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斯·赫胥黎著的《重访美丽新世界（精）》结合50年代的社会现实，以人口膨胀、组织臃肿、独裁统治、自由理念等关键话题入手，再次诠释了虚构的“新世界”，反映了科技文明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提出了人类该何去何从的课题。全书对“二战”后人类社会的命运进行了精彩绝伦的分析，预言了世界两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未来；同时他还对自己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做了详细的比较。

阿道斯·赫胥黎著的《重访美丽新世界（精）》包括《美丽新世界》和《重访美丽新世界》两部作品。

《美丽新世界》以小说的形式预言了一个机械文明下人类丧失自由与思考的可怖未来。它出版28年后的1958年，当初的预言慢慢开始成为现实，赫胥黎结合社会现实，从人口膨胀、组织臃肿、独裁统治、自由理念等关键话题入手，写下了《重访美丽新世界》。

《重访美丽新世界》对“二战”后人类社会的命运进行了精彩绝伦的分析，预言了世界两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未来，同时对《美丽新世界》和《1984》做了详细比较。它广泛地涵盖了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的理论。舆论认为，赫胥黎对现代人类社会的认识至少超出普通人50年。

导读 自由与奴役

前言

1946年版序言

重访美丽新世界

 一 人口过剩问题

 二 数量、质量和道德

 三 过度的组织化

 四 民主社会里的宣传

 五 独裁统治下的宣传

 六 销售艺术

 七 洗脑术

 八 化学药品的诱服力

 九 潜意识诱服

 十 睡眠教学法

 十一 以自由为目的的教育

 十二 我们能做些什么？

美丽新世界

 第一章—第十八章

关于作者

 阿道斯·赫胥黎：思考的一生

关于本书

 过于超前？：对《美丽新世界》（1932）的当代思考

 成真的预言：对《重访美丽新世界》（1958）的当代思考

延伸阅读

 给乔治·奥威尔的一封信

译后记

在《美丽新世界》出版27年后，我们身处20世纪的50年代，离福特纪年的第一个世纪结束还有很多年，我对这世界的看法比写作《美丽新世界》时更不乐观。我在1931年所做的预言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更早。在毫无秩序和过多秩序之间的那种美好状态还没有开始，而且也没有任何开始的迹象。确实，在西方，不论男女，个人可以享有很多自由。但是，即使是在那些有民主政体传统的国家，这种自由以及对这种自由的渴望也在日渐式微。在这些国家之外的地方，个人的自由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我预言出现在福特纪年7世纪的完全组织化的噩梦已经从安全而遥远的未来悄然而至，正在不远的某个角落等待着我们。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把我们正在经历的斯大林主义和刚刚过去的纳粹主义放大投射到未来。我写作《美丽新世界》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在德国达到权力的顶峰，苏联暴君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势。1931年的制度化恐怖主义还没有像在1948年那样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现实，我想象中的独裁统治远不如奥威尔笔下精彩描述的独裁统治那么残忍。在1948年的时代背景下，《一九八四》这本书具有惊人的说服力。但是，独裁者毕竟是要寿终正寝的，局势也是会改变的。最近苏联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证明，奥威尔作品中的预言并不完全真实。当然，一场核战争会让所有人的预言化为乌有。但是，假设眼前那些极权统治还不能毁灭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说，未来发展的态势会更接近于《美丽新世界》里所描写的那样，而不是《一九八四》。

通过我们对动物行为的了解，尤其是对人类行为的了解，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从长远来看，通过惩罚不当行为来控制人的行为远不如通过奖励期望行为有效，运用恐怖手段的政府也远不如通过非暴力手段操纵环境和个人思想情感的政府更有成效。惩罚可以暂时中断不当行为，但不能永久地遏制人们从事不良行为的倾向。此外，惩罚所产生的心理副作用可能和他们受到惩罚的行为一样产生恶果。心理治疗主要关注的就是惩罚所产生的萎靡作用或反社会后果。

《一九八四》里描写的社会是一个几乎完全被惩罚以及惩罚产生的恐惧所控制的社会。在我想象的寓言世界里，惩罚并不多见，即使有，通常也都采用温和的方式。在那个世界里，政府通过体制来强化和鼓励期望行为，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进行各种完全非暴力的操纵，实行基因标准化，通过这一切，政府实现了完美的控制。试管婴儿和集中化的生育控制也许并非不可能，但是显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我们还将继续采用随机胎生的生育方式。出于实际目的，基因标准化的可能性也许可以排除。对于社会的控制将继续存在于人出生之后，而且像过去一样，主要是通过惩罚来实现的，但是奖励和科学操纵的方法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P56-57

