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重点推荐图书。

作家身份的创作经验，读者身份的阅读喜好，演员身份的戏剧搬演，如何形塑了政治大咖丘吉尔，进而影响他的重大政治决策！

《丘吉尔：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与思想资源》作者乔纳森·罗斯是知名的英国工人阶级自修史研究者，而这一次，他考察的是一名上层阶级的自学成材者，充分把握了丘吉尔的精神生活。

《丘吉尔：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是一部丘吉尔传记。作者乔纳森·罗斯讲述了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另一面。通过研究丘吉尔文学档案中所有的重要文学和历史作品（丘吉尔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力重建他的写作、阅读和观剧经验，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丘吉尔肖像。

致中国读者

致谢

一部政治的文学史（代前言）

一、狂热的戏迷

二、大老粗

三、迫进的时代

四、世界大战

五、艺术家的肖像

六、宣传资本

七、笃定发生

八、英国喜剧

九、历史舞台上

十、实则何为

十一、革命者

十二、大臣的重头戏

十三、特殊关系

十四、苹果车

十五、生产者

十六、封锁

十七、冷场

十八、命运时刻与世界末日

十九、不一样的英国

二十、战争诗人

二十一、胜利？

二十二、峰会

二十三、最后的辉格党

二十四、可怕的假如

译后记

参考文献

四、世界大战

丘吉尔对苏丹战争的记录，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898年8月8日至9月20日，他为《晨邮报》撰写的十五篇特稿。在1899年的初版《河上之战》中，它们被大大扩充，而又在1902年的版本中大幅删节。后来的版本多遵循1902年版，但早年版本的这一改动，显示出丘吉尔对于“帝国主义”不断变化的态度，可能比我们印象中的更具批判性。

早在接触绘画之前，丘吉尔就是个艺术家。在致《晨邮报》首篇通讯的起首，他就提醒读者，他的战地通讯追求绘画和戏剧的效果：“我将尝试在这封和之后的通信中为您绘制一幅战争的画卷，希望喀土穆大戏最后一幕的场景和角色，能在您心中留下鲜活的印象。”笔锋一转，他将尼罗河比喻为“贯穿全剧的暗线”。河流平时浑浊而无趣：

……但只不过一个钟头，一切都改变了。夕阳沉降于西方的戈壁，美丽的余晖顿时令风景明朗灵动起来。画面仿佛经过大刀阔斧的艺术家灵感进发的润色，岩石之间抹上了深紫色的阴影，沙地上的光亮也增强了，一切都镀上了漂亮的金色，整个场景都鲜活起来。河流的臂弯形成了一个湖泊，水色从浑浊的棕色转向银灰。天幕也从沉郁的蓝色逐渐变深，在西方呈现紫罗兰色。万物皆被这点金神指赋予了生机。当夕阳彻底沉没于戈壁之后，天空褪色，流砂无光，一切都如失血将亡的人面一样灰暗下去。我们在黑暗中黯然神伤，直到群星闪耀，提醒我们希望仍在。

新新闻主义主张印象化的报道，而丘吉尔的这些描写与印象派绘画惊人地相似：“德尔维希的大军在风景面前相形见绌，仿佛只是棕色砂坪上的斑斑污迹。”丘吉尔告诉读者：“别把这些通讯当成讲故事，更别当成是战争史实录。”他的目的只是传达他自己“那一刻的印象”，为干巴巴的战地公报添上“几笔地方色彩”。在对恩图曼战役的描述中，他的印象主义风格充满了电影感，大概是文学史上对这种手法最早的运用：

全景摇曳不定，简直像电影画面，此外，我全不记得声响了。事态似乎在沉默中演进。敌军的嘶吼，士兵的呼喝，群枪齐发，金戈相击，统统被感官忽视了，大脑根本无法处理它们。

“人人都从自己的视角来描述一桩行为，”丘吉尔称，“事实上，这是我们看待大多数事物的方式，天经地义，我为什么要例外？”年轻的温斯顿似乎可以和沃尔特·佩特、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但丁·加布里尔·罗塞蒂甚至奥斯卡·王尔德一道，名列唯美主义运动的后期成员。但与众不同的是，丘吉尔是一个战争的唯美主义者。

