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排9号那些事
在上海，杨浦区的文化气场一直都不同于其他城区。产业工人和工人新村作为主体构成了它的主流表达：直白、朴素、大气。记得我有个小学同学，父亲是工人，母亲在生产组上班，全家四口蜗居在一个租借的只有5平方米的小屋。有一次她告诉我，他们家吃鱼的话就是每人一条马鲛鱼，一买买四条。我吃惊之余告诉她我们家顶多每次买一条全家共享，恨不得再省下一些来留给下一顿。我由此第一次领教了工人家庭的豪气。在松花江路往北些的地方还有一个工农新村。那里是工农交杂的区域，我在军工路上看见我初中同学推着板车在运蔬菜，他们的父母是长白公社的社员。我代老师去做过家访，家里倒是住的楼房，家长对我们特别尊重和客气。我那时只有12岁，只好郑重其事地和家长交流他们儿子在学校的问题。工农新村的另一些家庭，大多是电缆厂、机床厂、柴油机厂的职工和家属。那是1977、1978年，刚好“文革”前一大批电影解禁重放，我的同学经常帮我购买工厂的电影票。我在那所中学只读了一年，但我那些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同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朴素、热情。
而我家所在地军工路控江路这一带，又自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我们的一些简称好比威虎山的黑话一般，外人根本听不懂。譬如我们叫上海水产学院本部是“一院”。叫上海机械学院是“机院”。叫水产学院的家属宿舍是“二院”。叫我的小学军工路第一小学是“军一”。大院里的孩子说的是普通话，若说要去趟“一院”，在外人听来还以为是去“医院”呢，但在我们那里不会有此误会。我们家是1966年从八埭头附近的福禄街搬到二院的。二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子，我们叫作“前排”和“后排”。我们家最初住在后排。后缀的名称也叫“排”。共有7排。前5排像军营，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每户都是一房一厨的结构。虽无煤卫，但房间里铺着地板，每一排的中间有个公共厕所。我家所在的6排却是拆了半个仓库改建的，分南北各建6间房子，当中是一条水泥浇筑的弄堂。单双号的门是相对着的。而我家所住的9号却有些特殊，门对面最早是个公共厨房，11户人家都在此下厨。记得有一年，不知哪个叔叔打来一条蛇，那个晚上，公共厨房热气喧腾，一口锅里煮出来的汤，每家都能分到一小碗。我不确定自己吃了没有，但因为很多年这都是我们6排的一个美丽传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吃了的，并且很鲜美。后来学校给每家盖了个灶披间，公共厨房变成了公共厕所，我们家那扇对着厕所的门就开得少了，出入往灶披间走得多些。
7排有一户特殊人家——吕伯伯家。他们家有一架钢琴，却又居住在条件最差的7排。听父亲说，他是电影《长虹号起义》中的国民党海军，当时一定是受到打击和排斥了。只记得他有些腿脚不便。他的太太是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的妹妹，还有一位大家都称她姥姥的老人，是周小燕的姨妈。老太太好像是缠过小脚，总是拄着一根拐杖，身板很硬朗，高高瘦瘦的，不知为何，孩子们都很怕她。近年看见周小燕教授年岁近百，仍神清气爽，越发像她姨妈当年的模样了。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是个年轻的共和国，我们的学校是一所年轻的部属本科大学，住在后排的，大多是年轻的助教们。家家户户都有一两个孩子，院子里充满生气。每到晚饭时分，先是炊烟袅袅，再就听到各家唤儿之声。回想起来，这真是世上最美好动人的声音了。夏天的时候，家里的小饭桌都摆到了自家门前的小院里。父亲在我们家的小院栽种了丝瓜、扁豆、枸杞等等，做饭前摘一把就是一个菜或是一个汤了。我和妹妹吃饭时，一对十来岁的姐妹叫红娣、红妹的，特别喜欢我们俩，摘了大丽花来给我们插在发际。
夏日早晨，小院里的喇叭花绽放了。我喜欢在花边上刷牙。记得我的第一把牙刷是绛橙色的，顶端是个哨子（上海话为“叫比”）。我先吹几下哨子，然后边赏花边刷牙。父亲引进了各种喇叭花的品种，我最爱的是一种雪青镶白边的。记得在父亲的小小花园里，还有过鸡冠花、美人蕉、大丽花、月季、地雷花（紫茉莉），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却也有过一番姹紫嫣红的景象。近些年我在自家的阳台上种过其中的一些花，毕竟是盆栽，远不及父亲当年耕耘出的欣欣向荣的盛况。秋天的时候，无论在哪儿我看到有喇叭花结籽，都会偷几颗带回家来。有一回坐车路过某地瞥见有特别漂亮的喇叭花，过后，我悄悄去那里摘了些种子回家。我明白，我的内心是想移植童年。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P3－5
我从东区来
梦醒时分，我感觉自己的眼角是湿润的，不敢抬头离枕，怕丢失了那个梦。梦中，我家那个小园子的墙篱笆被暴雨冲散了，满地的花草、攀藤的瓜果一片狼藉。心痛的感觉，明知是梦，还是延续了长时间。在梦昭示给我的潜意识中，儿时的大院，是我出发的起点，给我烙下一生难以涂改的文身。
