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被生日”和母亲的诗教
我1929年出生在福建福州城内三坊七巷之一郎官巷。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记载出生月日为3月27日，换算成农历为民国己巳年二月十七日，实际上是农历二月十八日，因小时母亲曾对我说，生我后一天便是观音菩萨生日。上学前年幼无知，上学后，知道同学都有个生日快乐的活动，于是我问母亲，母亲说：“观音生日前一天就是你的生日。”那观音菩萨生日在哪一天?母亲说，观世音菩萨有三个生日。一是农历二月十九，二是农历六月十九，三是农历九月十九。观音菩萨为什么有三个生日呢?母亲虽然不是佛教徒，但她和中国许多家庭妇女深受佛教的影响一样，她对有关佛教的常识也有所了解，于是她给我解释：
农历二月十九是为人的生日，这叫诞辰。这天她成了三公主；
农历六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证得果位，真正“成道”的日子；
农历九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出家的日子。
一般说来在观音生日那一天，善男信女会结伴到观音殿去烧香，顶礼膜拜。那年已是四十三岁的母亲，算是高龄产妇，那年正月元宵节过后，一直肚疼，像是处于临产前夕，她“茹素”即忌荤食素。在观音像前摆起供品，烧香礼拜。那天是农历二月十七。第二天母亲顺产，生下了我。
观音诞辰是二月十九，换算公历，应为3月28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户口登记时，户籍部门农历换算公历时，错了一天，这样，我便“被生日”在3月27日。那时我还未涉足中国近代史研究，没有《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之类的工具书，没有核对。不论后来的出国护照，还是社会保障卡，都根据户籍所载“3月27日”，更改手续麻烦，便因错就错，延误至今。
母亲生我之前，已生八个哥哥、七个姐姐(不包括天殇)，所以家中人都叫我“依九”。
绛地在山西，父亲曾给我取字“晋卿”，我觉得官气太重，不喜欢，于是父亲又给我改了字号，因为祖父宝瑄字“墨樵”，说你是墨樵的孙子，可以取字“墨孙”。唐韩愈《毛颖传》：“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陈玄是墨的别称，绛为春秋晋地，为晋国都。绛老本指春秋晋国绛县的老人，后泛指高寿的老年人。所以我觉得名“绛”字“墨孙”，很有意思，我的几个堂兄，如“岱孙”、“矩孙”、“甲孙”，也多以“孙”取字。后来有时又曾用它的谐音“默荪”作为笔名。用父亲祖辈的名字作字号，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晚清名臣、船政大臣沈葆桢的父亲名丹林，自己字幼丹，下代依次名丹孙、丹曾、丹元、丹来、丹昆……不过，沈家是长房取名。父亲说我们这个“墨”字就传给幼子吧，给我取字墨孙，我的幼子出生时父亲为他取名“传”，我便给他的字号为“墨曾”。 大约三四岁，母亲便教我唐诗，不是认字，只是朗诵，我睡在母亲的旁边，她读一句，我跟一句，便渐渐琅琅上口。她选的都是一些浅显易懂的绝句，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静夜思》)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西鄙人《哥舒歌》)
至于那些“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万卷书，安得见君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表现热衷功名的劝学励志诗，她从来没有用来教过我，母亲对这些诗词很熟悉，小时就已经背得烂熟，用不着教材；也许对我前面的兄姐都是这样教育的，用不着备课，即时即景而朗诵。
说到山就朗诵：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
说到鸟就朗诵：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说到太阳下山就朗诵：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
说到草就朗诵：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草》)P1-3
《陈绛口述历史》书稿即将付印，出版社要我写篇“后记”，那就长话短说。
2013年1月30日下午，上海文史研究馆沈飞德同志到江南大厦同我讲了口述历史的打算，他说了许多设想，我听后很兴奋，认为这是带有抢救性质，很有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的文史工作。沈飞德见我有共识，便要我认领一位馆员口述历史的整理工作。我当时也有编稿在手，觉得有所为难。但是，考虑到身为馆员，对文史馆交办的任务不得迟疑。当时选择《陈绛口述历史》的整理工作，主要缘于沟通之便，我与陈老是同乡(福建人)、同学(复旦)，又是同馆员。我费了两个多月时间搜集了有关陈老的材料，作了概貌的了解。沈飞德同志对此甚为重视，4月12日上午，他陪我前往陈老住所一起开始采访。紧接着，我对陈老的著述和片断回忆文章作了一番梳理，列了他个人经历、事业、交往和见闻中的重点与亮点，归为三十六个专题，让陈老就此深入回忆。随后，利用星期假日在陈老方便时前往采访，每次访谈集中两三个专题，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每成稿两三个专题即送陈老审读。