他认为，“战争当然可以被粉饰，只不过这是肮脏下作的营生，傻瓜才干。”但毋庸置疑的是，那是一场好戏。苏丹战争让卡尔·诺伊费尔德重获自由，这个德国探险家已经被囚禁了十一年。这使丘吉尔相信“有些事势在必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从监狱中释放一个无辜的人，是情节剧的经典高潮：这让丘吉尔联想到狄更斯《双城记》中释放巴士底狱囚犯的段落。而结局简直就是帝国主义情节剧的最后一幕“在喀土穆的废墟中，英国国旗（旁边还有一面小得多的埃及国旗）冉冉升起。”士兵集体敬礼，乐队开始演奏《天佑女王》。“我们是一个清醒而冷淡的民族，”丘吉尔说，“但大部分人时常被戏剧深深吸引。”

上一篇通讯标注的日期是9月9日。而次日他的下一篇稿子，却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丘吉尔突然放弃了他的唯美主义，转而揭露帝国主义戏剧的虚伪。第二十一轻骑兵队在恩图曼成功剿灭了一支德尔维希大军。丘吉尔也参加了战斗，他明白其间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行动力，因而十分理解士兵为何难以忍受那些寻求刺激的报章读者。他们为骑兵们欢呼喝彩，却对战争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

广大公众印象深刻的是骑兵冲锋陷阵的英姿。人们不关心也不了解战争的复杂与棘手，只是被事态中的戏剧性因素所吸引。这种热情带来了车载斗量的谬赞和夸夸其谈。责任感与爱国主义情怀从圣坛和壁炉边开始传诵，却堕落到了音乐厅和小酒馆里，这实在是不对头的。

在苏丹，丘吉尔终于意识到了他在印度西北前线不曾目击，或者说不曾承认的事实：真正的战争和演戏不一样。他不得不面对舞台表演和沙漠战场之间的巨大鸿沟，终于放弃了他早先唯美主义的主观姿态，宣布他自此以后将“用智识和公正写作”。从向国旗敬礼的第二日起，他开始迫使读者正视战争的恐怖。即使在今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动乱和大规模杀戮之后，他的记录仍然令人不忍卒读。他用富有画面感的细节，描写几千德尔维希人被英国人用马克沁机枪扫射，推入两三个深坑，弃尸荒漠，三天后还有人未曾死绝。 《晨邮报》的读者不得不在早餐桌上读到诸如此类的描述：“一个人三天爬了一英里，但离河还有两英里，他只剩一只脚，另一只早没了。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坚持爬到他苦苦挣扎找寻的水源。”英国伤兵有麻醉药、医疗和养老金，战死了也有军队礼遇的殡葬：

……但德尔维希的死者没有任何“光荣捐躯”的报偿。威武不屈的尊严一文不值，一切都肮脏腐败，然而他们的勇敢不输旁人。我相信对那些英勇的死者来说，他们应得的报偿不仅是坟墓，他们值得一切和我国将士同等的待遇。

P65-67

致中国读者

中国读者为什么关注温斯顿·丘吉尔？毕竟，他是一名顽固的帝国主义者，在英国问题上寸步不让，包括中国香港问题在内。他的政治信仰和社会态度都深深陷于19世纪的泥淖。

但是，他一夫当关地影响了20世纪，将它从法西斯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时刻，从1940年6月法国沦陷至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这一年中，英国在欧洲所有的同盟都溃不成军，他却坚持对轴心国作战。假如丘吉尔没有当上首相，英国很可能接受希特勒的媾和条件，放任他转向东线直取苏联。倘若如此，美国就不会参战，日本军国主义也将在亚洲肆无忌惮，中国与世界的命运都不言而喻。

英文读者自然对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十分熟悉，但本书要阐释的，是一个拥有文学素养的丘吉尔，他的传记作者通常忽略了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写过一部小说，还是一个热心的戏迷。不了解他的这一面，我们就很难充分了解他的政治理念。他阅读广泛，拜伦、斯陀夫人、鲁德亚德·吉卜林、查尔斯·达尔文、本杰明·迪斯雷利、亨利·莱特·哈葛德、奥斯卡·王尔德、萧伯纳、H·G·威尔斯、哈特·克莱恩、维克多·雨果、儒勒·凡尔纳、鲁珀特·布鲁克、西格弗里德·萨松、诺埃尔·科沃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T·E·劳伦斯、辛克莱·刘易斯、赛珍珠、玛格丽特·米切尔、奥尔德斯·赫胥黎、乔治·奥威尔、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作家都为他所赞赏。他们都在十分重要的方面形塑了他的政治观。同时，丘吉尔还是一位畅销的历史作家、传记作家、战地通讯记者和回忆录作者，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遍布世界各地。

事实上，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译成外文，就是进入了中国。1912年，林纾将他的小说《萨伏罗拉》（Savrola）译成了中文，这部作品今日几乎己经被人们遗忘了。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主人公推翻了一位暴君，起初要建立民主，但随后国家就陷入了骚乱。对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读者，这部作品显然与现实有紧密的关联。

