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法制
中国很早就有了“法”的意识，认识到依法治国的必要性。《管子》中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是社会中所有行为的准则规范。而《韩非子》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乱。”一个家庭若有恒常的产业，即使遭遇饥荒也不挨饿；一个国家若有恒定的法律，即使遇到危难也不会混乱。法，是规范社会的法尺，是稳固事态的准绳，这就是古人对法治的重要认识。
但是，并非认识就能落实成行为，并非规则就能维护住秩序。比如《史记》中记载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古时烽火的点燃，是涉及军事战争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具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在周代，镐京附近修有20多座烽火台，每当京城告急、天子有难，烽火便一座接一座地点燃，四周诸侯看到这狼烟四起，便知军事紧急、家国垂危，纷纷带兵前来勤王靖难。但周天子与诸侯王之间这严肃的契约，却被周幽王当作博美人一笑的游戏。他为了引逗艳若桃李却一向冷若冰霜的妃子褒姒展颜一笑，便上烽火台燃起烽火，招各路诸侯前来一会。当各地兵马火速奔来准备与设想中的侵略者誓死一战的时候，却见他们效忠的对象正与美人在城上开怀大笑，认为这样兵马齐聚的戏剧化场景非常有趣。而由于褒姒难得地笑了，大喜之下的周幽王颁给献出这个“烽火戏诸侯”计策的佞臣以千金作赏，这便是“千金一笑”词语的由来。
可是，周幽王只看到美人的笑颜，却没看到将士的怒火，他戏耍了法则的严肃性，法则便要戏耍他的号召力。周幽王以为找到了观赏喜剧的最佳节目，真实而刺激，便频频以烽火之号戏弄诸侯。于是，当国内的反抗者与边疆的侵略者联合前来进犯镐京时，他纵使命人将烽火一燃昼夜，也不再有救兵前来。走投无路的周幽王，被敌军杀死，西周也就此灭亡。烽火报警的制度，本是古时边防的有效传递法则，但周幽王的思维中却丝毫不存法之意识，他个人的治国荒唐凌驾于法规严整之上，使“法制”规则名存实亡，使一代天子国破家亡，他是从思想意识之初，就始终欠缺对“法治”观念的理解和尊重。
这便是一种“法制”手段与“法治”思维的断裂，虽然设定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却没能依照法治的思维行事，“法制”的手段被缺乏“法治”意识的头脑所抛弃。因此，既要用“法制”的准则，来确保“法治”的理念，更要靠“法治”的思维，来指挥“法制”的执行。
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有个“无厘头”的搞笑情节：苏灿比武荣登武状元宝座后，却因文考舞弊遭人举报，龙颜大怒，让吏部尚书当场定罪。结果吏部尚书检索当朝律令，按律只能判个抄家之罪。这让皇上大为不爽，便金口加注，让苏灿一辈子当乞丐，这才有了为人所熟知的“武状元苏乞儿”。 这个情节虽然是戏说，却足以映射出法治与人治的差别。法治与人治相对，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最高准则。人治是依人而治，依靠掌权者的智慧和权威，强调掌权者的绝对权力。片中的皇帝根据个人好恶另外量刑正体现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治色彩。
然而，那个按律论罪的吏部尚书，是否就代表法治呢？这里需要进一步辨明法治与法制的区别。法治是依法治理的总原则和总理念，而法制只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法律的体系和架构层面。二者的最大区别，就是法制无法排除人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法制国家不等于法治国家。中国古代虽然设有一整套较为齐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南山可移，判不可摇”等思想、实例的存在，然而君权至上，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践踏法律的情况仍长期存在。如果光有法制而不施行法治，法制反而容易成为人治或专制的工具。当然，法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制之上，法制越合理、完善，越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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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十二讲》自2014年10月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欢，以至于一册数印，均已售罄。如今时过两年，我们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充修订，一方面根据最新文件精神和要求增加适当的材料、内容，一方面则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提升，使其成为一套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多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普及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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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原来的《我们的价值观十二讲》单行本，本丛书的特点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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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让读者在勤学、修德、明辨、笃行中有所增益，知而后行，行以促知。
编者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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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作义主编的这本《法治（社会保障之盾）》是“我们的价值观十二讲丛书”之八，设“关键词讲解”、“古今事典”、“文心启思”和“艺术天地”四个栏目，兼具理论、故事、文化、历史、艺术和趣味性，将与关键词“法治”相关的故事、名言、对联、诗词、佳文、典故、书画等内容和形式进行整合，多角度、多形式对法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入的解析和透视，使读者更加深入、系统地领会其深刻内涵。单本成册，更加便携易读；内容丰富，更为系统实用；形式多样，更具赏心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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