所有的道德家就会同意，慢性悔恨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如果你做错了事，你可以忏悔，然后尽自己所能进行弥补，让自己下一次做得更好。千万不要沉浸在过去的错误中，在淤泥中打滚绝对无法让你变得干净。

艺术也有自己的道德观，有很多艺术道德的准则和普通伦理的准则是一样的，至少是相似的。例如，不论是对于蹩脚的艺术还是错误的行为来说，悔恨都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我们应该找出不足，承认不足，然后，如果可能，就要在未来避免重复。去深究一部二十年前完成的文学作品中的不足，去试图修补一部有缺陷的作品让它变得完美，把中年时光耗费在弥补自己年轻时犯下的艺术创作之过上——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徒劳无功的。这就是为什么，眼前的新版《美丽新世界》和老版并无二致。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缺陷显而易见，但是如果要弥补这些缺陷，我就得重写这本书，而且在重写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因为岁数增长而发生变化的人，我很可能在改正它的一些缺点时把它原来的优点也一并抛弃了。所以，我抵制住了在悔恨中打滚的诱惑，宁愿把优缺点都扔在一边，去思考一些其他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应该至少提一下这本书里严重的一个缺陷，请容我慢慢道来。书中的野蛮人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乌托邦社会里的疯狂生活，一个是印第安部落里的原始生活，后者虽更接近人性，但也同样奇怪反常。在我当时写这本书时，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有自由的意志对不同类型的疯狂进行选择是件有意思的事，而且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为了获得戏剧效果，我让野蛮人说的话和他的生活环境有相当大的距离（他所处的宗教一半是生殖崇拜一半是苦修式的残忍），即使他熟悉莎士比亚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说话。在书的末尾，他失去了理智，印第安宗教中的苦修主义占了上风，他对自己进行疯狂的自虐，后绝望地自杀了。“他们从此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这让本书作者这种皮浪主义的审美家感觉心安理得。

我在这里不想说理智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现在和过去一样都很悲哀地肯定，理智是很罕见的现象，但我还是相信，理智是可以获得的，而且我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理智。我在近的好几本书里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而且还编写了一本理智者讨论理智的本质以及如何获得理智的文集，但一位很出色的批评家说我代表着知识分子阶层在危机时代可悲的失败。我想，他的言下之意是，这位教授自己和他的同事们代表着令人激动的成功，这些人类的恩人理应得到尊重和纪念。让我们为这些教授们建一座万神殿吧，它应该坐落在欧洲或日本某个被毁坏的城市的废墟中，在殿门之上，我会用六七英尺大的字母写上这些简单的文字：献给这世上的教育家。如果你要寻找他的丰碑，请环顾四方。

我们还是回到未来吧……如果我现在要重写这本书，我会给野蛮人第三个选择。在乌托邦和原始社会的两难境地之间，存在着理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那些美丽新世界的流亡者和逃难者身上实现了。他们生活在保留地的边境，在这种社会中，经济上提倡分权制和自由市场，政治上推行共产主义的合作社。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像是安息日，它们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让人为了它们改变并成为它们的奴隶（现在是这样，美丽新世界里更是如此）。宗教是人类对终极目标、对道或逻辑的知识以及超然神性有意识的有理性的追求。人们普遍信奉更高层级的功利主义，大快乐原则将服从于终极目标原则——在每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个被提出并回答的问题是：“我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思想或行为将对达到人的终极目标有何贡献，有何干扰？”

如果我重写这本书，我会让在土著人中长大的野蛮人有机会直接了解乌托邦社会里自由合作的人们追求理智的事实后才让他到那里去。如果作了这样的修改，《美丽新世界》就会拥有艺术和哲学（请允许我把这样的一个大词用于一本小说里）的完整性，这些显然是我现在这本书所缺乏的。

