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位于中国的中部,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省的省会;芝加哥,位于美国的中西部,是当今美国仅次于纽约市和洛杉矶市的第三大都会区。两个远隔重洋的城市第一次扯上关系好像是在20世纪初,彼时日本驻武汉的领事小野幸吉发表了一份关于武汉三镇之中的汉口的考察报告,将其描绘成“清国要港之第二……使视察者艳称之为东洋芝加哥”。
卢山著的《双城记事(关于武汉和芝加哥的N段往事)》以故事叙述的形式,通过对比的方式,以建筑形式的变化为切入点,结合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梳理了有着“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武汉和其原型美国芝加哥从发端至千禧之年的发展历程。
卢山著的《双城记事(关于武汉和芝加哥的N段往事)》以故事叙述的形式,通过对比的方式,以建筑形式的变化为切入点,结合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梳理了有着“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武汉和其原型美国芝加哥从发端至千禧之年的发展历程。全书共分12个章节,分别从滨水商业市镇的形成(汉水河边汉正街码头的兴起,芝加哥河畔芝加哥镇的诞生),摩天大楼的产生(芝加哥学派和世界上的首批摩天大楼,汉口开埠和沿江大道上的早期高层建筑),商人团体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芝加哥商人俱乐部和两届世界博览会,伯纳姆和大芝加哥规划,普尔曼和普尔曼镇,汉口的“洋商”和租界建筑,汉口的民族商人和江汉路,中山大道上的现代建筑),建筑大师的作品(赖特和“草原风格”),现代滨水空间的塑造(芝加哥密西根湖畔的公共艺术,武汉“两江四岸”的景观艺术)等若干个专题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交织下丰富多彩的都市画卷。
由于崛起于滩涂之地,低洼不平的地势让汉正街的街巷很难保持横平竖直的规矩形态,即便是有“官街”之尊称的正街也免不了蜿蜒曲折, “上直而下广”。不过,这些“纷歧莫绘”的街巷尽管没有明确的东西南北的方向感,却有显著的辨识特征,正所谓集舟为市,聚行为街,汉正街上的街巷大多以其聚集的店铺的行业特点来直接命名,清初文人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形象地描述道:“街名一半店名呼,芦席稀稀草纸粗。一事令人惆怅甚,美人街上美人无。”词下注解为: “纬子、衣服、袜子、剪子、芦席、草纸、打扣等街巷,皆以店名。惟美人街则山榛隰苓,徒忾慕乎西方矣。”看来,除了“美人街”名不副实外,其他诸如草纸巷、芦席巷等无不与店铺经营的商品有关,沿用至今的“打扣巷”最初即以集结了专为中式服装打制扣结的店铺而得名,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后沿街设有官钱局、钱庄和票号,一度成为汉口的金融中心_~一但街名未改。又有“淮盐巷”,即为当年淮盐监销总局所在,富甲一方的盐商们齐齐聚居于此,不仅家家比着建造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而且为了方便彼此之间的往来,在里弄住宅兴起的时候竟别出心裁地在住宅的二楼修建起了过街楼,将各家各户从空中串联起来。
滩涂之地的井水味苦质杂,难以饮用,老汉口人只得去汉江边挑水,回家经过沉淀后,再烧开饮用。为此,在汉正街的360个行当中,还多出了一门专司挑水的职业,而《汉口竹枝词》也因此告诉那些初来汉口的人们一个在杂乱曲折的街衢中辨认方向的办法: “下路人家屋紧排,生人到此向难猜。但随水桶空挑者,直到河边是正街。”任何一户居住在侧街小巷里的人家,从汉江中取水都要经过正街,只要循着挑水者的空桶,就不愁找不到正街。而在汉正街迂曲的街巷中也专门开辟出了方便挑水的巷道,即《汉口丛谈》中所记那些“九达街头”的“水巷”,因为挑水者不间断地往来穿梭,水巷“炎天时节不曾干”,终日都是湿漉漉的。除了“水巷”,汉正街还有“火路”,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消防通道。由于市廛稠密, “后市前街屋似鳞”,以竹木和茅草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房屋极易引发火灾,因此,早期汉口人在盖房的时候多会特意留下一条“火路”,与相邻的屋舍间隔开来。“火路”的宽窄不一,故又有“大火路”、“小火路”、“新火路”等各种叫法。最出名的一条“火路”当推永宁巷,乃流寓汉口的扬州客商李茂在寸土寸金的地段上出资买下民舍若干楹,开辟出一条一里多长的巷道,取名“永宁”。由于此项善举,李茂也被封为朝议大夫,并被录入《扬州府志》卷五十二《人物笃行》章中。
