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编著的《别了柏林》讲述了，太阳照耀着，希特勒成了城市的主人；太阳照耀着，可我的几十位朋友，我在工人学校那个学生，我在国际工人救援会遇见的男男女女都进了监狱，而且可能已经死去。但是我想的还不是他们，还不是头脑清醒的、目标明确的、英雄气概的他们；他们是明知有危险而且承认了危险的。我想的倒是可怜的卢迪，他那一身滑稽的俄国式宽松上衣。他那故事书上的假想游戏现在已被当作事实了。纳粹要拿那故事跟他玩游戏。他们不是嘲笑他，而是把他假想的东西当作事实来相信。说不定此时他正遭到严刑拷打，直到死亡。

我在一家商店的镜子里瞥见了自己的脸。

我感到恐怖，我竟然在笑——这样美好的天气，你不能不笑。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编著的《别了柏林》由六个短篇故事组成，取材于作者年轻时在柏林的波西米亚式的颓废生活，因而带有自传性质，主要讲述了三十年代纳粹上台前后发生在柏林的故事。作者借故事中一系列不同人物的视角——房东施罗德太太、英国上层社会流浪者鲍尔斯、处于挣扎状态的一个挪威家庭以及一位富裕的犹太店主——间接展现了希特勒上台初期云集在柏林上空的风暴。

柏林日记(一九三○年秋)

萨莉·鲍尔斯

吕根岛上(一九三一年夏)

诺瓦克一家

兰道尔一家

柏林日记(一九三二年冬一一九三三年)

译后记

柏林日记

一九三○年秋

从我的窗户看出去，是一条庄严而幽深的大街，几家地窖商店灯光日夜长明。带阳台的建筑物有点头重脚轻，在它们门面的阴影下，有卷轴与纹章图案雕刻在肮脏的水泥门面之上。整个地区都是这样，一条街接一条街，每栋房屋都像个破败的有重大意义的保险箱，塞满了失去光辉的贵重物品和从破产后的中产阶级家里弄来的二手家具。

我是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不假思索地消极地拍摄着，拍下了对面窗户里刮胡子的男人，也拍下了穿着睡衣洗头的女人。这一切有一天都是会冲洗出来，细心印好，配上相框的。

晚上八点，满街的门就关上了。孩子们吃晚饭了。商店也关了。街角小旅馆悬在夜钟上的灯光招牌却亮了，你可以去那里租钟点房。口哨声随即就会响起，小伙子在呼唤姑娘。他们站在下面的寒气里，对楼上亮着灯的温暖的房间吹着口哨——房里的床已经放下，准备过夜了，小伙子们想进去。他们的口哨在空洞深邃的街道上回响。挑逗、亲昵，却也悲凉。因为这口哨声，我很不乐意在这里过夜，因为它让我想起自己远离故土，只身住在异国。有时我也决心不理会这闲愁，拿起书来想读，但是召唤声又进来了，那么刺耳，那么坚持，深情得叫人绝望。我终于只好站起身来，从软百叶窗的缝隙望出去，想确定他呼唤的并不是我——虽然分明知道不可能是我。

我这房子生好炉子关上窗户就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是熏香和陈面包的混合气味，也不是很难闻。高大的火炉贴有色泽鲜明的彩砖，像个祭坛。盥洗槽像座哥特式神龛。柜橱也是哥特式的，镶有教堂式的雕刻橱窗，彩色玻璃画面是俾斯麦与普鲁士国王的会晤。我最好的椅子是有资格作主教宝座的。屋角还有中世纪长戟的仿制品，三根拴在一起作帽架用，是从巡回剧团里弄来的道具么？施罗德小姐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拧下矛头擦洗。矛头很沉重，很锋利，是真可以杀死人的。

屋里的一切都如此，不必要的结实，不正常的沉重，不安全的锋利。这儿，在这张书桌上，我也面对着一大堆金属用品：一对金属蜡台，像两条蛇绞在一起；一个烟灰缸，里面伸出个鳄鱼脑袋；一把裁纸刀，是佛罗伦萨匕首的复制品；还有一个黄铜海豚，尾巴上翘起一个破败的小时钟。这些东西以后会怎么变？它们怎样才会毁坏？说不定会千百年不朽呢。人们有可能把它们送到博物馆珍藏，也有可能遇见战争把它们熔铸成枪炮。施罗德小姐每天早晨都要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到固定的地方，让它们站在那里。它们仿佛就是她的宣言，她对资本、社会、宗教和性问题永不妥协的宣言。

她整天在这套昏暗的大房里悄悄地转悠。她无影无踪，但是警惕地在一间间的房里蹒跚着，趿拉着毡拖鞋，穿着有花的晨袍——那袍子用别针很巧妙地别着，不露丝毫内裙或胸衣。她挥动着掸子东瞧瞧，西瞅瞅，把她那短而尖的鼻子伸进柜橱和房客的行李里。她有一双总在探索的明亮的黑眼睛，还有一头她引以为骄傲的漂亮的棕色卷发。她一定是五十五岁左右了吧。 很久以前，也就是在大战开始和通货膨胀之前，她的生活原是比较富裕的。暑天她要去波罗的海度假，家务事全由女用人做。而近三十年她却一直住在这里，拿房屋出租。她是因为喜欢有人做伴才拿房屋出租的。

