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印的起源
藏书印(ownership seal)，又称藏书章，是藏书者用以表明图书所有权和表达其个性情趣的一种印记。藏书印在中国、日本比较通行。
藏书印在中国的出现，大抵是随着纸本书的出现、印章艺术的发展以及图书典藏活动的兴起，而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出现了藏书印。
不过，那时的藏书印与一般的收藏印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某某珍藏”“某某秘玩”之类的印记，往往并不是专门为图书而设计的。一般收藏家的收藏印章一般被认为是藏书印的前身。唐太宗的“贞观”二字连珠印，玄宗“开元”二字连珠印，都曾盖在御府图书之上，是鉴赏章的滥觞。其后如南唐李后主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太祖的秘阁图章之印，徽宗的宣和御印，都是著名的官家收藏印鉴，也就是较早的一批藏书印。
私人方面的藏书印，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东晋仆射周颛已有藏书印“周颛”，梁朝徐僧权有藏印“徐”。较早的再如李泌的“邺侯图书刻章”，苏东坡的“赵郡苏轼图籍”印，王晋卿的“晋卿珍秘”印，苏舜钦的“佩六相印之裔”等印，贾似道的“秋壑图书”等印，也都是一般的书画鉴藏印，同时也是他们的藏书印。据《观古堂藏书十约》记载，一本宋本《孔子家语》，因钤有苏东坡折角玉印，于是价重连城。
藏书印的钤盖，有一定的规律。比如，最主要的一方藏书印一般钤印在一部书正文第一页的下方。对线装书而言，即著者或编纂者的姓氏的下面，以贴近书脊的边框内为宜。原因是这地方是一本书的真正开始，且不易破损或脱落。如果书边特别宽大，书框特别小的，则不必一定钤在框内，也可以钤在框外；若再有其他的藏书印，则每一册的正文最后一页的下角，往往盖上一方压卷。再有，则分别钤在位于“目次”前的序文的前后和扉页版框的空白处，地位总以贴近下角为宜。无论是线装本或铅印的平装本，总不宜在封面上加盖印章；图书流传愈久，上面的藏书印也就愈多，这时自己的藏书印依次盖在最上的一方之上，以示收藏流传的先后顺序。如果下角仍有空白，则仍以钤在下角为宜。实在没有空隙可寻的，则移至书眉卷尾，以免龃龉。也可根据印章的大小、朱白，灵活使用。
藏书印制作与使用的情况，是与我国印章艺术的发展和图书典藏活动的兴衰密切联系的。比如在材质的选择上，“古时印材多用铜，尤精者则用玉或有用金银者，以别品级贵贱耳。及元代王冕元章，始以花乳石作印，一时文人，以其易于受刃，竞相采用，于是石印始大昌于世。”(邓散木《篆刻学》)及至明中叶以后才开始有青田、寿山、昌化等各种石章；宋以前均用水印，以水调朱，使之既浓又黏，元代用油朱调艾，到清代乾隆时期，开始用八宝印泥；使用藏书印的风气，唐宋藏书家使用藏书印的较少，而且藏书家并不为每一本人藏图书都加盖藏书印，到了明清以后，藏书印有了较为定型的格式，不少藏书家才拥有专门的藏书印，而渐成习尚，乃至普通的书香之家、文人学者，都拥有了各自的藏书印，有的还不止一枚，甚至多达上百枚。
P1-3
骋怀书海信可乐(后记)
钱军
与书结缘，笔墨耕耘，一晃已经二十多年了。
1986年，我高考时填报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这一人生选择，从此奠定了我的发展轨迹。南宋诗人王迈《送族侄千里归漳浦》诗云：“愿子继自今，书田勤种播。”如今所获成绩虽然微不足道，游目书卷、骋怀砚田的那份情感，却与日俱增。诚如王羲之《兰亭序》云，游目骋怀，信可乐也。
书卷趣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趣味和美感，它根植于淘书、访书、藏书的乐趣。在淘、访、藏的过程中，书便有了生命。藏书的增加、书房的扩大，便与“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的人生成长年轮相印证。读书之家、文化之士的藏书，似乎不应追求市场价值，不应作投资发财之想，而应着眼于自己的专业爱好和职业兴趣，挑自己喜欢的和需要的来买。如果用金钱来衡量藏书的价值，即便是书香盈室的珍本，也成了铜臭四溢的俗物。
近年来，全民阅读率持续走低，大抵与网络阅读的兴起，访书、淘书的机会越来越少不无关系。将淘书之乐、藏书之趣融于工作与生活之中，是培养人们近亲书卷，养成书香趣味的必由之路。本书上辑“书斋风铃”中的一组文章，是我关于书卷趣味养成的研习心得。检视自己的近万册藏书，如果要提炼几个关键词的话，“书”“读书人”“书法”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标签吧。
藏书的目的，是为了阅读、为了使用。所以，“读书之乐”是文化人精神生活的另一层内涵。1982年，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书刊收藏家唐瞍先生所写七绝《偶成》云：“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说衷曲。”夫子自道出其读书治学的人文生活情意，令人折服心仪。因而收录在本书中辑“书林采香”中的几篇文章，旨在为全民阅读、书香人生摇旗呐喊，当时写着就不免心虚，不知能否引起读者共鸣。但有关的思考，也不妨立此存照，以为引玉之砖。
何谓“书香人生”？恐怕言人人殊，难以有个一致的说法。于我则选择心仪的文人学士的散文、传记以及“读书之书”来阅读品评，却是领略和建构“书香人生”的一个通道。于是也就有了下辑“书签在册”的若干篇章。通过读写，我感受到了北宋程颐夫子所谓“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享受到了心灵的宁静与舒畅。