依照范锴在《汉口丛谈》中的说法, “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然小河之水,实赖两岸夹住,旋绕人江”。因水而兴的汉口, “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码头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汉正街上素有粮、盐、棉、茶、油、纸、药材及洋广杂货八大商行之说,而在木帆船时代,这“八大行”的货物流通,行行都离不开水运码头,因此汉口又被徽州商人直接呼为“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然而,任何人要想在这个“九分商贾一分民”的大码头立足,仅靠一己之力都是无法做到的,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们惟有以地缘和血亲关系为纽带,以省籍结帮,以行业成会,依靠行业帮会的力量,通过“街名一半店名呼”的行业街市来划分势力范围,形成各自的贸易优势。以药帮巷为例,据药王庙(怀庆会馆)遗存的一块石碑上的记载,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武陟县、温县和孟县的药材商共同出资,以怀庆会馆的名义买下“北至堤,南至街,东到大巷,西至杜家巷”的一大段荒地,修建覃怀帮药王庙,以之为中心,将周围药帮一巷至三巷悉数纳为药材商铺的行商范围, “凡西货、西药、京杂货不准入帮”。P6-7
武汉,位于中国的中部,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省的省会;芝加哥,位于美国的中西部,是当今美国仅次于纽约市和洛杉矶市的第三大都会区。两个远隔重洋的城市第一次扯上关系好像是在20世纪初,彼时日本驻武汉的领事小野幸吉发表了一份关于武汉三镇之中的汉口的考察报告,将其描绘成“清国要港之第二……使视察者艳称之为东洋芝加哥”。又据说,在1918年的美国《竖琴》杂志上亦曾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魏尔·瓦尔特的文章《中国的芝加哥》,称“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于是,芝加哥和汉口就这样有了一个短暂的交集。在此之前,当芝加哥在1818年建镇时,居民不过350户;而在武汉三镇中历史最短的汉口,按照《夏口县志》上的说法,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时已有居民1395户,房屋超过1281间。
如果把时间再上溯个35()O年,当美洲大陆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的时候,城市文明的曙光就已经投射在了武汉。那时,以青铜文明著称的中原殷商王朝为了探寻矿产资源抑或是盐产地而将势力延伸到了长江流域,在云梦泽国筑起了一座被后人称之为“盘龙城”的数百米见方的城堡。自1954年盘龙城遗址被考古发现以后,不仅“商文化只存在于中原地区”的历史断论被重写,而且也让当今的武汉人有了比“东方芝加哥”更值得夸耀的资本。
作为我国目前在长江流域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盘龙城遗址距离当今的汉口市区仅5公里之遥。古盘龙城坐落在一处东、北两面临盘龙湖,南濒府河的高丘之上,近乎方形的城垣遗址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城垣外围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壕堑。在城内地势较高的东北部密集排布了三座位于同一条中轴线上的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南面一座东西长27.5米,南北宽10.5米;北面一座东西长39·8米,南北宽12.3米,四周环以回廊,内部分隔为4室。在城址周围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则分布着民居、手工作坊和墓地遗址,其中在李家嘴一带的墓地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除了青铜大圆鼎和象征军事统帅权力的钺以外,还有一件长度为94厘米的玉戈,是迄今中国出土的最长的商代玉戈。
