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本书是其所著的一部散文集，共收四部，包括《反与正》、《婚礼集》、《西西弗神话》和《反抗者》。其中，以《西西弗神话》为书名。该作是阿尔贝·加缪对人类荒诞处境的全面揭示和反抗，孤独但悲壮。

书中作者既透彻阐释了世界及生命的荒谬，但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荒谬世界的唯一出路——反抗，像西西弗一样顽强抗争，全心投入，用热情对抗荒谬。

本书是阿尔贝·加缪的一部散文集，包括《反与正》、《婚礼集》、《西西弗神话》、《反抗者》。《西西弗神话》是加缪的代表作之一，文中收集了加缪对于荒诞哲理最深入、最透彻的考察与分析。《反与正》由五篇散文构成，记录了加缪对日常生活的敏锐观察、切身感受和哲理思考，内容多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生活和家人。《婚礼集》由四篇文章组成，记录了作者在阿尔及利亚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中所体味到的生活乐趣。《反抗者》全面阐释加缪反抗思想的理论力作。在书中，加缪提出“我反抗故我在”的论断，其体现出来的精神和勇气，足以与《西西弗神话》前后辉映，足以为加缪“在荒诞中奋起反抗”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反与正

 作者序

 嘲弄

 若有若无之间

 伤心之旅

 热爱生活

 反与正

婚礼集

 提帕萨的婚礼

 贾米拉的风

 阿尔及尔的夏天

 沙漠

西西弗神话

 荒诞推理

 荒诞人

 荒诞创作

反抗者

 引言

 反抗者

 形而上的反抗

 历史上的反抗

 反抗与艺术

 南方思想

两年前，我认识了一位老妇人。她得了一种病，曾自以为快要病死了。她整个右半身陷于瘫痪。在这世界上她只剩下了半个身子，另一半已不痛不痒。她本是个好动、好说话的矮小女人，现在却不得不沉默寡言、静止无为。她孤孤单单度过漫长的一天又一天，既不识字又感觉迟钝，全部生活便归结于上帝。她相信上帝。证据是她有一串念珠、一个铅质基督像和仿大理石圣·约瑟夫像，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估摸这病是治不好的，并且公开这样说，好让别人关心她，同时寄希望于上帝，好歹表示着对上帝的挚爱。

这一天，有人对她表示关心。那是一个年轻人。（他相信这当中有真理，并且也知道这女人将死去，却不关心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他对老妇人的烦闷表示真切的关怀。这是她深深感受到的。这关切对病人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她有声有色地描绘起自己的痛苦来：她已病入膏肓，也该让位给年轻人啦。她感到烦闷吗？那毫无疑问。谁也不跟她说话。她待在自己的一角，像狗一样。真还不如一了百了。她宁愿一死，也不愿成为别人的负担。

她的声音变成吵架一般。那是市场式的、讨价还价式的声音。不过那年轻人能够理解。但他却认为：宁愿成为别人的负担也不要死。可这只证明了一点：就是他自己大概从未成为别人的负担。即使他看见了念珠，便对那老妇人说：“您还可以靠慈悲的上帝呢！”此语不假。但即使是在这一点上，人家还是烦她。如果她祷告的时间即使长了一点儿，如果她的目光盯住什么壁毯花纹，女儿就会唠叨：“她又祈祷啦！”“这关你什么事？”病人回答。“不关我什么，但到底叫人恼火呀！”于是老妇人不再吭声，但满含责备地久久凝视着女儿。

那年轻人听到这一切，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痛苦，好像梗在心头。老妇人还在嘀咕：“等她老了她就明白啦。她也得这样的！”

人们都感到这女人已摆脱一切，除去上帝。她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这最后的麻烦，被迫修身养性，轻而易举地相信这是唯一值得爱的最后财富，并且毫无愧悔地一头扎进对上帝的痴情。但只要重新出现生的希望，上帝也扛不住人的利益。

大家入席就餐。年轻人应邀共进晚餐。老妇人什么也不吃，因为晚餐的食物太油腻。她待在自己的一角，背朝着听她抱怨的那男子。但由于总觉得有人看他，他未能吃好。不过晚餐照样进行。为了尽兴，人们决定去看电影。正在放一部喜剧片。年轻人冒冒失失地接受邀请，竟未想到身后还有一个仍活着的人。

