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花府”是山西晋商文化、大院文化的又一亮点。由刘玉栋所著的这本小说《探花府》讲述了山西横水乔家兴办书院，“以商兴教”“以教兴国”的不凡经历、史料完备、文笔娴熟、情节曲折，有较强可读性。华夏文明的直根在中国晋南，此处的文明积累尤为厚重，富含华夏文明母体DNA，这已是当代国人的共识。数千载传承不绝的华夏文明，不是封存在皇皇巨著典籍中的抽象概念，更不是仅仅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的考古文物；它是活着的本固枝荣的参天文明之树，它是滔滔汩汩奔流不息的文明之河。这样的文明，造就滋养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山西人和晋南人。中国人、山西人和晋南人，深爱我们的母体文明，代代传承、反哺养护。

由刘玉栋所著的这本《探花府》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生动还原了山西横水乔家在道光至光绪年间的种种遭遇，细致的讲述了乔氏祖孙三代迎难而上克服困难发展家族实力，并且兴办教育、救济灾民、英勇抗敌等，为一方百姓造福做出贡献。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尾声

后记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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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南府。　　芙蓉街是横贯济南府南北的一条主要街道，南通济南府内城南城门，北至大明湖，因街中有名泉芙蓉泉而得名。肇始于汉，扩建于唐、宋，兴盛于元、明，一直是齐鲁大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省巡抚府、布政司、巡院、都司、贡院及济南府衙、历城县衙等坐落于此街外，也是商贾云集之处，百货、布匹、杂货、银庄、当铺、粮行、铜器、乐器、鞋帽、皮货、酒肆、旅馆、赌场、作坊错落有致。不少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名商巨贾也因此处风景秀丽而建宅定居，可谓是济南府最繁华的地段。　　芙蓉街南端，城内西侧关帝庙北面，设有一当铺。此当铺面阔三间，楼高两层，铺门上方正中高悬一块“天德堂”黑底金字匾额。门前两侧各立一木杆，上挑黑底白字“ ”字。此当铺的东家是山西省平阳府闻喜县横水镇人氏，姓乔名天成，字笃生，祖籍山西祁县，其祖上以经商为业，因遭震灾，于明初辗转到晋南闻喜县横水镇落户，以收购、贩运当地中条山所产的连翘、黄芩等药材起家，经数代苦心经营，生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除经营药材外，渐渐涉足百货、茶叶、绸缎等行业，在陕西潼关、甘肃兰州等地设有多家铺面。　　清乾隆年间，自幼读书的乔天成两次童试未中，又值父亲乔衷兰英年早逝，无奈之下，便断了应试入仕的念头，继承家业，走上经商之道。乔天成果然不同凡响，经商后，精明和诚信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在镇上新建了二十余间铺面，在宅院里扩建两座四合院，在镇西购置下一百余亩良田。当地人为此盛传：“东出闻喜城，就数天德堂”，“横水生意千千万，乔家占了一大半”。　　为谋求更大的发展，清嘉庆年间，乔天成又把生意扩展到齐鲁大地。他看中了济南府芙蓉街这块风水宝地，花重金购得芙蓉街三间临街四合院，开设当铺。乔天成让次子徵主管外埠生意，三子槐守家，主管当地商铺，自己与长子超长期坐镇济南，专事经营当铺。由于生财有道，生意日渐兴隆，很快在芙蓉街十多家当铺中脱颖而出。　　按理，靠自己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将名不见经传的家庭打造成横水镇数一数二的巨商，可谓功成名就，完全应该颐养天年了，但乔天成并未因此而满足。他的家族是当地枝繁叶茂的名门望族，同姓近族一百八十余户，祖辈们虽多以经商为生，但也固守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非常重视对后代子弟的教育培养，不知从哪一代起，族里集资在其家族祠堂西侧修建了一座私塾，由本族德高望重的饱学长者任教，专收本族子弟就学。