学术界在将盘龙城遗址视为盘庚迁都之前的殷商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坐标的同时,也证实了盘龙古城仅存世二三百年即被废弃的历史,犹如一颗流星划讨长江中游,瞬间辉煌过后又归于沉寂(似乎冥冥之中暗示了目后“东方芝加哥,,的命运?)。就像它的来历一样,学术界对盘龙直蜒塑消失也有着诸多猜想.但在纷纭的说法中又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对盘龙古城的地理位置的关一注,南邻长江,既可经长江、汉水直抵关中,又可经府河及其干流向北通往郑——那里出土的面积达25平方公里的早期商城遗址曾被认为是商王成汤所建的亳都;而附近的大冶铜绿山、安徽铜陵等地又都是制造青铜器必不可少的铜、锡等矿产资源的出产地……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城市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武汉与水的缘分也似乎早在盘龙古城出世之际就定下了。
西周时期,在距离盘龙古城两公里处又有了一座磨元城,至汉代,当东西方通过丝绸之路辗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长江北岸的龟山脚下和南岸的蛇山脚下先后有了醑月城和夏口城,共扼长江的双城便是当今汉阳和武昌的最初位置,濒临长江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得武昌和汉阳从最初的军事堡垒逐渐发展成为商旅往返的内河港城。
列了明代,作为省、府、县三级衙门驻地和明朝楚王府所在地的武昌城已经和隔江而望的汉阳城共同担负起了长江中游商业和物流转运的重任,不仅湖北省内的水道随处可通,省外各地,顺江东下,则可达皖、赣、江、浙各处;溯江西上则可经沙市、宜昌,穿三峡入四川,上驶金沙江;北转大运同津,北浮汉江经安陆、襄樊可入河南、陕西,前往山西、甘肃;南向越洞庭湖接湘、资、沅、澧四水,可连通云、贵、两广……因水而兴,古老的盘龙城是如此,武昌城和汉阳城也是如此,日后从汉阳城中析出的汉口更是如此。
2013年的5月,也是这么个潮湿闷热的日子,我终于接到了来自南方滨海小城某单位的调令通知。这次是要彻底离开武汉了,临行之前,竟然突然想去看看汉正街,看看这个曾经为了一个未完成的课题而跑了无数趟调研的老旧社区。起了个大早,从武昌搭车到汉口,在武胜路口的家乐福门前下了车,开始沿着中山大道往下走。说“往下走”,应该是当初调研时从老汉口人那里学来的一种说法吧,对于在汉水边生活了好几代的汉口人来说,他们至今仍习惯以汉水的流向来指代道路的方向,往汉水下游方向走,就是“往下走”。所以,曾经“高大上”的旧租界区也是在汉正街的下边了。从武胜路口走到利济路口,短短数百米,却走得有些费劲。街边的店铺还没有开门,街上大多是行色匆匆赶着上班的人们,忙着赶公交和骑着改装过了的超标电动车的人互不相让,时不时就会爆发一些小摩擦,于是双方停下来,互相甩下几句问候对方先人的汉骂,然后又各自忙着赶路了。好像汉正街的每个早上都是这么开始的吧,在一片嘈杂和拥挤之中。
走到利济路口,就开始犹豫了,想着要不要拐弯往里面走。尽管来过无数次,尽管开了手机导航,但每回从这儿往汉正街里面钻,总是免不了在那些首尾相连、密密麻麻的店铺中间犯迷糊。“纷歧莫绘”,这是第一个为汉正街著书立传的清代盐商范锴对这块儿曲里拐弯的街巷的描述。在方圆2.56平方公里的汉正街里寻找方向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哪怕是在汉正街经历了一次次改造,合并了一条条又窄又小的巷子之后。当初曾经参与的那个课题是关于非正规性城市研究的,初衷是想探究汉正街在与政策性的条条框框的碰撞之下的自生长模式,从而为不可避免的城市更新提供一条在大拆大建之外的参考策略,至少将那些还存有这个城市最后一点底色的巷子保留几条吧。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课题主持人和一位痴迷于实验建筑的行为艺术家一起在汉正街里转了好久,为它混乱无序的纷繁和无穷无尽的活力所吸引,对大家说,我们从汉正街的街道开始吧,一起去看看那些在违章搭建的棚屋底下的生活秀吧。于是,十几个研究生一头扎进了汉正街,采访社区的原住民,和居住在汉水边驳船上的“扁担”做朋友,两年多的持续调研,几十万字,数万幅照片的素材积累,完成了包括从街道的间隙空间,到自营建住宅在内的一系列论文。
就在研究开始有了一些头绪和成果的时候,团队解散了,因为不堪的办公室“政治”,在权欲和野心面前,书生意气是那么脆弱和幼稚。于是大家各奔东西,来不及说再见。而我,在遭遇了父亲遽然离世的伤痛之后,仍然选择留在原处,因为相依为命的母亲已年逾古稀,身体每况愈下,经常要在医院进进出出。然而,当我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请事假,前往医院照顾母亲时,系办公室却给守在病床边的我打来电话,传达某位主管领导的指示,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上课就要将我除名。周围有不少好心的同事朋友,自愿帮我代课,甚至要排班来医院替换一下我,但是学院以所谓“力保”教务全勤奖为名, “命令”我要么回学校上课,要么辞职,就是不许请假!母亲身上的监护仪在不停地乱跳,尽管我将手机调成了静音,但她仍然能感知到那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的蛮横的电话,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再放心不下,她也不想成为我的一丁儿点拖累,她的心脏早已不堪重负,费尽心思地将我这么多年保护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她好累,终于,她撇下孤零零的我走了,去和天堂的父亲团聚了。剩下我孤立无援地置身于这个冷酷的世界中,我能做的也只有逃了,逃到无边无际的大海边,不奢望鲜花盛开,只求找到一份宽广和些许的包容,安安静静地过完后半生。
