国城吃饭。我准时在11点走进了“中国多尔”。 这家餐馆的光线有点昏暗,大门右边是一个烘烤食品柜台,接着是一个小吧台。沿着墙往左是几张餐桌,走到吧台的尽头,屋子一下变大了。吧台后面就是一个圆桌,在那个时间,那是唯一一张坐了人的桌子,大概有十多个人围坐在一起。
我很高兴地在其中看到了五个熟人:里德;坐在里德左边的摩根·伍腾;坐在摩根旁边的杰克·科瓦岑;还有汤姆·潘德思和乔·麦基昂,他们分别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男女篮主教练。我记得杰克跟我说过,里德总是在对方有时间的时候,邀请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人跟他一起吃午饭。
里德对面的椅子没人坐。
“这儿,孩子,坐吧。”里德说道,他的意思是让我坐那个椅子。椅子右边坐着一个身材矮小、戴着厚厚的眼镜和一个凯尔特人棒球帽的人。
“赞恩·奥尔巴赫。”他边说边伸出手,“没想到像我这么英俊的人会是里德的兄弟,是吧?”
我被介绍给了其他的人,不过他们的名字我过去都没听说过。有两个人穿着深色西服,给人感觉他们刚刚被选中去电影里扮演特勤局特工一样。这两个人分别是皮特·道林和鲍勃·坎贝尔。后来我才知道,他俩真的是特勤局特工。其他大部分人都是老人,都七、八十岁了。其中有一个人,我听别人叫他“海米”,我刚坐下没多久他就开始冲我大喊大叫。
“快看那个笔记本。”当我掏出一个本子时他说,“他居然带了一个该死的笔记本。好像这个老王八蛋——”他指着里德,“说过什么有意义的话一样。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孩子,如果这家伙是你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写作素材,那你的职业生涯一定糟糕极了。”
我看向里德,想知道他对这个局面会有什么反应。“别在意海米。”他说,“他还在战争创伤恢复期。”
我又看了一下那个人,他看上去和里德一个年纪。
“哪场战争?”我问道。
“二战。”里德说。
“哪场战争?”海米吼道,“南北战争。哪场战争?说真的,有人掏钱让你做记者吗?”
坐在我另一边,赞恩冲海米喊道:“我跟你说过,今天要规矩些。你干吗每周都要坚持毁掉我们的午餐?”
“闭嘴吧你个老家伙。”海米回答。
11点5分了。“艾玛。”里德说着,一个迷人的亚裔女性朝他走去,“开始点菜吧。”
接下来九十分钟的娱乐程度一点也不比前五分钟差。等待上菜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谈论当天的热门事件,话题从莫妮卡·莱温斯基到里克·皮蒂诺。有人提到了拉里·伯德的名字。他当时在印第安纳步行者队主教练的位置上干得相当不错。
摩根转头看里德。“哪个操作更好?伯德还是麦克海尔与帕里什的交易?”
里德笑了笑,“麦克海尔和帕里什的交易。”他说的是1980年,他用很水的乔·巴里·卡罗尔换来了未来的名人堂成员凯文·麦克海尔和罗伯特·帕里什。“如果有人告诉你,当年他们就知道伯德一定能取得后来的成就——包括我,这种人都是骗子。”
我开始疯狂记笔记,海米在一旁怒视着我,里德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伯德、麦克海尔和帕里什。“不过拉塞尔的交易应该排在第一。”摩根说道,他替我说了我想说的话。
“哦,是啊。”里德说。他对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弄来拉塞尔的,不是吗?”
还没等我回答,赞恩拿胳膊肘碰了碰我。“无论你做什么,别跟他说你知道。”他轻声对我说道。
我对那笔交易有所了解,知道那涉及1956年与圣路易斯老鹰的交易,凯尔特人换来了拉塞尔的选秀权。
“你用两名伟大的球员换来了他,是吧?”我说。尽管有赞恩提醒,但我也不想表现得太无知。
“是,但那不过是最简单的部分。”他说,“我把艾德·麦考利和克里夫·黑根给了老鹰,换到了二号选秀权。但罗切斯特皇家队仍然拥有一号选秀权。”
“所以你是怎么让他们不去选拉塞尔的呢?”