乔天成的曾祖父乔镇畿在顺治年间曾考取秀才，其祖父乔日阳、父亲乔衷兰和他均三代单传，他们均自小在本族私塾就读，都因继承商业，半途而废。父亲乔衷兰临死前，紧攥着他的手，断断续续地嘱咐：“你是块读书的料，本该让你潜心读书，考取功名，为民造福，可天不遂人愿，为了祖上传下来的基业和一家人的衣食生计，只有委屈你弃文从商，往后，你不仅要把咱家的生意做大，还要把后辈们培养成才。”　　从此，乔天成把父亲的遗嘱铭记在心，让三个儿子从小读书，但三个儿子受了十年寒窗苦，却未遂一鸣惊人愿，只得让其步己后尘。三个儿子自小耳濡目染，经起商来有板有眼，均能独当一面，尤其使他欣慰的是，后辈人丁兴旺，长子超生峰秀、峰奇；次子徵生峰翠；三子槐生峰云。乔天成把在儿辈身上未完成的夙愿寄托到四个爱孙身上。长孙牙牙学语时，他除每年例行到各地店铺巡查，年终听取各店铺掌柜汇报交账外，平时都把当铺生意交给长子超打理。乔天成花五百两银子在济南府状元街上购置了一座四合院居住其内。　　乔天成之所以把居所选择在状元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巷位于济南府巽方文脉聚集之地。在此街道上，除有隋唐所建的魁星楼、文庙、贡院外，还有多座书院。自唐贞观六年青州益都崔信明应诏举魁，历宋、元、明、清各朝，山东共考取了四十二名状元，其中有八名出自此巷的书院，此地因此得名状元巷。居住在此街道上的，多是致仕官员、社会贤达和文人墨客。他定居于此，一则可方便结识文友，二则可让孙辈就近入学。　　入住状元巷后，乔天成除结交本巷贤达和名师外，他把主要心思放在培养孙辈成才上。待长子超所生的长孙峰秀、次孙峰奇长到四岁左右时，便将二人从老家接到这里，乔天成与结发妻子裴氏一起，照料爱孙生活，教其认字，背诵“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进行启蒙教育，孙子长到七岁，即送入私学就读。　　济南府有六所私学，崇圣书院最为有名。该书院系孔氏后裔于北宋时创建，山长历代均由孔氏后裔中的饱学名士担任。时任崇圣书院山长的系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之子，名继涑，字信夫，号谷园，别号葭谷居士。孔继涑自幼聪敏好学，才华超人，乾隆年间乡试中举，后屡试不第，青年时专学其岳父张照的笔法，在家中“玉虹楼”上苦学苦练十二年，使其书法出神入化，孔府将其所书《大学》四幅联屏刻成石碑，立于孔庙“金声门”左侧。乾隆帝瞻仰孔庙时，看联屏上的字迹笔笔有力，字字通神，反复品味，连声称赞。从此，孔继涑的书法闻名遐迩，常作为孔府赠送外界的礼品。孔继涑不惑之年后，被聘为崇圣学院山长。为了满足求学者的需要，他广募社会资金，扩建书院，使书院规模更加宏大。书院除招收本地一百余名学生外，还有河南、河北、安徽等省十八个州县的二百余名学生慕名求学。学生中，既有接受启蒙教育，准备参加童试的童生；也有复习学业，应考举人的秀才；还有潜心攻读、参加会试的举人，每年都有一批学子通过应试，使崇圣书院声名远播。　　道光初年，乔天成得知孔继涑募资扩建崇圣书院，慷慨解囊，捐银千两。孔继涑深感其诚，登门拜谢，两人推心置腹，各诉衷肠。乔天成得知：孔继涑其父孔传铎曾任山西解州知州，在任上礼贤下士，曾到横水镇拜访过乔天成父亲乔衷兰，后回孔府任六十八代衍圣公。孔继涑出生于运城，其名就是以涑水河而取，少年时随父旋归故里。两人谈及其祖上的历史渊源，更是相见恨晚，遂相约到关帝庙，在关帝圣像前跪拜起誓，结为金兰之交。（P001-003）

文明的觉醒与传承（代序）

张石山

晋南绛县刘玉栋先生，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历年创写了有关地域文化、乡土文明的作品多部。如今，他在身兼绛县作协副主席、《绛山》杂志主编的同时，又广泛搜集素材、细致梳理史料、潜心钩玄、倾情状写，捧出了新作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探花府》。

看到刘先生的书稿，首先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成果由衷高兴。《探花府》究竟写得怎样？我相信出版社的编辑同仁，几级审读大力推出，决非草草；最终得以奉献于广大的读者案头，大家一定会有中肯的评价。一个非常熟悉且无比热爱地域乡土文明的文化人，一个坚持文学创作又颇有创作实绩的资深作家，他的新作应该能够一如既往赢得广大读者的欣赏与青睐。

