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是二战期间阿尔贝·加缪在地下活动时写作和发表的反暴力文章，是加缪人道主义精神的最直接体现。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的另外几部散文集和思想评论文集，包括《时政评论一集》、《时政评论二集》、《夏》、《时政评论三集》、《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在瑞典的演讲》、《评论文章》。

最后是《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

《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主要收录了阿尔贝·加缪的散文作品及评论文章，包括《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时政评论一集》、《时政评论二集》、《夏》、《时政评论三集》、《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在瑞典的演讲》等。在文章中，加缪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

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

 意大利文版前言

 第一封信（1943.7）

 第二封信（1943.12）

 第三封信（1944.4）

 第四封信（1944.7）

时政评论一集

 前言

 巴黎的解放

 批评的报业

 道德与政治

 肉体

 悲观主义和

 两年以后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

 对埃马努埃尔·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的两次回答

 无宗教信仰者与基督徒

 三次访谈录

 为什么是西班牙？

 自由的见证人

时政评论二集

 前言

 正义与仇恨

 关于反抗问题的通信

 创作与自由

夏

 人身牛头怪

 扁桃树

 地狱中的普罗米修斯

 没有历史的城市小引

 流放海伦

 谜语

 重返蒂帕札

 大海就在眼前

时政评论三集

 前言

 苦难的卡比利

 阿尔及利亚的危机

 致一位阿尔及利亚活动家的信

 四分五裂的阿尔及利亚

 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全民休战的呼吁

 梅宗瑟尔案件

 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形势

关于断头台的思考

 关于断头台的思考

在瑞典的演讲

 1957年12月10日的演讲

 1957年12月14日在报告会上的演讲

评论文章

 为尚弗尔《箴言集》一书写的引言

 为路易·纪尤的小说《平民之家》写的前言

 相遇安德烈·纪德

 监狱中的艺术家

 罗歇·马丹·杜·加尔

 关于让·格勒尼埃的《岛》

 勒内·夏尔

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 李玉民 编译

再版后记

第一封信（1943.7）

您曾对我说：“我国的是无价的。的国家一切都好。而在一个任何事物均没什么意义的世界上，那些像我们这样有幸被自己祖国的命运赋予某种意义的年轻的德国人，应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我曾经爱您，但正是在这点上，我已经与您分道扬镳了。“不，”我对您说过，“我不认为，为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可以奴役一切。有些理由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我要既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又热爱正义。我不愿为使自己的国家而毫无顾忌，不论这种属于血统的还是虚幻的。我愿我的国家与正义同在。”您曾告诉过我：“得了，您不爱您的国家。”

此事已过去了五年，自那时以来我们已分道扬镳，而我可以说，在这漫长的岁月（对您来说却是如此短暂、如此神速！）中没有一天我的脑海中不想起您这句话：“您不爱您的国家！”今天当我想起这话时，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哽咽在喉咙中一样。是的，如果说揭露我们的所爱中的不公就是不爱，要求我们所爱的人应与他的美好形象相一致就是不爱，那么我就是不曾爱过。五年前，在法国有很多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而且，他们中的几人已在德国的重压下找到了归宿。而这些，根据您的看法，就是不爱自己国家的人，他们为自己国家所做的是您为您的国家永远也做不到的，即使您曾有可能一百次为您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开始时只会战败，这正是他们的英雄主义之所在。而我在这儿谈的是两种，下面我还会向您解释清楚某个矛盾的情况。

如果可能我们很快会再见面，不过那时我们的友谊将会完结。你们将会彻底失败，而你们将不会为你们过去的胜利而羞耻，只不过更多的是有气无力地表示遗憾而已。今天，在精神上我仍然接近您——（尽管您认为我是）您的敌人。是的，但某种程度上也是您的朋友，因为我在这里向您敞开了我的思想。明天，这一切将会结束。你们的胜利未能开创的事业，将由你们的失败而为之画上句号。但至少在我们体验冷漠之前，我愿将我的一个明确看法告诉您，无论和平还是战争，都不会教会您，使您能了解我的国家的命运。