……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说，新的极权主义一定会和旧的极权主义一样。通过棍棒和行刑队、通过人为饥荒、大规模监禁和大规模驱逐统治的政府不仅仅是残酷的（如今已经没有人在乎这一点了），而且是低效的。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低效是一种罪恶。在一个真正高效的极权国家里，应该由强大的政治决策者和管理者来控制根本不需要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被奴役的感觉。在今天的极权国家里，让人们爱上被奴役的感觉是宣传部、报纸编辑和教师们的任务。但他们的方法还太简单，不够科学。耶稣会曾吹嘘，如果他们可以对孩子进行教育，他们就可以对人们的宗教思想负责，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和那些教育伏尔泰的可敬的神父们相比，现代教育家对学生进行条件反射训练的效果也许并不显著。宣传的最大胜利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没做什么。真理是伟大的，但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对真理保持沉默更伟大。极权政府的宣传家们根本没有提及某些话题，他们在人民和那些政客不喜欢的事实和观点之间拉下了丘吉尔先生所说的“铁幕”，他们这样做比最有力的控诉和反驳都更有效地影响了民众的舆论。但是光是沉默是不够的。如果要避免迫害、清算和其他的社会摩擦，还要像利用消极宣传一样利用积极宣传。未来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将是政府赞助的对政治家和科学家所谓的“快乐问题”进行的广泛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如何让人们爱上被奴役。如果没有经济保障，人们就不可能爱上被奴役。我们设想一下，强大的政治决策者和管理者将成功地解决长期保障的问题，但是人们很快会对拥有的保障熟视无睹，所以这只是表面的、外在的革命。要想让人们真正爱上被奴役，就要在人的头脑和身体里进行深刻的、个人化的革命。为了实现这个革命，以下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必须的。第一，要通过对婴儿设置条件反射以及以后对成人使用诸如东莨菪碱这样的毒品来提高暗示技巧。第二，充分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异，这样可以使政府给不同的人在社会和经济等级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不得其所的人往往会产生对危害社会制度的思想，并用他们的不满情绪影响他人）。第三（不论现实生活有多么乌托邦，人们总是需要经常休假，逃离一下现实），需要找到酒精和其他兴奋剂的替代品，它们既要比杜松子酒或可卡因无害，又要比它们更能让人愉悦。第四（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需要几代的极权统治才有成功的可能性），要有易于操作的优生学，可以对人的生育实行标准化以便于管理者管理。在《美丽新世界》里，人的标准化已经达到了神奇的地步，而且这还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从技术和观念角度来看，我们离装在瓶子里的婴儿以及半白痴的重复克隆组还有不少距离。但是到了福特纪年600年，谁知道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同时，其他那些让社会更快乐更稳定的东西——索麻、睡眠教学和科学的等级制度，也许在三四代人后就会变成现实。就连《美丽新世界》里的性放纵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在美国的一些城市，离婚的人几乎和结婚的人一样多。毫无疑问，再过几年，结婚证就可以像养狗证一样被买卖，有效期12个月，而且没有法律禁止换狗，或者规定一次只能养一条狗。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性自由就会作为一种补偿增加。独裁者很乐意鼓励这种自由（他需要更多的炮灰和可以派往殖民地的家庭）。人们在毒品、电影和广播的影响下可以获得更多做白日梦的自由，而性放纵则可以让他们欣然接受自己被奴役的命运。

基于上面的所有因素，我们可以说，乌托邦离我们如此之近，这是在15年前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那时，我把故事的背景定在600年后。现在看起来，这些可怕的事情在一个世纪内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前提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要把自己炸成碎片。确实，如果我们不选择分权制，不把应用科学作为创造自由的手段，而是把它作为目的，那么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产生很多不同国家的、军事化的极权政府，其存在的基础是可怕的原子弹，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文明的毁灭（或者，即使战争受到了限制，也会出现顽固的军国主义）；另一个选择是出现超国家的极权统治，这可能出现在快速的科学进步、尤其是原子革命带来的社会混乱之后，这种极权统治为了满足高效和稳定的需要，最后发展成福利和专制并存的乌托邦。两个方案，你们自己选吧！

第一次听说《美丽新世界》是在2003年翻译((娱乐至死》时，该书作者在前言中对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进行了比较：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无尽的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在翻译《娱乐至死》近10年后，出版社发来邮件询问我是否愿意翻译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重访美丽新世界》。近几年，由于科研以及日常教学和行政工作的压力(对于翻译教师，翻译不能作为科研的考核内容，这是奇怪而无奈的现实)，我几次谢绝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但这一次，心里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告诉自己：你应该翻译这两本书。

