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书信（典藏版）（精）》一书是著名曾国藩研究者唐浩明对曾国藩书信的评点，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系列之一。曾国藩流传于世的书信众多，作者从中遴选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曾氏书信，进行了细致的点评，让读者从字里行间体会到曾国藩的当时的感受。该书适合广大读者做修身养性读物阅读。

由唐浩明所著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书信（典藏版）（精）》一书是对《曾国藩书信》的典藏版点评著作。

001．行仁义于天下与立不悖之言

 致刘蓉道光二十三年

 答刘蓉道光二十五年

002．做官的诀窍：忍耐

 答黄廷瓒道光二十六年

003．书生的血诚遭胥吏唾弃

 复胡大任成丰元年

004．为何不奉旨出山

 致欧阳秉铨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005．不要钱不怕死

 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成丰三年正月

006．救世唯仗忠愤耿耿者

 复彭申甫成丰三年正月

007．盼早曰会后共纾桑梓艰危

 复胡林翼咸丰三年正月

008．意气风发的团练大臣

 复欧阳兆熊成丰三年二月

009．为江忠源募勇万人

 与江忠源成丰三年八月三十日

010．向老师汇报一年来的诸多要务

 与吴文镕咸丰三年九月初六日

011．长沙城内兵勇内斗

 与张亮基咸丰三年重阳目

012．人才招聘书的范文

 招某绅耆书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013．背相很重要

 与彭洋中成丰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亥刻

014．锋芒毕露王璞山

 与王錱成丰三年十月初八日三更

015．花九十多两银子可以买个从九品

 复骆秉章成丰三年十一月初五日亥刻

016．希望李鸿章帮助江忠源

 与李鸿章成丰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017．对李元度的三不忘

 与李元度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

018．不用霸术用正大

 致李续宾李续宜成丰八年七月十五日

019．必须实权在握才能办事

 致胡林翼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20．吴嘉宾非办事之才乃著述之才

 加陈源豫片成丰九年二月初十日

021．广信绅民攀留沈葆桢

 复胡林翼戚丰九年四月十五日

022．衡才应不拘一格

 复庄受祺成丰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023．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致吴廷栋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

001．行仁义于天下与立不悖之言

曾氏全集中收有早期于北京寄给刘蓉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其实就是两篇谈文论学的文章。在道光二十五年的信中，曾氏说两年中收到刘蓉的三封信，但未有回信，其原因是“每一伸纸，以为足下意中欲闻不肖之言，不当如是已也，辄复置焉”。由此可见曾氏对给刘蓉的回信的重视。这两封信应当是他的深思熟虑之作。正因为此，历来研究曾氏者，也都看重这两封信，把它作为探讨早期曾氏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三十多岁的曾氏，此刻正是翰林院的官员。道光二十三年，他官居从五品衔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五年，他由正五品衔的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升为从四品衔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尽管还只是一个中级官员，但两年之间获得两次迁升，这说明他的仕途很顺畅，境况很好。这些年来，曾氏又追随唐鉴、倭仁之后，专心致志研习《朱子全书》，并躬行践履切实修身，心灵上也有一番较大的提升。总之，此时的曾氏正是一位春风得意、前途无量的青年京官。

受信人刘蓉，此刻远在湖南湘乡老家。刘蓉比曾氏小五岁。据曾氏年谱记载，二人相识于道光十四年。那时曾氏在岳麓书院读书，刘来书院附学。二人互为欣赏，遂因此结为终生挚友。刘蓉不乐举业，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遵父命考取秀才，一生的功名亦止于此。刘蓉以自身的人格才学赢得曾氏对他的尊敬。曾氏在北京期间，写过不少怀念刘蓉的诗，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道光二十二年写的《怀刘蓉》的五言诗：“我思竞何属？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曾氏称刘为卧龙，把刘抬到诸葛亮的高度，足见他对刘的器重。

通过这两封信，我们看到曾刘所关心的学问话题，以及曾氏本人对此的认识。

第一封信着重探讨的是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曾氏认为，文字为道的载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文章之高低优次，起决定作用是见道之多寡。若所见之道深与博，其为文自然醇厚正大，如孔孟之文，周敦颐、张载等人的著述。

许多大学问家的学问，或深但不够博，或博却不够深。鉴于此，曾氏要求自己对学问的研究是既要博又要深，尽管这样做有以蚊负山的难度，但要为之努力。

信的最后，曾氏谈到，既然文字是道的载体，文字本身也就同样的重要，决不可忽视。对于学术界的汉、宋之争，他不愿参与；对于崇道贬文之说，他更不愿随声附和。

在第二封信里，曾氏与刘蓉探讨了两个大问题。一为执中。天地之道皆有两端，如阴阳，如刚柔，如仁义。世人当执其中，“中则治，偏则乱”。二为格物致知。天下万物既理出一源，又纷然而殊，而人之心所知有限，故须格物以致知。曾氏不赞成王守仁的“致良知而已”之说。曾氏向好友表明自己的志向，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修好自身，做妻子儿女的榜样，做宗族乡党的楷模。

这两封信，为我们认识早年曾氏，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一、作为一个翰林院的官员，曾氏有在著书立说上做一番大事业的抱负。二、曾氏更宏伟的抱负是要做一个“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的大政治家。

志向高远且仕途顺利的曾氏，在自己很信任的挚友面前，将这两个抱负，坦率且颇具信心地倾泻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京官形象。