这部小说体现了丘吉尔的两大主导思想：憎恶独裁，以及对自由的狂热。在现代政治家中，他是捍卫言论自由最为热心的一位，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一再重申。“作家不自由，还有谁能自由？”1908年，他宣称，“他就是一国之君，自立，自足。……笔，是一人一国最大的救星；没有锁链可以束缚，没有贫困可以阻窒……他思想的自由。”丘吉尔的创作，充分地诠释了英国文学的优美、活力与戏剧色彩，体现了人本精神，这就是他在今日依然值得一读的原因。

乔纳森·罗新

2015年4月

政治家的文学资源与形象打造，在今日并不是一个冷门话题。希拉里甫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大西洋月刊》去年的旧文立刻广为流传，文章比较了共和党红人杰布·布什与希拉里风格迥异的书单，后者主打柔和细腻的女性文学，刻意展现了她一贯精明强硬的形象的另一面，显然为选民所喜闻乐见。时至今日，“政治即表演”仍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

而今年正值温斯顿·丘吉尔逝世五十周年，当我们谈论他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比着“V”字手势的二战巨头？妙语连珠的风流领袖？抑或是躁动不安的叛逆天才？除此之外，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世界上英文单词量最大的人、大学校监、忧郁症病患、疑似的双性恋者……为何人们如此热衷于展示或发掘他的“另一面”？为何政治家偏好用文学为自己下注脚？大众已经太习惯所谓“美文”的评价标准，把文学视作软性的调剂成分，文学与政治的同构，容易被斥为“主题先行”的工具论或者“时代产物”的因果说。而这一部丘吉尔的最新传记告诉我们，千万人的命运可能系于领导人的阅读史，伟人耗尽大半生的争斗，也许与一个未完成的传奇情结息息相关，文学资源塑造并重铸着政治。

丘吉尔的政治生涯，正应了中国传统戏台上那“出将入相”四个大字。用他本人的话来说，“beat my sword into an iron dispatch box”（铸剑为函），单纯地译为“弃武从文”则难免失色。他所出身的家庭，是颇具时代意义的结合模式：走下坡路的英国贵族子弟娶了美国新发迹的富家女，他自幼随母亲出入宴会、剧场、沙龙，深谙文学和艺术生产与推广的现代模式，与此同时，却要跌跌撞撞地在命定的精英“正途”上走下去。他的资质与个性都不容于传统高等教育，自然转战从军这条迂回路线。而凭布尔战争的越狱“壮举”一步登天之后，他平生大起大落，每一次都有那么些“照本宣科”的色彩，甚至在溃败之后，也能马上再寻一个母题将自己代入其中，卷土重来：他在加里波利之战中刚愎自用，一败涂地，被迫离开海军部，以“荒野中的先知”自居（倘若在中国，恐怕就是屈子《离骚》了）；其后仍然一路特立独行，跨党周旋，屡败屡战，终于在绥靖内阁失势后伺机重返政治舞台，和同为艺术狂人的希特勒展开了较量。不列颠之战感召了大洋两岸，而登顶封神之后，就是不可避免的英雄迟暮。书中所考证的某些节点，几乎令人产生“东风不与周郎便”的疑虑，虽说平行时空尚未得证，但丘吉尔一生钟爱“反事实历史”，自己留与后人一些遐想，也未尝不可。

丘吉尔情有独钟的脚本，从维多利亚时代情节剧到麦考利的“光荣革命”史，再到后现代史学、通俗文艺、科幻小说的乌托邦反思。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横亘于两个世纪的怪胎，一足深深陷于维多利亚的沼泽，另一足却急切地紧随时代的脚步。正如很难说是“文”成全了他的“武”，还是“武”造就了他的“文”一样，他不断制造对立，再消解对立，一生缠斗不休，却乐在其中。

而从更宏大的层面看来，他的矛盾并非独夫偶然。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断裂，是借由新媒介文化与消费主义的现代表达来完成的，西方的人文正典在本土遭遇了挑战与解构，却被异质的社会主义文化借用为批判资源，来应对帝国主义的包围。这是冷战在文学资源层面的表征，丘吉尔毕生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上的好恶，正暗合了这种政治与文学资源选择、互动的过程。而丘吉尔对调和对立的热爱，与如今的社会政治元话语是否有某种关联？作为美国冷战部署“东亚错位”的后果之一，中国和美国之间是否也面临着丘吉尔所纠结的“特殊关系”？绥靖话语的最终发展，对当今的“共识”问题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今日重读丘吉尔，乃知历史存在于未来，而非过去。