“‘莉娜，’我的朋友常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让陌生人住到你的屋子里来，损坏你的家具呢？何况你的钱已经够你独立生活了。’我总是给她们同样的回答：‘我的房客不是房客，’我常说，‘而是客人。

“你看，伊塞伍先生，以前我对想住进来的人很挑剔，我可以选择，只接纳社会背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上等人、正派人，像你这样的，伊塞伍先生。我接受过一位男爵、一位上尉、一位教授。他们常常给我礼物。干邑白兰地、巧克力，或是鲜花。他们里头但凡有人去度假，是一定会给我寄明信片的。可能是伦敦，可能是巴黎，也可能是巴登巴登，那时我常常收到很精美的明信片……”

可是现在呢，施罗德小姐甚至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了。她只好住在小客厅里，在屏风背后断了弹簧的小沙发上睡觉。而跟柏林许多的老式套房一样，我们这小客厅连接着套房的前半和后半。前半的房客要去浴室，非得穿过这小客厅不可，因此施罗德小姐晚上常常受到打扰。“但是我马上又睡着了，干扰倒也不大，我太疲倦。”家务事都是由她亲自做的，占去了她大部分的白天时间。“如果二十年前有人叫我自己擦地板，我是会扇他耳光的。但是，你非得习惯不可，而一切都是可以习惯的。嗨，我还记得我宁可砍掉自己的右手也不愿腾出房间的时候……可是现在呢……”施罗德小姐一边说一边表演，“我的天呀，对我说来腾个房间并不比泼掉一杯茶困难！”P1-4

本书所收的六篇作品大体构成一个叙事系列，现存内容只是原有材料的一部分，原计划写成一部由松散片断构成的长篇小说，用以描述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曾拟命名为《遗踪》，但对这套散漫的日记与速写而言，那名字有点大而无当。

读过《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在美国出版时名叫《诺里斯先生的最后信息》的人可能注意到，那小说里的某些人物和情节与我在本书所记叙的有某些交叉或抵触。比如萨莉·鲍尔斯就有可能在施罗德小姐的套房楼梯上碰见诺里斯先生；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某天晚上也肯定会发现威廉·布雷德肖先生躺在他的床上睡着了。道理很简单：诺里斯先生的冒险活动原本是《遗踪》的一个部分。

不能因为我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作品叙述中的“我”，读者就可以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自传作品，或是把书中人物往现实人物头上生搬硬套。“克里斯托弗·伊合伍德”只是腹语者为方便而设置的傀儡，不是别的。

第一篇《柏林日记》、《诺瓦克一家》和《兰道尔一家》曾在约翰·莱曼的《新作》上发表，其中《柏林日记》、《诺瓦克一家》和第二篇《柏林日记》又在莱曼为企鹅出版社所编《新作》上发表过。《萨莉·鲍尔斯》最初是霍加斯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

克·伊

一九三五年九月

对于本书的写作，作者在小说开头有三句话值得注意：

首先他说：“我是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不假思索地消极地拍摄着。拍下了对面窗户里刮胡子的男人，也拍下了穿着睡衣洗头的女人。”快门长开的相机的特点是：镜头里出现的都是原样的现实，无法虚构。然后他说，“六篇作品大体构成一个叙事系列。”这是照相机的无数镜头在观众心里所产生的效果。但是，快门长开的结果只是无数次物理性的感光，有见必录，冗长零碎，没有头绪，没有中心。于是作者像对电影胶卷一样进行了剪接，所以“现存内容只是原有材料的一部分”。

经过了剪裁与删汰，情节和故事的头绪就显露出来。但是它所曝光的仍然是客观事实，有时有蒙太奇效应，出现了戏剧性，但是结论仍然是：

这部结构独特的小说是对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冬的柏林社会的客观记录。没有虚构，没有渲染，是原汁原味的当时的柏林。

这无数的镜头里有柏林衰败的市井、住宅、湖泊、沙滩、森林和许多的凡人小事。

有从小康陷入困顿的施罗德小姐。当年她的家务事都是由保姆做的，夏天还到海滨度假。现在只好把自己的房屋出租了。房客呢，由最初的教授、阔人家少爷、上尉，到现在的歌女、暗娼、酒吧调酒师。越来越不堪入目了。

有柏林的富人家庭。由于社会的动荡，纳粹的兴起，富人区变成了“贫民窟”：“每家每户都靠铁丝网和凶猛的狗来保卫自己。入室抢劫和革命的恐怖已把这些悲惨的人四面包围，没有隐私，也没有阳光。事实上那地区就是个百万富翁的贫民窟。”