致刘蓉道光二十三年

去岁辱惠书，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而于仆多宽假之词，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指，良厚良厚！盖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P001-003）

搭建广泛人脉的桥梁

岳麓书社修订版《曾国藩全集》共三十一册，其中书信有十二册，可见书信在曾氏传世文字中的分量。曾氏的书信分两大类。一大类是给家人的。这就是百余年来风行海内的曾氏家书。它集中展示了曾氏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对学人的研究，还是对世人的实用，始终都是一部经典之作。另一大类是给外人的，收入全集的有八千多封。曾氏发出的信函肯定不止于这个数目，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了。受信人的范围很广泛，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为私交深厚的朋友、心腹，一为京师时期关系较为密切的友人、同事，一为湘籍旧雨，一为湘军部属，一为并无交往的仰慕者、献纳者、投奔者，一为因公事而必须联系的官场人士等等。

这些书信中所涉及的内容，或大或小，或重或轻，或深或浅；有的则纯为应酬，在当时自有它的作用，搁在今天已是毫无内容可言。笔者立足于当代读者对曾氏本人以及那个时代所怀有的兴趣点，选择一百三十六封书信，并予以一一评点。

这些书信，向我们传递了什么呢？

首先，曾氏的这些书信与家书一样，展示了曾氏的精神世界、价值理念。比如早期在给刘蓉的论学信里，他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人生志向：一是行仁义于天下，二是立不悖之言，也就是“三立”中的立德与立言。办团练之初，他在致湖南各界的公开信中打出“不要钱不怕死”的旗号，既是自己对社会的宣言与承诺，也为日后的湘军运动立下规矩。

其次，这些信件为湘军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咸丰三年下半年，曾氏在衡州府将千人大团火速扩建为水陆万人长夫八千号称两万的湘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对于早期湘军的研究，这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

咸丰三年八月三十日，身在衡州府的曾氏给江忠源写了一封信。信上说：“阁下前在九江奏片有云‘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誓灭此贼’等语，今募勇三千，仆已于六月办齐发往矣。至于添兵六千，则鄙意以为不如概行添勇……鄙意欲再募勇六干，合成万人，概交阁下为扫荡澄清之具。”原来，曾氏在衡州府大量募集的勇丁，是准备给江忠源的，自己并没有做统帅的准备。江忠源那时已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湖北按察使，正充当前线作战的带兵将领。如此，曾氏在衡州的招兵买马就自然是合法的。只是因为年底江忠源战死，曾氏才在次年正月亲自统兵北上。这样看来，曾氏成为湘军统帅，实为时势所逼，并非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当然，曾氏素有大志，他也可能早就暗存统帅之心，只是不便在公开场合说罢了。

又如我们从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咸丰十年五月初七日曾氏给胡林翼的两封信里，可以看出当年湘军高层对权力认识的透彻程度。前一封信，曾氏告诉胡林翼：地方实权对带兵将领太重要。后一封信，曾氏充分肯定胡林翼所传授的“包揽把持”的秘方。曾胡都是书生又不是书生，湘军正是在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才得以成事。

此外，这些书信还有助于我们多侧面多维度地去认识那个时代。比如，南京打下后曾氏为何要急忙修复贡院开科取士？他在执掌兵权后为何变得格外谨慎？同治四年后的捻战，曾氏为何不能取胜？等等。本书所选的有关书信都保存着寻觅这些答案的蛛丝马迹。

还有，曾氏与郭嵩焘兄弟私下议论当时的国之大佬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等人，指责他们不白不黑、不痛不痒，阴排善类。曾氏对僧格林沁也颇有微词：“虑其不终。”(五年后，僧格林沁果然死于捻军之手)。在与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信中，曾氏直言“豫中巨患在于官民相仇”。在与郭嵩焘的信中感叹言路苛责君子，在给丁日昌、李鸿章等人的信中更是直揭朝廷的腐败。如此等等，都为我们认识晚清政局提供了真实确凿的例证。

当然，这些只是曾氏书信带给今天读者的阅读收获。至于当时的曾氏，他的书信中的绝大部分，都不过是搭建广泛人脉的桥梁。他要依靠这种广泛的人脉，来为他构筑人生与事业的高楼大厦。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可能会有两个问题要提出：一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为大众服务的邮政行业，曾氏早期的信件是如何传递的？二是办湘军后的曾氏日理万机，他还有没有亲手写出的信？

就笔者所知，早期曾氏包括家书在内的信件，都是利用官员的特权，通过官邮的途径传递，即借助地方官府向朝廷投递公文的机会，托公差顺便夹带。当然，这些公差也会从中得到私人好处。至于后期的曾氏，事情既多，发出的信函也多，自然不可能每封信都亲笔写，但还是有亲笔书写的信件。比如家信，他必定封封亲为，即使是写给在前线打仗的九弟，尽管谈的都是公事，他亦不假手幕僚。此外，给特别心腹的信，他亦手书；次一点的，则主要部分由幕僚写，自己再添一两张纸，以示亲密。同治五年二月初五日，他在给李昭庆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国藩与令兄少泉往还信，均系亲笔行草。与令长兄筱泉信，多系幕僚所书，而亲加一二纸。”

当今时代，莫说曾氏这等大忙人，即使事情不多的普通百姓，也都难得亲自提笔写信了。让中国人倍感温馨弥足珍贵的先人手泽，很可能不久后将会绝迹。这是人类文明之幸，还是不幸？

乙未初夏于长沙静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