那么，翻译这部精彩的传记，似乎会很有趣？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参考的“丘吉尔著作”的中文译本有： 《丘吉尔文集：我的早年生活》（康文凯、蒋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丘吉尔文集：思想与经历》（赵文书、肖锁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永不屈服：温斯顿·丘吉尔一生最佳演讲集》（温斯顿·S·丘吉尔编，李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吴良健等译，吴衡康校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北京编译社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英国国家史略》（薛力敏、林林译，林葆梅校，新华出版社，1985年）。

而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对它的定位，看似简单而机关重重。作者是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治学严谨，参考了大量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原著的引文注释（第451—494页）密如牛毛，爬梳史料的功力显著，这是我在任何一部中文传记中都不曾见过的。但是，较之学术著作，这部书又更像一部跌宕起伏的话本，在线性的时间轴上，卒章“系包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书接上回，草蛇灰线……俨然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大大增强了历史著作的趣味与可读性。

于是我定下了一条原则，不要太“学术”，也不能不“学术”。实践起来却似乎很难。翻译是传达，更是阐释，而首先是译者自己的阅读体验。假如译者很容易被“牵着走”，代入了情绪，那么必然会影响效果；反之，如果一味要维持译文的稳妥一致，而压抑被激起的表达冲动（原作中必然也存在这种冲动，但翻译过程中可能与其有错位），那么翻译的意义与独特性又何在？

所以这个过程必然充满了交涉。

在翻译的主要工作结束后，我与作者电邮往来，请教一些疑点和细节。在原书的第二十二章有一句类比，说理查德·尼科尔森的政治讽刺小说“就像由安东尼·特罗洛普写就的《奇爱博士》”。特罗洛普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小说家，我遍查资料，都不明白他和嘲弄冷战的《奇爱博士》有什么关联。作者（大概有点无奈地）答道：这是他的“a weak joke”（一个冷笑话），意指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调调来讽刺现代政治。

我顿时出了牛角尖，感谢指点，并告诉他，这种作品多少类似中国晚清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结果，他很快回复道：他查了《官场现形记》，觉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类比。除了特罗洛普，书里提到的很多作家在中国的知名度都不高，他担心过中国读者的接受问题，这样的翻译，是很聪明的策略。

这令我十分意外。

我们之间好像出现了某种交流的错位。我只是灵光一闪表示理解，而他似乎认为，这上升为一种策略也未尝不可。

最后我没有让特罗洛普搬走，而是把《官场现形记》放到了注释里。

我觉得这样的交涉还不错。

言之不尽，这是一次修行。感谢作者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教授的鼓励与耐心答疑，并拨冗专门为中文版作序。尤其感谢辛勤而细心的责任编辑李涛先生，以及好友刘镁硒的引荐，使我有幸获得翻译这部书的机会。感谢精通中文的Scott Savitt，Nathan，Vivienne Scarlett，为我讲解诸多难点。感谢许多人在阴影中执灯相候。

罗伯特·韦克斯勒（Robert Wechsler）曾说，译者就是一个没有舞台的演员，“除非他犯错误，没有人看到他表演的艰辛。”在这种意义上，译完这部书，我也为伟大的艺术家丘吉尔挎了一回刀，但愿我不太喧宾夺主。假如觉得鸡蛋不好吃，请尽情地向我投掷，鲜花属于丘吉尔和作者。

苗面

2015年10月

对丘吉尔的仰慕者来说，这是一部最精彩的著作……引人入胜……全书熠熠生光，是我们读过的关于丘吉尔最出色的作品。

——《华尔衔日报》

以往的传记忽略了（丘吉尔的）大量著作……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现在，这个错误终于得到了矫正。乔纳森·罗斯的《丘吉尔：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与思想资源》出奇制胜了。

——《新闻周刊》

在乔纳森·罗斯的笔下……丘吉尔“立言”比“立功”技高一筹。他总结道，丘吉尔的“政治以文学为模型”。这部出色、深入而富有趣味的传记，精心呈现了丰富的证据，为这位伟大人物的形象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清流。

——《时代周刊》

关于丘吉尔的传记汗牛充栋，这部作品并未泯然于其中。它是一项辛勤研究的成果，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研究个案。除了政治史，还认真地考察了丘吉尔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乔纳森·罗斯是知名的英国工人阶级自修史研究者，而这一次，他考察的是一名上层阶级的自学成材者，充分把握了丘吉尔的精神生活。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