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驾鹤西去
1946年7月25日，五十六岁的陶行知逝世了。
他的死，就像森林里，一棵参天大树忽然连根拔起，訇然倒下。一时间，大地颤抖，山谷震荡，风声呼啸，峡水急漩！
有的人，死如灯灭。一死，一切都消失了，消失如入夜幕。
有的人，死如风停。一死，一切都定格了，树也终于静了。
有的人，入土为安。一旦入土，死者真的已矣，生者也真的安了。
可是陶行知，一生轰轰烈烈的陶行知，死后灯不灭，死后风不停，泥土隔不断阴阳，毁誉轮流至，虽然“身后是非谁管得”，总之是不寂寞了。
一、身后不寂寞
陶行知因为死得太出乎人们的预料——以他那样的年龄、那样的体魄、那样的精力，谁会想到他会一朝倒下呢！而且倒在除了政府的各方——学生、民主同仁、中共人士——都正急需他的时候，于是有了极度的惊讶、极度的痛惜、极度的遗憾，结果一发而为无尽的追悼和怀念，一时间，占据了报刊大量篇幅，充满了人们的视听。
当国民党被赶到小岛上去后，人们以为陶行知的时代到来了，以为从此可以高举他的旗帜，尽情地、自由地研究，宣传他的教育思想，沿着他筚路蓝缕开辟的大众教育、教育救国之路甩开大步前进了。可是形势陡转，陶行知遭到了全国范围的大批判，继而被打入冷宫。
三十年后，“陶行知”冰消雪融，急速回暖，曾经剥夺了的、禁止了的一切，重又还之于陶行知。陶行知就像一个出远门的家人，在沧海桑田之后，回来了。
1．武训再世
武训是清朝晚期的一个著名的乞丐。民国的冯玉祥将军是陶行知的“黑颜”知己，却对陶行知的年龄搞不清楚——在陶行知死之前三个多月，那时陶行知已经五十五岁了，冯将军还以为只有五十岁。他与陶行知一样，也喜欢写普通士兵、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打油诗，他又喜欢书法，于是用毛笔写了一幅字去贺寿，是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古今两大叫花子，乞讨兴学救赤子。”将陶行知与武训并列，调侃的话中有实情。
陶行知对武训情有独钟，也可以说，他是武训的化身。陶行知的一生，从青年到晚年，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在不同场合，不知有多少次，做报告，或演讲，或与人交谈，不时提到武训；在他笔下，于不同体裁，诗歌，散文，教材，连私人的书信里，也都屡屡涉及甚或专论武训。而也有人在陶行知的生前身后，称他为“活武训”“当代武训”的，而他也自称要做“新武训”。陶行知对武训，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呢？他又为什么会成为武训的“化身”呢？
武训与陶行知虽然都生在清朝，但不同期。武训比陶行知早出生五十多年。陶行知出生方五年，武训就去世了，仿佛武训是见有后来人，才放心撒手西归似的。
武训是山东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西武庄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七岁丧父，跟着母亲与兄长过活，家里虽然有几亩薄田，但维持生计仍很困难，遇到青黄不接或歉收，竟要随母亲行乞度日，年纪稍长即到远房亲戚家做佣工。武训家贫上不起学，可他很想读书，每当见有儿童到乡塾去，就会情不自禁地在后面跟随。上学的小孩都觉得他很讨厌，于是群起而辱之。武训自尊心又很强，这时便非常悲愤。（P2-3）
在学历相仿、职业相同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陶行知“另类”的特征十分明显，他是独特的“这一个”。可是时代的洪流太过湍急，主流话语的声若洪钟，使陶行知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呈现出刻板、僵硬的模式化，几乎成了话剧舞台上的英雄人物，这是亟待改变的状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历史系孔斐力教授对于陶行知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不用说，关于这个复杂而又令人着迷的人物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写。”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深思，实际上也指明了应如何书写陶行知的方向，即于陶行知思想变化与性格特点的复杂性上着力，于人格魅力且不止于此处深掘。
我曾在无数个日夜，试图涉入、察明陶行知思想观念之河的源流，试图触摸、感受他那心灵的悸动与情感的起伏，我在他的以及别人写他的那些文字中睃寻、徜徉，就像守着他的心脏血压监视仪，他脉搏曲线的小小一跃，都会使我精神一振。
我也曾先后两次专程前往他的故乡，每一次去，都希望在他的出生地、在养育了他的水土里对于他生命的秘密有新收获。我驱车在皖南秀绝天下的名山异峰间疾驶、盘旋，试图追寻他高远志向的来源；在他的母亲河——岸阔涧深的丰乐河畔伴水徐行，寻思他胸怀博大的因缘。
我曾寄宿在与徽州古城一河之隔的山顶客栈，居高俯瞰，城郭尽收眼底。想陶行知早年，必也喜欢这样的视角，所以才能不恋家乡山水，而决意走出大山，这才拥有了广阔的世界。
陶行知的世界是如此的广阔，这使我每一次为他提起笔来，都有言之难尽的感觉。他又是一位喜欢实验喜欢创新的教育家，他在教育实践中灵感泉涌，有数不清的发明创造。为这样的传主作传，也常常令人文思遄飞，故此书稿采用整体倒叙的结构，既期于传记体裁有所实验，想也应合传主性格作风。