有穷苦的工人家庭：一家五口挤在一套小房里，已经够拥挤了，却还腾出一张床来出租。他们很苦，常在大喊大叫地争吵，却也有不少动人的亲情场面。

还有到德国来“淘金”的英国姑娘的奇遇；有冒充美国电影人的小波兰人的行骗；有宣称“我在诊所的工作使我相信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幻觉”的医生；有被丈夫毒打后又遭遗弃的性饥渴的少妇；有在饥饿年代用肉类换取打贵妇耳光的权利的屠户；有体谅穷人的困难，老让他们欠债的犹太裁缝，还有很独特的共产党俱乐部……有游行，有斗殴，有追杀，有塞满手榴弹的厚大衣，有几分钟就结束的飞行集会，林林总总，光怪陆离，令人想起爱伦·坡那句名言：“事实比幻想更惊人。”

总而言之，小说反映了一个衰败的、挣扎的、动荡的柏林社会。

小说有两个主要的看点：希特勒纳粹的兴起和他的排犹活动。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们在这里对这两个问题作些背景介绍。

在本书的《兰道尔一家》里，有一个很引起悬念的镜头：作者“我”应犹太商人伯恩哈德·兰道尔之邀，到他乡下的家里去参加了一个晚会。邀请来得很突然，到达后他才发现：晚会上的人虽然似乎在玩，却全都没精打采，心不在焉：

“虽然伯恩哈德玩得那么快活，晚会其实并没有‘来劲’。人们分成一群群，一堆堆，甚至在快活到达高峰时也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客人在悄悄地严肃地议论着政治。”

其中的原委到晚会结束时他才明白：

“十点半，晚会散了。有人在和柏林通话，打听消息。好一会儿阒寂无声的等待——我们都站在大厅里或大门附近候着。电话边沉重的谛听的面孔松弛成了微笑。政府安全了，电话告诉我们。几个客人欢呼起来，带了一半的玩笑，但毕竟放下了心。我转过头来．发现伯恩哈德就在我身边。‘资本主义再一次得救了，’他神情微妙地笑着。”

原来那会是伯恩哈德为守候总统竞选的全民投票的开票结果而邀约的，因为选举的结果关系着德国的命运，尤其是德国犹太人的命运。而到会的有许多是犹太人。

伯恩哈德和客人们所等待的是柏林城的回答：是兴登堡蝉联总统？还是希特勒纳粹上台?这样，他们的打闹、戏水只不过是苦捱着时间而已。“政府安全了”“资本主义再一次得救了”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们大概可以缓一口气了。

伯恩哈德和他的朋友自然不可能知道：兴登堡虽然蝉联了总统，希特勒不久仍然上了台。他们所习惯的那个政府并不安全。而等待着德国犹太人的却是或丢下辛苦积攒的家业逃走，或遭受无穷的迫害，被搜捕，被关押，被送进集中营、毒气室和焚化炉。

……

他早年做过秘书，做过家庭教师，与著名的作家威·休·奥登合作写过几个剧本。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他住在柏林，亲眼见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希特勒纳粹势力的兴起，写了《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一九三五年)和本书《别了，柏林》(一九三九年)，成为有分量的作家。后来这两本书合并出版，改名为《柏林故事》。他一九五一年的剧本《我是照相机》和一九六六年的歌舞剧《餐馆》也是在《柏林故事》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两个剧本也分别于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七二年拍成电影。这几部作品描写的都是希特勒上台前后的柏林人和侨居柏林的英国人。一九三八年他出版了《狮子与影子》，主要描写自己剑桥时代敏感而有趣的友谊生活。

作者把他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献给了奥登。他跟奥登在文学上和生活上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奥登一九二八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因钟情于德语和德国文学在柏林住过一年，并在后来邀请伊舍伍德到柏林。他俩合作写过三个剧本《骨子里是狗》(一九三五年)、《F6的上升》(一九三六年)和《边界线上》(一九三八年)。他俩一起来过中国，离开中国后合写了《战地纪行》(一九三九年)。他俩从战云密布的欧洲来到抗战时期的中国时，曾两度跨越美国大陆。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后他们就在远离战争的美国定居了。

伊舍伍德在美国定居后一面教书一面写作，出版过五部长篇小说：《碎嘴薇奥莱》、《世界的黄昏》、《南下访问》、《一个单身汉》和《江岸重逢》。他还出版过一本南美游记《秃鹫与母牛》。他也为好莱坞写过电影脚本。以后曾研究印度教哲人普拉布哈瓦南陀的思想，出版过关于古代印度哲学的吠檀多理论的书，也跟普拉布哈瓦南陀一起翻译过印度教著作出版。一九八。年他又出版了《我的宗教导师和他的信徒》，记叙了他跟普拉布哈瓦南陀的友谊。

他二战后的作品仍带有早年作品的自传色彩。一九六四年的《一个单身汉》描写一个中年同性恋男性寂寞的一天，这个话题在他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里已经隐约可见。他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凯思琳和弗兰克》是根据他父母的通信和母亲的日记写成的。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伴》则是他对自己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生活的回顾。

孙法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