我愿立即告诉您，是什么样的尊严在推动着我们前进。这也就是对您说，我们所赞许的是怎样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却不是你们所具有的。因为当你们对一直准备做的事和追逐轰轰烈烈更感兴趣、却不重视思考的时候，这算不得什么。相反，当人们明确了解了仇恨和暴力自身是毫无意义后，却仍面对苦难和死亡时则意义重大。当人们一面蔑视战争一面却在战斗，一面满怀着对幸福的希望一面又甘愿承担丧失一切的后果，一面憧憬着更高的文明一面又承受着毁灭时，这才是宝贵的。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强过你们，因为我们必须克制自己。你们不论在心中还是在精神上均不曾有过任何必须战胜的东西。我们曾有两个敌人，而用武器战胜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这就像你们一样，什么也不曾支配过，你们是不满足的。

我们曾支配过很多，这也许是为了对欲望的追求。那时我们也像你们一样，因为在我们身上总有某种东西，使我们放任自己的本能，蔑视智慧而崇拜效率。我们杰出的美德使我们以厌倦而告终。智慧使我们感到羞愧，而我们有时会想象某种幸运的野蛮行径，那时真理就会唾手可得。不过，在这时治愈起来并不困难：你们来了，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想象力，我们又振奋了起来。要是我相信某种程度上历史的宿命论，我会想到你们会站到我们——智慧的奴隶们的一边来惩罚我们。这样，我们在精神上又获得了新生，我们变得更自在了。

不过，我们还必须战胜对我们的英雄主义所抱的怀疑。我知道，你们认为我们与英雄主义是不沾边的。你们错了。我们信奉英雄主义，同时又对它表示怀疑。我们信奉它是因为十个世纪的历史教会了我们所有高尚的东西。我们怀疑它是因为十个世纪的智慧教会了我们自然的技巧和好处。为了面对你们，我们不得不从远处走来，这是我们落到了整个欧洲后面的原因。正当我们寻求真理的时候，整个欧洲（已变得）一旦需要就投入谎言之中；正当你们扑向我们之时，我们却在一心一意地关注着公理是否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一开始战败的原因。

我们必须摆脱人的情调，摆脱对和平的幻想，那曾是我们牢固的信念，那信念是任何胜利所不能补偿的，因为对人的毁伤是无法弥补的。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对爱的理解、希望和理智，也不得不放弃我们过去在打任何战争时所怀有的仇恨。为了对您说认为您能理解的言语，这言辞出自您愿与之握手的我，我们必须把我们对友谊的激情放到一边。

现在已经做到了。我们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子，迟延了很久。这是对真理的顾忌，对心中友谊的顾忌使智者绕的圈子。这是捍卫正义、使敢于提出疑问的人们获得真理所需要走的弯路。毫无疑问，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是在屈辱和沉默中，在痛苦，在监禁，在清晨被处决时，在被遗弃，在分离，在饥饿的日子里，眼看着饥寒交迫的儿童，而且更有甚者，是在被迫悔罪之中付出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在有条不紊中进行的。整个这段时间我们都得去观察，看看我们是否有权利去杀人，是否允许给这极其悲惨的世界再加上几分痛苦。而正是这曾失去而又追回来的时光，这曾忍受又摆脱了的失败，这些付出了鲜血的代价给了我们这些法国人今天思考的权利。我们双手干干净净地走进这场战争，这是受害者和满怀信心的人的纯洁；我们的双手又会干干净净地走出战争，而这次是反对非正义和我们自己而取得胜利的纯洁。