不知道为什么在离开武汉之前竟会想来看看汉正街,可能是因为原先团队里有人说过的一句话吧,在汉正街被各种利益交织的关系网下,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真实的生活。好吧,就最后当一回武汉伢,去汉正街里逛一圈吧。从利济路口拐了进去,不去管什么方向和目的,就在熟悉和陌生之间随便走走。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迷路,500多年前,来汉正街的外地人只要循着挑水人走过的“水巷”就能走到汉水边。今天,只要跟着送货的“扁担”,也总能走到大路上。奇怪的是,走了好长一段,却见不到一两个“扁担”的身影,起先以为是早上的缘故,哪知和店家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汉正街要整体搬迁了,别说“扁担”,连他们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清淡了。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呢?在我离开武汉的时候,汉正街也要离开汉口的发源地了。从多福路走回中山大道上,发现在一片已经拆得七七八八的房子中间, “李记”的棚子竟然还在,赶紧接着路边的长龙排队,站着吃了一碗他家闻名三镇的热干面,以这样的方式和汉正街说再见,好像也不错。
2014年的5月17日,我又回到了武汉。从原先滨江公园的粤汉码头上船,把母亲的骨灰撒进了长江里。5月17日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他们是在粤汉码头认识的,那一年,考取武汉大学西语系的母亲在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动作中被转到中山大学英语系,长江大桥还没有通车,去广州报到得去武昌徐家棚搭火车。而外公的家就在滨江公园旁一条安静的里份里,于是外公外婆就送母亲到粤汉码头搭轮渡去对岸的徐家棚火车站。当时中山大学的武汉同学会在粤汉码头设了一个迎新点,负责集合新同学一同前往广州。早母亲一年入学的父亲也在迎新点里,外公外婆拉着父亲的手,一万个拜托,请他多多照顾母亲。父亲的家也在旧租界区里,离母亲家不远,中学也是念的教会学校。虽说管束甚严的教会中学男女分校,男生女生平素从无来往,但学校每年总有几次大型的联谊会活动,在联谊会中,风头最劲的往往是男校的乐队,而父亲又是乐队的鼓手,自然吸引了不少目光,以致连古板的外公外婆也会在迎新点的一众男生中首先找到了他。面对漂亮的小学妹,父亲当然是点头答应,只是谁也没想到,当年在粤汉码头一个的轻轻的承诺会从此坚守了近半个世纪。2007年5月立夏的那一天,父亲匆匆地走了。那一年,是父母结婚49年。之前他和母亲有个约定,对于身后,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母亲于是在5月17日那天租了一条游船,带着我从粤汉码头上船,把父亲的骨灰撒到了长江里。5年之后,2012年10月重阳节的前一天,母亲也走了。她和父亲早就知道,没有了亲情的羁绊,我一定不会留在武汉。所以他们选择以这种形式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也是想我从此不再有任何牵挂,长江之水顺流而下,流到父亲的故乡上海,然后又漂洋过海,这样,无论我走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要看见汇入江海的流水,就能感受到他们在身边的陪伴,也会少了一份孤单。
遵照他们的意愿,在父亲和母亲的送别仪式上,都没有任何官方的通知,但却自发来了好多人,大家带来了好多鲜花,将花抛入水中,为两位老人铺开一条花路。我这才知道,两位一生与世无争的老人有着多好的人缘。得益于父母的荫佑,我得到了不少人的关心和帮助,这其中也包括一位知性的大姐,她知道我曾经有份关于武汉和芝加哥城市文化的写作提纲,就一直鼓励我把它进行下去,她说,就当是给父母的一份纪念吧。那是201)6年,我获得了亚洲文化协会黎锦超教授建筑教育奖的资助,得以前往美国访学。第一次去美国,第一站就去芝加哥。选择芝加哥一是因为之前黎教授曾经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地讲过,念建筑的人必须得去芝加哥看一看,才能够知道现代建筑是怎样诞生的。二呢,则是因为武汉,不是总喜欢以“东方芝加哥”自居吗?现在有了机会,哪有不去“原版”一探究竟的。芝加哥之行几近完美,在芝加哥艺术学院选听了一门关于芝加哥的建筑史课程“(;hk:ago on Foot'’,脚下的芝加哥,白天跟着教授穿梭于城中的大街小巷,晚上则照着参考书目一本本地啃文献,慢慢地,一个从无到有的“巨肩城市”(美国诗人卡尔·桑德伯格语)的崛起历程在眼前清晰起来,从芝加哥商业俱乐部到大芝加哥规划,从禁酒令时期艾尔·卡彭的黑帮到戴利市长与毕加索的“芝加哥”……如果不是突然改变计划赶回武汉,我也许会在芝加哥再待上好几年,细细地品读一下它。
