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集（杂文卷）》由鲁迅研究专家编订，编者金隐铭以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上海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为底本，参照鲁迅现存手稿和其他版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

杂文是鲁迅创造的一种新型文体。这种文体既吸收了英国随笔（Essay）篇幅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散文“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其杂感和短评，是鲁迅杂文的骨干。

鲁迅杂文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典范。

《鲁迅作品集（杂文卷）》收入鲁迅先生（1881－1936）的杂文二百余篇，分上下卷。上卷《人海杂言》收入《而已集》以前的杂文，下卷《荆天丛笔》收入《三闲集》以后的杂文。卷名原为鲁迅拟定。

本编所收诸篇均为“狭义的杂文”，即杂感和短评。内容顾及了鲁迅生平活动的各个历史阶段，以及鲁迅经历的历次重要论争，同时兼顾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基本上做到了“名篇不漏收”。

上卷·人海杂言

下卷·荆天丛笔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竞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人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竞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P8－9

本书收入鲁迅杂文二百余篇，分为上下两卷。由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金隐铭先生编订。上卷基本上选收《而已集》以前的杂文，名为《人海杂言》；下卷收入《三闲集》以后的杂文，名为《荆天丛笔》。书名原为鲁迅拟定，见诸鲁迅遗稿中的《手定著述目录·其一》。为使这本书成为鲁迅散文众多版本中最为准确的一种，选编者以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上海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为底本，参照鲁迅现存手稿和其他版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

鲁迅作品中所说的“杂文，有广义、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杂文，指不同文体的杂集，即所谓“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起，于是就成了‘杂’”。所以鲁迅杂文集中，收录了一些广告、书信、启事、声明、书目、碑‘文、墓志、诗歌、文言论文乃至翻译作品。狭义的杂文，指杂感或短评。这一类型的文章，是鲁迅杂文集中的骨干，或称之为正宗杂文。这种狭义的杂文，是一种侧重于议论性的散文体裁，它虽然以议论为主，却有机地融合了文学诸因素，包括感情色彩、诗的境界、类型形象和美的文字等。简而言之，它是诗与政论的融合，是史笔与诗情的结晶，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有机结合，是战士和诗人一致的产物。本选集所收诸篇均为“狭义的杂文”。内容顾及鲁迅生平活动的各个历史阶段，以及鲁迅经历的历次重要论争，同时又兼顾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基本上做到了“名篇不漏收”。但鲁迅个别杂文，如《我们不再受骗了》、《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虽系名篇，因为涉及的历史背景和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从鉴赏角度考虑，未予收录，特此说明。

杂文是鲁迅创造的一种新型文体。这种文体既吸收了英国随笔（Essay）篇幅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散文“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即之成为适合于鲁迅战士本色和中国社会迫切需求的战斗文体，给封闭僵滞的中国旧文坛带来了活力与生机。

五四时期，鲁迅的杂文大多围绕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展开。他对科学与民主的张扬，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批判，集中体现了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多变。鲁迅置身于反击国民党政权文化征伐的前哨——上海，既面临着正面之敌，也经历了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论争，他杂文的主题也因之具有更为广阔的现实针对性。

由于鲁迅把历史批评和社会批评带进艺术创作的领域，也就是把艺术带进了思想斗争的领域，这就使得鲁迅杂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鲜明的倾向性。鲁迅杂文的这种思想特征，使得它为社会上或一部分人喜闻乐见的同时，也必然为另一部分人反感和排斥。只要社会上还存在不同利益的集团，它就不可能受到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众口一词的赞誉。所以，鲁迅杂文不能受到普遍认同，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丝毫也不值得奇怪。

那些贬低鲁迅杂文价值的人，有一个普遍性的论点，那就是认为鲁迅杂文是骂人的东西。“现代评论派”的陈源先生形容鲁迅，说他骂起人来，跳在半空中，因此这种骂人的文章不能算作文学作品，只能代表鲁迅创作力的衰竭。他们甚至悲天悯人地说，鲁迅如果不把时间耗费在杂文写作方面，也许可以成为托尔斯泰，成为福楼拜。鲁迅对于这种指责并不在意。他说：“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华盖集·题记》）

那么鲁迅的杂文究竟骂人没有呢？可以说骂了。比如，在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和屠杀爱国民众时，他就骂过那些自以为站在超然公正立场，实际上是替军阀帮忙的人是“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血还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舐一点油汁，拉一点蝇矢，嗡嗡叫的“苍蝇”。但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四点：第一，鲁迅一般骂的是可骂之人的该骂之处，今天看来大体上没有骂错。第二，鲁迅骂的并非个人，而是某一社会类型，一种丑恶现象的标本。比如落水狗，并不是专指段祺瑞或章士钊个人，而是形神俱备地再现了暂时遭到挫败而伺机卷土重来的敌人的丑态。第三，中国自先秦以来，写文章常“不免于骂”。号称“亚圣”的孟子，就骂过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鲁迅不赞成“辱骂”与“恐吓”，但他却赞成“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他从不对被骂对象的外在形体加以丑化，而是抨击、剖析，从政治、道德、精神方面给论敌以最本质的揭露。第四，鲁迅的杂文绝不是只有骂、只有恨、只有愤世嫉俗，而是爱与憎、冷与热的辩证统一。即使在冷峻的分析里，也跃动着他对人民和一切美好事物的一颗爱心。所以，鲁迅杂文中的骂，其实就是鲁迅杂文的否定性、批评性、攻击性、论战性。这也正体现了鲁迅思想的鲜明特色。

毋庸讳言，在鲁迅的论争之作中，并非每一句话，对第一个人物的评价和对每一个问题的判断都绝对正确，甚至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难免偶有失误之处。但总体看来，鲁迅的战斗方向跟中国近现代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向是相一致的。鲁迅杂文中观点的广泛性与深刻性，也超越了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正如鲁迅对太炎先生的评价一样，终鲁迅一生，其最大业绩也正是这些论战性的文字。

现代出版社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