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探花府》作为小说，编撰情节、制造悬念、刻画人物、渲染氛围，皆是题中应有；而在这些题中之意以外，本部作品尤为透露出作者深爱华夏文明的殷殷情怀，凸显着作者赞美传承我们的母体文明的清醒觉悟。

通过与刘玉栋先生的交往，通过积年接触到一批像刘先生一样扎根乡土、坚持业余创作的文化人，作为同道，我的心中颇多感慨。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事业，乃至对我们的文明，我愈加强化了坚定不移的巨大信心。

大到中国，小到山西，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文坛”。文坛的内涵外延究竟如何界定，言人人殊，但文坛确乎是一个客观存在。我历来认为：是众多热心的文学爱好者和执着的业余写作者支撑着文坛。没有这样一个广泛的、坚实的群体，文坛将无可依存。在文坛，有名扬天下的大作家，仿佛是一些高峰，然而，众多的业余作者是托举那些高峰隆起的高原。

敞开话题，言及我们的华夏文明，则尤其是这样。

华夏文明的植根在中国晋南，此处的文明积累尤为厚重，富含华夏文明母体DNA，这已是当代国人的共识。数千载传承不绝的华夏文明，不是封存在皇皇巨著典籍中的抽象概念，更不是仅仅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的考古文物；它是活着的本固枝荣的参天文明之树，它是滔滔汩汩奔流不息的文明之河。

这样的文明，造就滋养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山西人和晋南人。中国人、山西人和晋南人，深爱我们的母体文明，代代传承、反哺养护。

刘玉栋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位中国山西晋南人。刘先生最早是绛县县委通讯组组长，从写作新闻通讯入手，锻炼了他的文笔；时在20世纪80年代，更赶上了所谓的“文学热”。对于当年的文学热，全面评价有待权威研究者，我认为其最大成就是人的个性的发现与觉醒。刘先生后来在干部升迁的阶梯上节节上进，为官一任，曾经做到县司法局局长的职位。而事实证明，他到底是文字中人，官场职场，不曾消磨掉一位文人的性灵。

像刘玉栋先生这样的情形，就我之所见，决非孤例。中国古来四民是为“士农工商”。读书人，文人士子，多来自耕农的子弟。他们熟读“四书” “五经”，或通过科举途径仕进为官，参与君臣共治天下；或退居乡野，传承经典，教书育人。进退有据，穷通自若；捍卫道统，天下己任。时代发展至今，我们的文化人、读书人，依然在某种意义上葆育着士子情怀、传承着士子精神。

古来圣人化民成俗，布衣百姓日用而不知，文明已成华夏族群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文明，充斥于中华每地每处，存在于生活的每时每刻。质言之，能够理性认知华夏文明、自觉传承葆育华夏文明的，是我们的读书士子，亦即读书人、文化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这是华夏文明的伟大觉醒与复兴。毫无疑问，是扎根广大乡野的众多读书士子共同肩负起了复兴文明、传承文明的大任。

关于中学、西学的体用之辩，学术殿堂热闹纷争不止百年。据说，敦煌学在日本；又据说，中华国学研究的重镇不在中国，而在东洋西洋。就概念化的案头研究、学术论著等等方面而言，或许真是这样的吧。而在中国的广大乡野，上述体用却是一种深刻而广泛的实践。我们的晋南文明、河东文化，如何之厚重、怎样的深广，百年来受到怎样的破坏、当今时代又该如何葆育传承，不关什么东洋西洋评头论足，这实在是中国山西晋南人的事儿。放言之，乃是我们晋南文化人的职责。

刘玉栋先生，沾风气之先、得地利之便，率先觉醒、勇于担当，历年写出了众多有关作品，确乎应该得到各方的赞赏。

在华夏文明的养护与传承方面，与刘先生引为同道，所谓“德不孤，必有邻”。

文明的坐标从来都在我们身后。

文化与文明的本质正在于“保守”——保全与守护。

一百多年来，中华文明遭到到大肆破坏、极力诋毁。但华夏文明强韧厚重、不可战胜，呈现出的生命力令人惊叹，壮丽超然。

虽动员一切力量、搬来所有唬人的意识形态，放肆批判不在场的孔子，但老夫子倡导的仁学仁道巍巍乎屹立东方。大地在、山河在，亿万老百姓在，自觉担当的读书人文化人在。历史上的任何暴君与异族入侵者，都没能摧毁华夏文明。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