此书于五年前首印，如今有机会再版，谨向团结出版社、赵晓丽编辑致谢！
作者
2014年9月25日于南山
以我们所习惯的时代来划分，陶行知是一位民国人物。他生于晚清，死_于国民政府土崩瓦解前夕，算起来离开这个纷繁的世界已将近七十年了，即便他的转世之身，也到了生命的晚期；如今他的墓木不是“已拱”，而已“参天”了，我到他的墓前去过。这样一位久逝的人物，可是在人们的感觉里，却新鲜得好像是一位当代人物。换句话说，这样一位前世人物，却使后辈的我们不觉得有些微隔阂。所谓不朽，大概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吧。
诗人臧克家在解放之初曾写了首诗纪念鲁迅，其中有这么几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将它移来形容陶行知倒颇贴切。死者活着的证明，可以看他的名字挂在人们嘴上的频率。即以21世纪以来学术期刊发表的以“陶行知”为主题的论文来看，平均一天半就有一篇，而近三年论文数量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陶行知”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在他身后，人们不断发现，他的思想，对于脚下之路仍有指导作用；他的理论，对于后来者，启迪犹存；他的精神，对于不甘平庸、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永远是激励。
以心地、修身、为人、处世等衡量，说陶行知是一位圣人并不为过。在他心里，也极可能会以圣人自期，“内圣”本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但他说起来，是只想做一个君子。有天夜里，他读《周易》，看到第十五卦里写着：“劳谦君子，有终吉。”又有“劳谦君子，万民服也”之语。大合心意，先是写信跟儿子说，不久贺冯玉祥六十大寿，又将此语纳入诗中。
纵览陶行知一生，用“劳谦君子”四字来概括，也颇相合。他留学归来，不耽安逸，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大众教育中去，夸父逐日般追求理想，西绪福斯推石上山般经营事业，劳碌一生，功劳卓著；他弃象牙塔如破屋，布衣草履，甘与平民为伍，并为他们服务，若无彻底的谦和，绝不能如此。
陶行知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像一块煤，生命即燃烧。乐观是理想主义者的标配，陶行知就有着“无穷的乐观精神”。胡适曾自言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在乐天这一点上，陶行知也同样是“无可救药”的——所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大约都是“无可救药”的，倘若愿听智叟者言，那么他就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就不会有“无穷的热情和创造力”，他峣峣的理想之树就会被一阵风折断。
陶行知原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是在时代的疾风险浪中，未能坚持住本来的立场，先是被动后又主动地与他的同乡同庚同学的胡适反向而行了。探究其道路的选择，不仅可以了解作为个案的思想与性格因素，还可以明了使其转变的社会因素，从而为那一代同样作此选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共性提供参照。
作者
2014年9月24日于小仓山
王一心著的《民国大先生(陶行知传)》讲述了纵览陶行知一生，用“劳谦君子”四字来概括。也颇相合。他留学归来。不耽安逸，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大众教育中去，夸父逐日般追求理想，西绪福斯推石上山般经营事业，劳碌一生，功劳卓著；他弃象牙塔如破屋，布衣草履，甘与平民为伍，并为他们服务，若无彻底的谦和，决不能如此。
陶行知原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是在时代的疾风险浪中，未能坚持住本来的立场，先是被动后又主动地与他的同乡同庚同学的胡适反向而行了。探究其道路的选择，不仅可以了解作为个案的思想与性格因素，还可以明了使其转变的社会因素，从而为那一代同样作此选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共性提供参照。
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生于晚清，卒于民国。王一心著的《民国大先生(陶行知传)》从其病逝和身后哀荣写起，详细记述了其致力教育事业的一生。“陶行知”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在他身后，人们不断发现，他的思想，对于脚下之路仍有指导作用；他的理论，对于后来者，启迪犹存；他的精神，对于不甘平庸、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永远是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