里德笑了。我为他搭了一个完美的舞台。
“白雪滑冰团。”他说。
“白雪滑冰团?”
“没错。沃尔特·布朗(凯尔特人队老板)是白雪滑冰团总裁。我让他给罗切斯特的老板莱斯·哈里森打电话,跟他们说,如果他们不选拉塞尔,我们就会派白雪滑冰团去他们那表演一周。”
“所以说你用白雪滑冰团换来了比尔·拉塞尔?”
“对头。”
我这辈子再也没有写过这么轻松、这么有趣的专栏文章了。
那天吃完午饭后,两个人找到了我。第一个是赞恩,他手里拿着一张纸,说道:“如果你还想来,周一晚上给我打电话,确保我们第二天会照常进行就行了。”
我向他表示感谢,同时保证,就算未来还会参加午餐会的话,短期内我也不会来了。
紧跟着赞恩的是海米,现在我终于搞清楚,他的全名是海米·珀洛。因为他在华盛顿子弹队负责过多年的社区关系工作,我对这个名字也有印象。
海米看了看赞恩,我想知道他俩会不会打起来。
“明天你去老兵协会吗?”赞恩问道。 “不知道。”海米回答道,“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到明天。”
他转向我这边,我已经做好准备,再次接受他的嘲讽。他把手扶在我的背上,靠近我,放低声音跟我说起了悄悄话。“记住一件事。”他说,“里德·奥尔巴赫不仅是历史上最聪明的篮球教练,他也会是你见过的最好的人。”
他站直身子,“如果你敢引用我这句话,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说完这句他就走开了。
那篇专栏的标题是《与传奇共进午餐》。整篇文章,无论怎么看,都是里德在讲故事。这篇专栏刊出后不久,一个周一晚上,我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赞恩。
“里德想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继续参加午餐会。”他说。
“哦,这样啊,我不知道自己受到邀请了。”
“我跟你说过,你已经得到邀请了。”
他当然说过,只不过我认为那是他礼节性的表态而已。
“明天你有空吗?”他问道。我本来没空,但我可以改一下日程安排。
“当然有。”我说。
“11点。”赞恩说。
这一次我没带笔记本。可海米还是冲我喊叫了,因为我不熟悉在里德之前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打球的人(当然不仅于此)。我觉得自己在这群几乎不认识的人中间有了一种彻彻底底回家的感觉。有几次,当我对一些事情发表看法时,里德总是摇摇头,用手肘轻轻撞一下我。
“孩子,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错了。”他说。
然后,他就会娓娓道来。
吃完饭出门时,赞恩问我:“下周一有空吗?”
