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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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厚厚长长的石墙，随山势的起伏而起伏，逶迤伸向遥远的天际。
经历两千多年的风剥雨蚀，这道巍然森然的长墙，已化为了残垣断壁，被恣肆的荒草所淹没。长墙阻挡过呼啸而至的千军万马，但如今，却抵挡不了农夫脚掌的随意踩踏。耕种者、砍柴者、采药者，不论老少，不论男女，都能从它匍匐于地的消瘦脊梁上轻易跨过。
时间埋葬了多少物事，却没能将一段成形于战国时期的长墙，彻底吞咽。
应验了《三国演义》开端的那句话，中国的历史很难逃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轮回。就像一块布单，时而被人用剪刀裁开，时而被人用针线缝合，如此反复，看起来还算完整的布单，其实早已成了拼凑物。不过，借用民间的话语，亲兄弟即使“打断骨头也连着筋”，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中华版图始终没有分崩离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坐落于陕西省南端的平利县长安镇的一道长墙，一道关口，见证了一段遥远的历史。这段历史，现在解读起来，依然能隐隐透出其浓郁的血腥味。当地处渭河流域的秦国，在野心的驱使下，精兵习武，日益强壮之时，沉湎于作词吟赋的楚国，却在米酒的作用下，呈现出了神思恍惚之态。武夫与书生的较量，砖石与笔杆子的磕碰，暂时获胜的，无疑皆是前者。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比砖石更为坚硬的大有其物，比如榔头与铁锤。强大的秦国虽然觊觎着比自己体格瘦小的楚国，却难以做到高枕无忧。秦国贪得无厌，虎视眈眈，然而目光却不能专注于前方，对身后之患不管不顾。秦国欲吞并六国，须心无旁骛，不能腹背同时受敌。于是在出征六国之前，秦国急需解决的心头之患，就是阻止塞外游牧兵马的滋扰。游牧部落本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凭借着凛冽铁蹄与莽夫之勇，屡屡越过边界冒犯秦国，令秦国朝野为之深深皱眉。秦国的箭矢，无法抗衡从北方呼啸而来的明晃晃的马刀，便想出了一个笨招，那就是构筑一道长墙，将自己和游牧部落予以隔绝。于是，在华夏的大地上，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道墙。这道墙，经历朝历代的反复夯土加砖，不但无比绵长，而且异常坚固。长墙的名字叫长城，但实际上，长城名不副实，因为它唯有墙，没有城。
铺垫长城根基的，是层叠的尸骨；凝结长城砖缝的，是无数的泪滴。多少个孟姜女滴血的哭声，在岁月的荒野里飘荡；多少个肝肠寸断的寡妇，死在了寻夫的路途。一项被后人视为杰作的浩大工程，掩盖了多少幕人间悲戏。
门的功能是畅通，墙的功能是阻隔。幻想着用墙来阻隔强敌的侵袭．哪怕在冷兵器时代，也只是缓兵之计。秦国开创了造墙的历史，在当时没有被当作笑柄，却被视为安邦之良策，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当秦国的苦役们在长鞭的脆响中扛着石头汗流浃背时，楚国的劳工也被驱赶向秦楚的边境地带，垫土打夯，背砖扛石，开始了一道千里之墙的修筑。秦国视楚国为盘中餐，楚国视秦国为中山狼。秦国修长城是为了防范游牧匈奴，而楚国筑长城是为了抵挡秦国。弱肉强食的生物链条，在国与国的政治角逐中，跃然毕现。
楚国是书香之地，早在春秋时期，楚文化的轮廓已经显现。楚文化孕育了诗界巨子屈原，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生长环境和表达环境。悲观主义的诗人，哀叹不息，对时政冷嘲热讽，却依然能获得楚王的青睐与民众的爱戴。楚国亡国之际，屈原投江自尽，用生命的背影给世间留下了最后一曲绝唱。这等以身殉国的壮烈，非心血来潮，也非出于诗人多愁善感的天性，而是因爱而滋生的深刻绝望。诗人发自肺腑地热爱着楚国，热爱着楚王，热爱着楚文化，当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都因秦国的蛮横统统化为乌有时，心灵深处的痛楚，可想而知。按照现在的标准，完全可以给屈原戴一顶反对国家统一的帽子。但奇特之处在于．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屈原当作爱国的典范来讴歌和敬奉。屈原的确爱国．但他爱的只是时为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楚国，对行将就木的周王朝，未必那么忠心耿耿。秦朝崛起于周礼的诞生地，却弃仁义而择武力，企图靠淫威来号令天下。相比之下，楚国受周礼的熏陶更为彻底，楚文化其实就是从周文化之树上长出的一根枝条，这根枝条，其浓浓之荫，给树下的乘凉者，营造出了一片适宜于呼吸的小环境。小环境哺育出了大诗人，大诗人羔羊跪乳，他对这片小环境的情感，血浓于水。屈原独爱楚国，是因为楚国允许他发牢骚，允许他畅所欲言。楚国不禁言，不封口，这大概是屈原对楚国情有独钟的原因。屈原投河，是对暴政的抗议。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注解着西方思想家的话语：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