不揣浅陋，敢为刘玉栋先生的新作写序一章。以上所言，愿与刘先生共勉。

公元2015年11月

岁在乙未冬日

（张石山系我国知名一级作家，《山西文学》原主编。作品有《吕梁英雄传》《摩崖符咒》《血晨》《放鹰》《侦察英雄》《徜徉薄州府》《走马黄河》《一百单八磴》《含玉儿》《老一辈人》《夫妻之间》《血泪草台班》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镢柄韩宝山》《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著有大型系列小说《仇犹遗风录》以及长篇民俗文化专著《洪荒的太息》和长篇自传《商海炼狱》等。其编剧的大型连续剧《兄弟如手足》和红色经典连续剧《吕梁英雄传》曾在全国各电视台热播。）

后记

悠悠岁月如同喧腾的江河，涤荡着泥沙，存留下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珠玑，闪烁在历史的星空。

翻开山西历史，在全国最具影响的莫过于明清时期的晋商。当前，在全国范围内，一提起山西，给人们的印象是晋商善经商、会赚钱。

20世纪60年代，笔者还是孩提，因一位本家四爷刘思亮在横水人民公社当秘书，笔者经常到其工作的深宅大院里玩耍，只知道这里原来是探花府，但“探花”是什么意思，却不得而知。

90年代，笔者在绛县县委工作，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后，大吃一惊。才知道探花府主人的家族不仅仅是绵延数代驰骋中原的巨商，而且是英才辈出的文化钜族，探花府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乙未科科考中摘取一甲三名“探花”乔晋芳的府邸。

科举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自隋朝始至清朝末，在长达一千四百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五百五十七名状元，名列“探花”不算什么特别的殊荣。而对山西来讲，其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自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逮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长达三百零三年的时间里，乔晋芳是第一个跻身“探花”的人，被誉为“两千里内无双士，三百年来第一人”，成为山西一个时代的荣耀。

近年来，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李家大院等晋商宅院旅游景点的火爆及《乔家大院》《白银谷》等影视作品的热播，晋商的敬业、进取、诚信精神，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笔者窃以为，在众多的晋商中，探花府可能不是最富有的，但它所奉行的亦商亦文、以商兴文、以文报国的经营理念，为晋商镶嵌上璀璨的光环，极大地丰富了晋商文化的内涵和品位，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都是其他晋商大院无法与之比拟的，堪称晋商中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

鉴于此，作者内心生发出一种责任和冲动。2004年以降，笔者怀着对历史和先贤的敬畏，拜访晋商乔氏家族后裔、亲戚及相关人士，深入民间收集乔晋芳等人的奇闻逸事及实物，参考《清史》《乔氏族谱》《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闻喜县志》《绛县县志》等史料，用文学的手法，再现了以乔天成为代表的乔氏商家克服重重困难，倾资兴办书院，聘请名师，培养子女成才及探花乔晋芳痴心求学、勤勉做事，为民请命的高风亮节。笔者试图塑造“以商兴文、以文报国”的典型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晋商、认识晋商。

写作期间，作者有幸得到山西省作家协会、晋商文化研究会的鼓励和关注；得到知名作家、原《山西文学》主编张石山、山西文学院副院长张卫平、办公室主任孔令剑等先生的鼎力支持；得到绛县县委书记、县长卫再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士杰、县政协主席李服役、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晓光、荆军武、韩廷海、原县政协主席赵森、田茂忠等领导的极力赞许。绛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崔军太、主任许国荣提供了很好的写作条件。横水镇党委书记赵俊强积极为作者牵线搭桥。绛县文联主席任浩民、绛县作家协会主席王伟栋、绛县文物旅游局局长柴广胜、绛县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李金平、陈建国，以及文友齐好文、刘波、陈东强、任卉、吉安生、郭柏林、郭哲、夏明亮、宋玉秀、申建华、康宝平、周永平、张广瑞、李成基、刘明效等先生积极配合。乔氏后裔乔淑本、乔永科等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横北村支部书记孙联合、村委主任刘兴龙、老支书乔立发、老校长孙长瑞及横北村贾石群、郭小林、任宏志、刘明龙、李海卫、乔俊奇、刘水喜、赵英俊、张小刚、曾铁军，横南村委主任八中朴、张俊翔、八连全、王红军、王雷；横东村委主任卢三虎、赵尉竣、中欧华商（北京）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浩阳等各界贤达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无私资助。可以说，拙作的字里行间凝结着上述人士的智慧和辛劳，在此表示深深地谢意。

因时间和水平有限，作品中的缺憾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见谅。

刘玉栋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