“有。”我说,“请务必叫上我。”
接下来的四年,如果电话不响、听不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是丹尼和布里吉特的爸爸吗”这句话,我的周一夜晚就是不完整的。那时候,我可以说出自己一周里最喜欢的一句话。
“约了,明天11点见。”
到了后来,当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我才明白,小圈子里的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周二,11点,中国多尔。
别迟到了。
还有,别想着买单。
赞恩去世后的几周里,我们对午餐会的未来有一些担心,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就这样成立了。有人会在每周一打电话给里德,看他是否一切都好。我们决定采取“没消息就是好消息”这个计划:如果午饭不吃了,就会有人打电话通知。否则,11点准时在“中国多尔”见。
最初,赞恩的座位被空了出来。可即便没人明说,赞恩空出来的座位对里德来说还是太过显眼了。到了第三个周二时,斯坦利·科普兰德坐到了赞恩以前的位置上。
弟弟去世后,里德变得更加沉默。本可以勾起他许多回忆的故事,也不像过去那样能让他那么激动了。每个人都很理解。不出意料,里德在心态复原上迈出的第一步,出现在一场篮球赛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当数周以来天气终于不那么糟糕时,里德去看了一场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拉萨利大学的比赛。雷德·柯林斯和南希陪着里德,同去的还有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乔·格林伯格。只要不在佛蒙特州退休后的疗养院里住,格林伯格就会参加午餐会。(格林伯格第一次见到里德,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更衣室,球队刚刚结束训练。“你是里德·奥尔巴赫!”格林伯格喊道。“你没开玩笑吧?”里德回答。两个人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带上了丹尼,我知道里德一定很喜欢和他聊篮球。
那场比赛打得很胶着,下半场进行到一半,裁判做出了几个对乔治·华盛顿大学不利的判罚。如今里德已经很少指责裁判了,但是当乔治·华盛顿大学陷入犯规危机、领先优势开始消失时,他开始沮丧得有些坐立不安了。最后,当拉萨利大学一个看上去明显的进攻犯规被吹成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阻挡犯规后,里德转头看着丹尼,伸手指向天空,说:“为什么?为什么我非得来看这种比赛?!”
丹尼看着他,明显有点搞不清状况。他说:“这是什么问题?你来看比赛是因为你爱篮球!”
里德盯着丹尼看了一秒,接着开心地笑了起来。那天下午,里德又恢复了过去的活跃,不仅批评裁判,还骂教练、球员的出手选择和比赛质量。当乔治·华盛顿大学最后取得胜利时,里德的脸上出现了满意的微笑。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午餐会上的笑声渐渐多了起来。可能是因为想念赞恩,里德扩大了小圈子的范围。华盛顿子弹队的退休总经理鲍勃·费里成了午餐会的常客,《华盛顿邮报》几乎同时退休的体育编辑乔治·所罗门也是如此。有新人加入时,里德的状态总是最好的。因为《华盛顿邮报》的传奇专栏作家谢里·波维奇,里德和所罗门争论了很久。波维奇AK1924年开始就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稿件,直到1998年以92岁高龄去世时,他仍笔耕不辍。
里德抽了一口雪茄,继续说道:“艾弗森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几年前,NBA请我在全明星周末期间做新秀对抗赛的教练。我能记住这件事,是因为那是在艾弗森的新秀年(1997年)。赛前走进更衣室时,一个电视台的人正在给要参加比赛的克里.基特尔斯装麦克风。我走过去说:‘比赛期间我们球队的人不允许戴麦克风。’那个人说:‘教练,这只是表演赛。’他接着说:‘嘿,我们给你戴上麦克风怎么样?’我说:‘没门。’几分钟后,我把球员叫到一起。我说,我知道这是场表演赛,他们是来开心的,他们认为这种比赛不需要放手。我说:‘你知道吗?你没必要非要防守。可如果你不防守,我就不会让你上场。听懂了吗?’”
“电视台的人因为麦克风而沮丧,有几个球员大概因为防守的事很失望。但我就是这么个想法。如果别人不喜欢这样,那太糟了;如果人们愿意看你打球,上场后你不停地得分,还要为了胜利这个目标打比赛。那场比赛我们赢了。比赛结束后,艾弗森走过来对我说:‘教练,能为你打球是我的荣幸。”
“你知道吗?整场比赛,他打出了非常漂亮的防守。”
到了吃完午饭去伍德蒙特打牌的时间了。里德走进电梯,一到地下车库。从电梯往车那边走的路上,一个一头金发、穿着短裙和高跟鞋、非常漂亮的女性走过里德身边。“嗨,教练。”她说道,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
“你好吗?”里德回以一个同样爽朗的笑容。
看着她离开,里德不住地点头称赞。“很不错,是吧?”里德说。
里德打开车门,然后回头。“嘿。”他说,“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有一次一个好莱坞的制片人想让多萝西去洛杉矶参加试镜?就在我们结婚前,那个人愿意付给她一天75美元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