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吴与点编著的《联大论语（精神年轮）》描写了从抗战中的1937年南渡、到1946年抗战后北迁，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师生之间的逸闻趣事，嘉言懿行，学术、爱情、友谊等生活风貌。涉及到的师生名人有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沈从文、李政道、杨振宁、汪曾祺等。本书取材于许多作家作品中描写西南联大师生的精彩段落，其语言具有相当的人文性、经典性、可读性，具有相当的保存价值、长远的流行能力。

由吴与点编著的《联大论语》共分九章。记述了联大八年岁月。介绍了教学制度，阐释了教育理念，描述了教学风貌，记载了教师生活，记录了学生动态，反映了社会风情。

过近二十年的努力，西南联大已经成为美丽的中国梦。而本书为图书市场的民国热再添新能源，它用《论语》的段子文风，讲述“西南联大”的一段风流。

为什么说钱钟书写“围城”是取材“联大”？

为什么说易中天讲“三国”是模仿联大的黎东方？

杨振宁得奖后为什么要写信感谢联大教授？

金岳霖为何说逻辑很好玩？

泡茶馆如何泡出了汪曾祺这样的小说家？

跑警报为何跑出师生亲密无间？

为什么说：昆明多大，联大就有多大？

为什么联大也有《红楼梦》热？

一个个段子，记述了让人难忘的一流大学，让人动情的一段往事。

第一章 回也不改其乐

第二章 吾从周

第三章 游于艺

第四章 君子和而不同

第五章 诗可以怨

第六章 诗可以群

第七章 匹夫不可夺志

第八章 不患寡而患不均

第九章 吾与点也

华罗庚在家中采取了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每天早晨，孩子们听到哨声起床穿衣，每人拿一个小盆，排成一列纵队，由华罗庚吹哨子，带他们到河边洗脸漱口。吃不起荤腥食物，闻一多就带孩子们去稻田里逮蚂蚱，还开玩笑说：“蚂蚱当虾米，豆腐当白肉。”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一一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

后来因为实在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面，他们一家人住上面。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地动山摇。就在这里，华罗庚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他说：“这孩子就叫‘华光’吧，华光华光，我们的钱都已花光了。”

华罗庚还曾经住过当地中学的房子。陈省身在《我和华罗庚》中写道：“我们借了中学的房子，那个中学很慷慨，拨出一些房子让西南联大的人暂时住。所以教授像华罗庚、我，还有王忠信先生（他是日本史的专家），我们三个住在一个房间。每人一个床，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一个椅子，房子虽然摆得相当挤了，不过生活很有意思。三个人一清早没有起床就开玩笑，互相开玩笑。虽然物质上很苦，但是生活也很有意思。”

1940年工2月的一个下午，费孝通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八架日本飞机从他们头上掠过，扔下了炸弹。“我们的家被炸了！”妻子惊叫起来，随后感到腹部一阵剧痛，便跌倒在地。费孝通扶起妻子，想找个千净的小屋，可当地风俗认为接纳别人家的孕妇在自己家生孩子就会倒霉，没有人家肯接纳他们。听说小山坡上住着一位广东医生，他赶紧把妻子背到医生家，医生同意他们在自己的诊室里把孩子生下来，不过：“我是一名牙医，对生孩子的事一窍不通。”孩子生下来后，乡民们从家里凑来了一件件小衣小褂，给孩子御寒：“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今后长得巴实。”

“惟在艰难困苦中，反易养成好学勤读之习。”这是联大对于学生状况的描述与思考。宋代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贫穷卑贱和令人忧伤的客观条件，其实可以磨炼人的意志，用来帮助你达到成功）”，也是一样的意思。当时的联大学生，住在“远离市廛，地既清静，宜于读书”的新校舍，两千八百学生中，靠贷金与补助金生活者十之七八，“每值课后，群趋图书馆，宏大之阅览室，几难尽容”。

吴大猷的妻子有肺病。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能治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女友当药喝。吴大猷的执着打动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后两人结为伴侶。到了昆明，吴大猷的薪水，再也无法每天去买牛肉熬汤了，他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们得知此事都很感动，常常将一些剩牛骨头替他留着。空袭时吴大猷房子被炸，灰土混入面粉缸。为了不浪费，他就把土淘掉，做成面筋吃。

北大原有一台从德国进口的大型光学摄谱仪，迁到昆明时只带来了三棱镜。吴大猷和助手在泥墙泥地的房子里，用三棱镜在砖墩木架上制成一个分光仪，进行科研实验，以鼓励研究人员的精神，不至使他们长期感到无法工作而苦闷；虽说没有取得什么有重大意义的成果，但也胜于无聊。教古典力学结束时，吴大猷列出十几个论文题目让学生任选，杨振宁选了《以群论讨论多原分子之振动》。工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都给吴大猷发信表示感谢。杨信说：“我后来的工作及获得该奖金，均与对称性有关，这些都可以追溯于那年所作的论文。”此信让吴大猷感到“极度愉快”。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与龙云夫人顾映秋很要好，常去龙家吃饭。这天，顾映秋提出要到梅家尝尝梅夫人的拿手菜。为准备这顿饭，韩咏华把孩子们小时候穿的衣服，以及亲友们送给孩子的玩具和工艺品都从箱底翻出来，在大西门摆了个小地摊，亲自叫卖，赚了一笔小钱，才如愿以偿地请顾映秋光顾寒舍，吃了一顿待客饭。为渡过经济困境，潘光旦的夫人建议韩咏华将她平时做给亲友们吃的米糕拿去卖。于是，袁复礼夫人设法搞到当时紧俏的廉价碎米，潘光旦夫人把碎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贻琦夫人亲手调制蒸熟，用红糖浆写上“一定胜利”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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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她的校庆日是11月1日。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己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宋研究；作为精神象征，西南联大很可能会被与她有过直接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作为美丽的神话，随着时代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在她身上寄托越来越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期待那样的时光重回当下，那样的风采再现眼前……

一、理想决定现实

西南联大的建立，来源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西南联大建立的动议，来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这几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家危难中帮助政府作出的历史选择，时代证明是富于远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西南联大最初叫“长沙临时大学”，胡适本来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战时征调”，没有去成。后来胡适给张伯苓、梅贻琦的信中曾说“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麟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1946年底，联大九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说：“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为如以九年计，也是创办人之一，且为倡组‘临时大学’者。”

……

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入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是很见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子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

后来张伯苓、梅贻琦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九年，三校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

张东荪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评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曾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1ibera1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己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王浩回忆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他的感受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有时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一所战时组建的临时大学，在几十年后还让人怀念，必有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