因为我们将是胜利者，你们对此也已不再怀疑。不过，我们的胜利是来自失败本身，来自漫长的使我们找回理智的道路，来自让我们饱受非正义而我们又从中吸取了教训的痛苦。我们从中找到了获取胜利的秘密，只要我们不丧失这一秘密，我们将肯定会取得终的胜利。我们从中懂得了，与我们过去有时的认识相反，精神根本无法与刀剑对抗，但精神加上利剑则会永远胜过剑拔弩张的武器。这就是在肯定我们具有精神的力量之后现在为什么我们也会拿起刀剑的原因。为此，我们必须面对死亡和冒着死亡的威胁。我们看见一位清晨走向绞架的工人，走在监狱的走廊里，从同伴们的牢门前一一走过，激励着他们要拿出勇气来。后，为了得到精神，我们还必须忍受肉体的痛苦。为了拥有就必须先得付出。我们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还将付出。但我们得到了信心、理智和正义：你们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

我从未相信过真理本身有多大的力量。但知道在同等情况下真理会胜过谎言这已经是意义重大了。这种困难的平衡已被我们所掌握，我们今天的战斗也正是建立在对细微思想的理解之上。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正在为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而这种细微思想对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为这种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这是将牺牲与神秘主义，将力量与暴力，将能力与残忍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我们为这种特别细微的思想而战斗，因为这是将真与假，将我们希望的人与你们所崇敬的怯懦的神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

这正是我想要对您说的话，不是在激烈的混战之上，而是在混战之中。这正是我对您所说的，至今还萦绕在我心中的“您不爱您的国家”的回答。但我想明白无误地告诉您：我认为，法国已丧失了其强国地位和其长期的统治，它必须长时间艰难地等待，认真反思过去，才能为我们的文化找回少许必需的魅力。但我认为由于纯理性的原因，法国已经丧失了所有这一切。这是我从未失去希望的原因。这就是我此信所有的含义。五年前您曾怜悯的这个对其国家保持着如此缄默的人，正是今天想对您对欧洲和世界上与我们同龄的所有人表达这样想法的人：“我属于一个令人钦佩、不屈不挠的国家，这个国家犯过不少错误，有不少弱点，但它没有丧失造就了它那品格的思想，它的人民，有时还有它的精英们，一直在不断努力寻求更加完美地表达他们的思想的方式。我属于一个四年来在重新塑造自己历史的国家，一个在瓦砾中平静而又满怀信心地准备重新塑造自己，并准备在一场没有的赌博中去迎接挑战的国家。这是一个值得我以苛求的爱去热爱的国家。而我相信，它值得人们为它而战斗，因为它值得人们对它献出崇高的爱。而我要说，您的国家则正相反，它也应得到它的孩子们的爱，但那是一种盲目的爱。并非任何一种爱都是正义的。这正是你们失败的原因。而你们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的同时却已被战败了。正在来临的失败对你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P5－9

《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曾于解放后在法国出版，发行量很少，且从未重印过。我一直反对在国外传播这些信件，其理由下面会谈到。

这是这些信件第一次在法国域外发表，而使我最终决心这样做的是，我有铲除把我们两国分开的荒唐的边界的愿望。

但我不能不作说明就让人重印这些文字。这些书信是我在地下活动时期写作和发表的。其目的是为了多少澄清一点儿我们所从事的盲目的斗争，并由此使这一斗争变得更为有效。这是些即事之作，因而不免会给人留下些许不公正的印象。要是就战败的德国写文章，所用的语言应有所不同。不过，我只想避免产生误会。当信件作者说到“你们”时，这不是指“你们这些德国人”，而是想说“你们这些纳粹分子”。当他说“我们”时，这并不总是在指“我们这些法国人”，而是指“我们这些人，自由的欧洲人”。我反对的是两种态度，而不是两个国家，即使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这两个国家采取了敌对的立场也是如此。用一个不适合我的词，我太爱自己的国家了，但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知道，不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均不会因为这种立场失去什么，而是相反，他们会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开放。但我们与原来设想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欧洲仍然一直四分五裂。因此，若是我让人认为一个法国作家会是唯一一个国家的敌人，那我今天会感到羞愧。我只憎恨刽子手。任何愿意以这种眼光阅读《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的读者，若把这当做是一份反对暴力的文件，就会理解我现在说的了，我不会否认这些信件的任何一个字。