我们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2014年1月3日下午，上海文史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举行了馆员口述历史编撰工作会议。会议将我的撰写大纲印发给与会代表讨论，与会者认为《陈绛口述历史》提纲符合口述历史中心编委会的编撰思想，体现了以“我”为本，符合讲述“我本人”、“我的先辈”、“我交往人的人”和“我见闻的人的活动”的要求。设想是美好的，可是到了成稿时又有相当的距离，而且进展很慢。这里有口述者和整理人双方互动的原因。就口述者而言，陈老非常低调，文中有关褒扬性的评语，如“创新勇气”、“治学之道”、“钻研精神”等统统被删去了，原因是说“做得不够”，这正是陈老先生的谦逊。我希望他讲讲故事，陈老却说，我一辈子埋首学术，平凡平淡，没有什么惊世之事。所涉事件不肯多讲，就“遇上潘汉年案”一节，在采访时反复问及有无牵累，他总是说没有。直至第五次采访才说出专案组把他的“日记”继而将“家书”抄去，由此引起恐惧，害怕小孩受惊又将两个小孩送乡下去避匿。《为小说<上海的早晨>提供素材》一节，也是多次采访所成。所以陈绛的口述历史是我边记录整理，他边审读边补充，因为有关人和事又进一步勾起了对往事的联想和回忆，于是不断在文中作了许多补充。由此，文章越写越长。
同时，陈老治学极为严谨。当整理文章送他审时，一审再审，涉及人事，慎之又慎，生怕偏颇而失实，斟酌检点，反复修改。他总觉得口讲与笔写有差异，前者疏松，后者严密。于是在审稿时陈老总是将某些口语化的句子改得严谨些，在人物之后加括号注，注其生卒年或字号，有的还加外文等夹注。他认为这样更加方便读者。陈老对每处引文一一查核原著，他翻箱倒箧寻找原作查证后才放心。书稿对“美国东亚研究中心”与“哈佛一燕京图书馆”表述有偏差，他给我写了三百余字的电子邮件予以解释。文中说陈老夫人“在学校偷安无事”，我改之为“在学校平安无事”，陈老不同意改，他说，“文革”中乱哄哄，又在停课中，何来平安?他坚持用“偷安无事”。带有文学色彩成语多被删改，如改“乐滋滋”为“得以安慰”，改“兴高采烈”为“高兴”等等，陈老认为这样平实。文中有“展开了激烈的评挤运动”句子，编辑提出了责疑，认为是“评级”之误。陈老为“挤”一字求证，特地拄着拐杖去上海图书馆寻找出处，在《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9页，核实是“评挤”并复印一份给我。其严谨精神实在感人。
接受选题之初，我主张口述史与回忆录应有所区别，口述史应是口述者家世、个人经历、事业、交往和见闻中的细节和亮点，但要避免面面俱到。馆长和中心的负责人也同意我的意见，特别是不应“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我在开列写作大纲时立意以专题表述，不追求“全面周到”。陈老的看法却有所不同，他认为“不全面就会片面了解，就会造成漏洞和不真实”，于是在后来的四稿五稿，陈老又添加了不少内容，有的在行文加括号说明，虽然有些离题，但了解陈老的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当年的环境有所参考。可以说，从体例到内容，我们不断深入交流、互动，逐渐趋于共识，最后形成此稿。
《陈绛口述史》是最早启动的，算是第一个落笔的，至今将近进行了三年时间，先后登门采访二十三次，其中在医院采访四次，电话和电子邮件无数次，几易其稿，仅陈老先生审读打印稿，审改了五遍。确实进行了一番艰辛的劳作。时间精力花费了不少，从中我也学习了许多，陈老的为人之道和治学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在断断续续的采访中，这位具有儒雅气质的学长连说了几个“无”字：“无欲则刚”、“无有旁骛”、“无二法门”、“无有一私”等，这不是文字游戏，确实反映了他的谦逊和质朴。《道德经》有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意谓，最好的音乐是没有声音，最大的形象是没有形象。笔者从中更感到意义之厚重，它正渗透着陈老先生的学术人生之灵魂。我领悟并概括其思想：“无欲则刚”，彰显了他一种学术创新勇气；“无有旁鹜”，专致学术，展现了他一种特立独行的治学之道；“无二法门”，甘于清苦，体现他一种学术钻研精神；“无有一私”，乐于笔耕，昭示他一种学术献身精神。为此，有感于陈老先生的学术人生，又撰写一篇短文。这正是我整理《陈绛口述历史》的心得体会，也作为《陈绛口述历史》的被删部分的弥补。上海文史研究馆原馆长沈祖炜、副馆长沈飞德以及上海书店出版社完颜绍元、沈佳茹分别审读了书稿，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周峥嵘协力帮助，郁陈琳从复旦大学图书馆搜集并下载陈老部分论文、郭剑华帮助两次录像，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l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郭志坤编著的《陈绛口述历史（精）》是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经济史学会原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绛对家世、人生、师友、事业的回顾。从知情者的角度，对市委统战部罹为“潘汉年案”重灾区、“黄逸峰压制批评”、“红皮书”批判改写、“周而复出访违纪”、顾准著述出版波折等许多事件提供了外人鲜知的情况；以当事者的亲历，为《上海的早晨》创作经过、盛宣怀档案整理、中困家谱整理、赫德日记翻译、《近代中同》创办、《辞海》编修等当代学术文化重要项目的记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亲炙者的感受或目击者的眼光，为董慧、许涤新、黄逸峰、丁日初、蒋立（姜铎）等前辈留下了生动翔丈的风范写照；以“末代帝师”后人身份，追叙六子科甲的家世，体验谦恭处世的家风，记载伯叔姑母的嘉言懿行，俱为“螺洲陈”研究提供了权威性参考材料。
郭志坤编著的《陈绛口述历史（精）》为著名历史学家、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绛对自己求学、工作、研究、著书立说的生活事业的回顾。大致可以分为青少年时期的求学、进入学界、从事编撰和翻译、出版一批在学界颇具分量的著作等几个阶段。其中穿插高分考入圣约翰大学，担任《辞海》分科主编，刊发《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翻译《李鸿章评传》、《基度山恩仇记》等著作，讲述“为民方身轻”家训的教诲等故事，内容精来，叙述生动，使读者感受其钟情学术研究、秉持传统的情怀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