临习书法也是我读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在书稿杀青付印之际，选择了少量有关的书法作品作为补白之用。非常感谢“全民阅读书香文丛”三位主编，将我的书稿收入丛书，使读者有机会对我的读书趣味、阅读理念和写作风格有所了解，使我得以总结性地检视一番多年来的笔痕墨迹。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徐雁教授在百忙中抽暇为本书赐序！感谢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编辑胡欣轩先生和王茗斐女士为本书编校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蔡思明老师帮助校对并选配了部分照片1！
2016年2月3日于金陵龙江小区月光广场寓所
徐雁
农历立春前夜在外秦淮河畔的一次雅集中，我和在场的友人们都获得了钱军君分赠的新年礼品——写在大红纸上的“福”字，令人惊喜。
钱君是江苏泰兴人，1986至1990年求学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至南京邮电大学工作，并自2004年起在职攻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情报专业，获得博士学位。见其暇日多临汉碑，兼学汉简。其隶书善用中锋，略具行书笔意，书风率性、松快而又不失自然本真。以往见过他为若干高校图书馆编印的阅读推广导刊导报如《书林驿》、《吴风书韵》、《中原书廊》、《原样》等所题之签，及其所书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训——“知书达理”，莫不雅致而有书卷之气。钱君现为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任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现代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家庭藏书与全民阅读等。编著有《藏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知识管理案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情报分析的认知理论与方法》(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年版)等。
我与钱君的相识，有着一段因书结缘的故事。二十多年前，我从北京调至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后，即创意策划编纂起《中国读书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来。该书稿在起意发凡之后，在南京、武汉、北京、苏州等地撰稿友人的积极支持下，卷帙日益浩繁，初稿接近二百万字，亟需助理襄助，于是当时尚在校学习的陈亮君推荐了他的学兄钱军一起来担任“本书编务”。或补撰词条，或校对文稿，好学有才的钱、陈二君，给主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编纂《中国读书大辞典》的过程，奠定并开启了我们之间友好往来和精诚合作的基础。譬如说，我曾与钱君联名主编过《中华读书之旅》三星卷(海燕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针对的是高中文化程度的读者，但初版印行了五千册之后，一直没有被重印的消息，可见早在二十一世纪初，所谓“课外阅读”就已是被中学生们所冷落的“知识大餐”了。
近年来，随着“国民阅读率”进行性降低的问题，备受媒体的关注和有识者的焦虑，我与钱君们不断研讨，日益形成了“全民阅读的希望在于下一代，全民阅读推广贵在从学生抓起”的共识，因而在校园阅读推广工作方面颇为用力，时有合作。我们期待，以“书香”引领“学习型图书馆”和“学习型校园”的建设，极大地提升现代化校园的学风和文风乃至人文、科学氛围的浓厚度，为未来“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夯实坚实的学习基础。为此，钱君与我一起多次跨东越西，走南闯北，参与全国性的阅读论坛和研讨会，指导有关学校的校园阅读推广工作，并应邀做一些阅读推广报告，受到了听众们的好评和欢迎。 春自寒夜立，风吹书叶齐。《风吹书叶》是钱君从事高校图书馆业务工作以来的部分随笔文章结集。书稿分为“书斋风铃”“书林采香”“书签在册”三辑，分别收录了他有关藏书、书籍版本，有关阅读、图书评论和校园阅读推广，有关人物传记及“书之书”等优良读物的书评文章，内容丰富而主题明晰，展现出了作者的读书价值观和人文阅读理念。其所提炼并总结出的“阅读炼精神”、“阅读滋养慧根”、“阅读乃图书馆之魂”、“生活需要‘读书+’”等不无新意的说法，所呼吁并倡导的“馆员书评”、阅读推广导刊导报的编印等，我都非常认同并赞赏，故乐为之序，以为推介。
2016年1月3日于金陵江淮雁斋
《风吹书叶》是作者钱军多年来撰写的学术随笔文集，分为三辑：上辑“书斋风铃”是关于家庭藏书的随笔，中辑“书林采香”是关于阅读文化与阅读推广的感悟，下辑“书签在册”是关于学人随笔的书评、书话、序跋等。文章尽量按主题编排，以便读者从中窥见作者关于书史书评、阅读文化的研读与写作状况。
《风吹书叶》是钱军从事高校图书馆业务工作以来的部分随笔文章结集。书稿分为“书斋风铃”“书林采香”“书签在册”三辑，分别收录了他有关藏书、书籍版本，有关阅读、图书评论和校园阅读推广，有关人物传记及“书之书”等优良读物的书评文章，内容丰富而主题明晰，展现出了作者的读书价值观和人文阅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