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杨浦的文章后，告诉我一件往事。当年，她初次踏入男朋友的家，男友母亲问了她一句：“你家住大杨浦还是小杨浦？”她顿时窘迫到脸红，怯怯地反问：“什么是大杨浦，什么是小杨浦？”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一问一答间包含了多少攻守进退和上海的区域文化差异。其实，直到今天，我也不知什么是大杨浦什么是小杨浦。但这家女主人提问的方式和语气，显然已经是在表露她对女孩子家庭出身的不满，一种“上只角”居民对“下只角”居民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女孩子即使没被她吓退，至少在气势上已经成为她的手下败将了。后来她们也确实没有婆媳的缘分，但这个问题一直是女孩心底的一小片阴影，直到她有一天真正强大了，才当作笑谈与我分享。
生活在军工路，当年已是市区最边缘了。我们并未觉得有什么缺失。我的多数二院小朋友，父母都来自全国各地，很少去市中心，难得出去便说：“到上海去！”而我们家，因为每月要去探望四位老人，所以对于上海中心城区的文化并不陌生。中午在外婆或奶奶家吃好午饭，父亲通常就坐不住了，要去同学或朋友家串门，通常又喜欢带着我。于是，我跟着父亲去静安新村他的同学家。有时又去父亲另一位同学的父母家，长江公寓——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当时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还住在那里，而张爱玲也曾住过30l室。上海人家的规矩，有孩子来做客，不能干坐着的，有时是一块放在碟子里的简砖（简易包装的冰淇淋），有时是一碗馄饨。长江公寓的柳家阿婆一般拿只钢精锅到黄河路上买生煎给我吃，我坐在她家窗边，能看到她在马路对过楼下排队的身影。不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安静地听大人说话。说的都是些有别于我们家属大院平时的话题，尽是些奇奇怪怪的事。有一家人家，大概是父亲的朋友，男主人喜欢玩电影胶片和放映机。我在他家看过小电影，是个新闻纪录片，庄则栋率团访问哪个国家。外婆家在三角地菜场附近，有时会听说些弄堂里的家长里短，但因人小，一点也没兴趣。倒是暑假常住奶奶家，奶奶家在杨浦区比较热闹的地方，邻里间故事多些，有一次不知为何，隔壁弄堂的一个姑娘跳井了；没事时，邻居家的婆婆数落媳妇的种种不是，让我多少感受到了上海的市民文化。但总还是一个旁观者，隔着一层间离的薄纱。
屈指数来，我搬离沪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住在那里的时间，但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年少时早已铸成。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事在办公室给几个年轻人介绍对象。女孩是我父亲单位的助教，男孩有好几个，有的是单身的，有的是一起来玩的，尽量不想搞成一个俗气的相亲，只当作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后来女孩说她比较中意在媒体工作的一个朋友，他们也有过一次约会，随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听男方说，因为女孩有出国打算，而他没有，就此别过。我和父亲谈起此事时，说起其中另一个复旦子弟倒是全家除他之外都出国了，他肯定迟早也要出国的。父亲有次告诉了助教，助教责怪道，你们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诧异，她也太直白了，找寻另一半不是该看两人是否有共同的生活理念和共同语言吗？怎么以能否出国作为唯一的前提呢？虽然当时出国似乎是一件让人非常骄傲的事情。
中年之后，我写过一篇《还俗》的文章，对于中心城区的市俗标准、市井文化多了几份理解。我的那个杨浦的朋友，背负了多年大杨浦小杨浦之阴影，今天，对我说，我和杨浦和解了！那么我想说，我和上海主流的西区文化也和解了，但那层薄纱依然还在。喝杨树浦自来水厂的水长大的人，身上终是带着东区的泥土气和青草味。
许云倩著的《东区故事》是一本散文随笔，作者从生活中发现并提炼精彩片段，写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
许云倩著的《东区故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东区故事”，主要是作者儿时的生活经历。第二部分为“谁是英雄”，主要是作者就时下热门的话题或其亲身见闻所发之感慨。第三部分为“太阳味道”，以家庭的故事为主，展现了作者与家人尤其女儿的故事，也有作者所见所历其他关于父母孩子的教育培养、夫妻双方的相处故事。第四部分为“海关钟声”，是关于上海这座城市的亲情、友情的记忆。文章语言具有真情实意，有许多上海方言词汇，读来令人感觉到浓厚的上海文化气息，展现出作者的文化思考和浓郁的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