急着赶回武汉是因为那段时间父母经常不按时接我的越洋电话,忐忑不安地回到家,发现身体一向硬朗的父亲竟然不明原因地瘦得形销骨立,但他和母亲之前在电话里都没提过一个字,唯恐因为家里的事耽误了我的学习。后来母亲说他其实一直在撑着等我回来,最终,一个感冒就彻底地击倒了他,也让我和母亲措手不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除了去学校上课,就是在家陪着母亲,陪她说说话,也陪她看看书,读读报。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方方老师写的关于武汉旧建筑的书,就借回家给母亲看,母亲一边看,一边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给我讲起了汉口租界里的一条条街道和一个个里份,如数家珍,她对我说,你是学建筑史的,能不能学着方方老师的样子用你的专业知识写写两个“芝加哥”?于是,我开始构思“双城记”,在文献的爬梳和照片的比对之中找寻着这两个城市的发展轨迹。碰到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时,还斗胆给方方老师写电邮讨教,尽管素昧平生,但方方老师每次都认真地予以回复。然而,写作的过程远没有想象中的顺遂,一方面在通俗和专业的笔法之间犹豫不决,一方面又为外界的纷扰所困顿。每次请假都是要受尽羞辱的,同事之中在上课时间外出“炒更”干私活的大有人在,可因为人家“会做人”,懂得打点,所以从来没人会对此说个“不”字。而我在妥善安排好代课教师的前提下,不得不去医院陪床的时候,却被人以“除名”相要挟。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在复杂的人际倾轧中我就是个弱智。当初父亲病入膏盲都不肯告诉我,竟然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心无旁鹜地多读几本书。而母亲也最终没能等到《双城记事》的完成,一直照顾母亲的医生最后对我说,以老太太的身体素质,如果能一直保持舒畅的心情的话,也许不至于走得这么快。每每念及于此,就心如刀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不是当初执意不顾父母的反对而坚持回到武汉,现在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一直以来,只有他们不断地为我付出,而我却从来没能为他们做过点什么。唯一能守住的,就只是“父母在,不远游”这条古训了。现在,当这本《双城记事》在拖泥带水之中终于交稿时,心中却充满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父母在武汉生活了大半辈子,有说不完的故事和回忆,以前听他们絮絮叨叨的时候从来都不以为意,总说,等哪天有空了,再好好给你们做个口传历史的记录吧,结果,一拖再拖,终成遗憾。一晃10年过去,芝加哥停留在回忆的梦里,武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的“城记”早已跟不上现实中城市更新的步伐,于是,只有停笔,《双城记事》止于不可不止之时。将记忆封存在最美好的片段中,这算不算是一种乡愁?哪怕在想象中。第一次来到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也是父母一起陪着我来的,为博士论文写作搜集素材。城市干干净净的,也安安静静的,火车站一天只有7趟进出的火车。父母说当年汉口的租界区也是这样子的,小巧而宜人。如果不是海鲜过敏,也许当年我就找机会留下了。当我兜兜转转地再度来到这个城市时,三角梅依旧鲜艳地绽放着,只是树下没有了父母的笑靥。冥冥之中一定是父母在佑护我,我竟然幸运地分到了一处滨海的公寓,推窗即见平静而宽广的内海湾。如果父母能在此颐养天年,那该有多好呀,只可惜,上天未曾给我这个机会。我在他乡为《双城记事》画上一个休止符,放下从前的一切,为了回不去的过去,也为了那座我谈不上喜欢又割舍不下的江城,更为了那些所有在我灰暗的日子里投进一米阳光的人,没有他们的支撑,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哪怕是如此踉跄。爸爸妈妈,你们可以放心了,我在这里一切安好。
卢山
2016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