四卷本《加缪全集》出版后，曾于2D03年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现在，开始获得再版重印的机会，现对有关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1999年，我所主编的二十卷《雨果文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由于有此成功的合作，该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又正式聘请我为《加缪全集》的主编，主持全集的编选、翻译、校订与编辑加工的全部工作。我选用了伽利玛的七星丛书本作为文本依据，约邀了法国文学翻译界一些有经验、有业绩的精英参加翻译，基本上以我几十年前在北大西语系的同窗学友为主，如吕永桢、丁世中、李玉民等。在参加者都早巳进入古稀之年的今天，特别是因为其中的好友吕永桢已经不幸作古，过去的这次学术文化合作就成为人生机缘际遇中的一次“绝唱”。

在主编工作中，撰写总序是甚为重要的一大项目。因为学术文化研究一直是我所从事的本职，我长期在译介编选工作中自然形成了自己必须写序，也尽最大可能认真写序的“惯性”。写序者也，首先要吃透客观对象的整个内容，而后作出梳理，进行论析，指出意义与价值。一般的译介工作，不论是引进一种理论、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如果要使之普及化、本土化，作序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一项任务，特别是对于加缪这样一位思想内涵深邃、代表着一种新锐思潮、又与其时代社会进程紧密互动的哲人作家，更是如此。我很是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总算完成了它，总算日后也得到文化学术界朋友的首肯与赞赏。如果说，在成功地完成一件事之后，做事者往往不免会有自得其乐、自我欣赏，甚至自鸣得意之处的话，那么在整个为《加缪全集》工作的过程中，最使我难忘、最使我体验到创造性精神劳动愉悦的，就是为它写作总序，虽然我为校订工作、编务工作以及部分翻译工作也都付出了不少心力。

真正使人深感麻烦，也特别令人感到耗神的事倒是学术文化以外的“商务”。当时，一个学者要做成像《加缪全集》这样一件事，就不得不承当部分这类事务，具体来说，就是涉外版权事务。一方面，外国出版社对如此显要的一部书所要求的版税是相当高的，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在这方面可从来都很不含糊，另一方面，中国出版社则希望尽可能少付版税甚至免付版税以减少出版这样一部非营利性质作品的成本费用。学者、译者夹在中间就很费神费力了。办法倒也有，那便是争取法国外交部一个出版项目传统的资助，由法国外交部替中国出版社向伽利玛代付版权费用。这种资助由来已久，是法国政府为扩大其在国外的文化影响而实行的一项传统的政策。要争取到这一待遇，对中国出版社与承当这项译介任务的班底来说，完全是有资格、够条件的，但要完成这一个程序与好几道手续、事务，却多少有些费事，特别是因为北京与巴黎之间毕竟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为了省事，我请在巴黎的友人沈志明帮助做联系工作，志明君原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法语教师，出国攻读学位，早巳定居巴黎，在法国的文化出版界与商界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还正好与伽利玛出版社特别熟，深得其信任，请他来办理这一项文化商务，算是找到了最为方便的人选。果然，他以外交家与商务家兼有的办事能力与就近住在巴黎的优势条件，行走于法国外交部与伽利玛之间，居中协调，很快就把事情搞定了。最后，伽里玛直接从法国外交部得到一笔优厚补偿，河北教育出版社则省免了一笔版权费用，只需在《加缪全集》的版权页上声明该书为法国外交部的资助项目。为了答谢志明君的友情相助，我觉得仅仅从主编费中分出一部分作为“劳务费”给他还不够意思，便坚决要求出版社在《加缪全集》上破例署名为双主编，即加署沈志明为另一主编，志明君虽力辞亦未能拧过我的坚持。

时至2016年，加缪逝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伽利玛不再拥有加缪作品的版权，这些经典成为全世界出版界可以自由译介出版的公共的精神资源，中文版的《加缪全集》也就无需尽任何涉外义务而得以再版重印，我等也省去了好些涉外商务上的麻烦。在此情况下，虽然我没有理由再要求出版社破例采取非常规的双主编署名，但当年志明君在巴黎的协调与奔走是永远值得我感念的。

柳鸣九

于加缪逝世五十六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