在回复是否翻译之前，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Brave New World的原文，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我得承认，除了第一章有太多的医学术语让人觉得有些枯燥外，整本书相当精彩，可以吸引读者一口气读完。不难发现，赫胥黎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部分预言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的这个娱乐时代实现了，如果人们对此不引起重视，不及时进行思考，就很可能成为实现这些可怕预言的同谋者。在赫胥黎预言的地球国里，他们奉行的座右铭是“集体至上、行动一致、社会稳定”，人工生殖消解了人们生理上的差别，潜意识教育使人们的心理和思想整齐划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索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生理欲望，人们失去了感受痛苦的能力，进而失去了思考和创造的能力。这是一个人人快乐的美丽新世界，然而却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新世界。只要读者能够稍加思考，就会感叹赫胥黎在80年前的预言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这是一部能够引发思考的作品，非常值得翻译。

这样的一部重要作品，是否已经有人翻译过？借助网络，我找到了几个译本：最早的是台湾学者李黎的译本《美丽新世界》(1987)，但从她的译后记中得知她早在60年代就已翻译出版此书，此外，还有孙法理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2000)和王波的《美丽新世界》(重庆出版社，2005)。令我吃惊的是，还有一个出版社出版的译本竟然和孙法理的译本一模一样，但译者却截然不同。

再好的翻译都难免会留下遗憾，有的是理解上的偏差，有的是表达上的不足。作为后译者，因为有旧译打下的基础，可以享受参考之便，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打磨疑难句子上面。在阅读了原文之后再去阅读译文，以旁观者的眼光也比较容易找到一些可完善之处。在大致阅读了几个前译本之后，我认为重译还有完善空间，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努力方向：一、尽可能避免误译，做到理解无误，表达流畅；二、通过必要的注释帮助读者理解文本，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引用以及历史上真实人物和事件做简单的脚注；三、关注作者给人物的特殊命名，如列宁娜、伯纳、恩格斯等。

此次翻译的还有《重访美丽新世界》，目前大陆尚无译本，我找到的唯一译本是台湾蔡申章1977年出版的繁体字译本，其文字表达与现在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差别较大，因此也确实需要一本新的译本。

在做好以上功课之后，我回复编辑愿意接受这个翻译任务。

在对《美丽新世界))旧译本的利用上，我只是事先通读，在确定自己理解没有问题时，为了保持自己翻译风格的一致性，在具体翻译时有意不去参考已有译文。在碰到文中一些“口号”或“顺口溜”的翻译时，虽然前译有不少精彩译笔，但为了避免雷同，有意改变译法，如果不能做到“异曲同工之妙”，那就可能弄巧成拙了。这里仅举一例，孙法理译本把his deplorable habit of being boldafter the event，and full，in absence，of the most extraordinatypresence of naind译成“他那可鄙的‘事后逞英雄，场外夸从容’的毛病”，这样的译文非常形象生动，看过一遍就让人过目不忘。我的译文是“他那讨厌的‘有事就逃，无事逞能’的毛病”，从译者思维的角度来看，这个译文在形式上显然受到了孙译的影响。对于((重访美丽新世界》，我决定从零开始，未作参考。

网络时代的翻译有很多便利，在翻译过程中，我大量查阅了有关《美丽新世界》研究以及莎士比亚研究的网站，在遇到作品中引用莎士比亚戏剧的部分，我一定要找到这些引用的具体出处并做简单脚注。这些网站对我正确理解文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让我更加意识到，译者不能止于文字表面的理解和转换，更要熟悉作家和作品的背景，重视文本的互文性。虽然译作要尊重原作，译者不能代替作者说他不愿明说的话，但和原文读者相比，译文读者毕竟是处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中，译者还是应该担负起阐释者的责任。

虽然在翻译过程中我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但错误和不足一定还是在所难免。写这个译后记，主要是为了简单交代一下自己的翻译过程，并希望读者因为感受到译者的郑重而更加重视这部本该重视的作品。  章艳

2012年10月

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尼尔·波兹曼

如果说《美丽新世界》描绘的是一幅极权乌托邦的景象，那么《重访》要阐述的便是这个乌托邦的寡头们是如何实现他们对普通人的奴役……它讨论的是在新极权实现之前，有哪些统治手段可以使对人的彻底奴役成为可能。

——徐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