同席客人站起身来，在走开之前先去洗手。显然，那老妇人不去。她在患病之前，由于无知，也看不懂电影。她自称不喜欢看电影，其实是看不懂。于是她待在一角，虚有其表地对每一粒念珠表示很大的兴趣。她把一腔信任都付与这念珠。她保存的三件东西是具体的起点，神奇就从这里开始。从念珠、基督或圣·约瑟夫出发，在它们后面豁然大开的是深深的黑洞，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那里。

大家已准备就绪。人们挨近那老妇人，同她拥抱并祝她晚安。她心里明白，攥紧了手里的念珠。但这姿态既可意味着绝望，也可意味着热诚。人家拥抱了她。只剩下那青年男子。他友好地握了握老人的手，已转过身去。但对方却眼睁睁地看着关心过她的人就要走了。她不愿意孤孤单单。她已感到孤独、长夜难眠以及与上帝毫无结果的交谈多么可怕。她感到恐惧，只有看到那人才能安心。于是，抱着对唯一表示关心她的人依依不舍的心情，她拉着他的手，紧紧相握，笨嘴拙舌地表示感激，算是对此种执著的解释。那年轻人很尴尬，其他那些人已转身请他快点儿。电影九点钟开映，最好早点儿到，免得在售票窗口排队。

他觉得自己处于平生最大的不幸中：要抛开一位残疾的老妇人，好去看电影！他想走开、逃脱，不愿多问，试图把手抽回。约有一秒钟的光景，他恨透了这老太婆，真想使劲给她一记耳光。

他终于能够脱身走开，而那病人从坐椅上欠身，不胜惊恐地眼见唯一可指望的依靠渐行渐远。现在没有任何保护她的东西了。她完全陷入死亡的念头中，也不知道究竟怕什么，只是不想变得孤单。上帝一点儿也没帮她的忙，只是将她从人们手中夺过来，又使她变得孤苦伶仃。她不愿离开人们，因此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

其他的人已走到街上。一种强烈的悔恨折磨着那青年男子。他举目远望透着亮光的窗户，那是寂静无声的屋子毫无生气的一只大眼。那眼闭上了。老妇人的女儿对青年男子说：“她独自一人时总是将灯熄灭。她喜欢待在黑暗里。”

P13－15

本卷所收散文写于1935年和1936年（当时我二十二岁），一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出版，印数很少。这个版本早就绝迹，而我一直不同意重印《反与正》。

我执意如此并无神秘的原因。我对这些文章中的思想一点儿也没有抛弃之意，但总觉得它们的形式笨拙。我身不由己地对艺术怀有一些成见（下文另行说明），因而长期妨碍我考虑再版这些文章。这看上去十分虚荣，倒好像我的其他作品已符合种种要求。难道我还需要说明绝非如此吗？我只是对《反与正》的笨拙比对别的作品更敏感，而对后者我也心知肚明。说明此点的唯一办法是承认前者涉及，并且多少暴露出我最重视的主题。这本小书的文学价值问题解决后，我确实可以承认：对我来说，它的见证价值是很大的。我明确指出是“对我来说”，因为它是在我面前充当见证。它要求我忠实，也只有我知道这忠实的深度和难处。我试着解释其原因。

勃里斯·帕兰常常声称：这本小书包括了我的最佳作品。帕兰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正派的，因此，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凡艺术家都有的那种不耐烦情绪：如果有人妄称他的过去比现在要好的话。不，他之所以弄错，是因为在二十二岁上，除了天才之外，一般人都还不会骂你。但我懂得帕兰想说什么，他是怜悯艺术和怜悯哲学的畏敌。他是想说：在这些笨拙的篇章里比在以后的一切篇章里，有着更多真正的爱。他说得有道理。

这样，每个艺术家都在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源泉，在有生之年滋养着他的言行。当这源泉干涸的时候，作品也就萎缩，甚至破绽百出。这无形的泉流不再浇灌艺术的荒芜之地。这时艺术家的毛发变得稀疏干枯，头顶茅草，成熟得可以缄默无言或被打入沙龙（那同沉默是一回事）。就我来说，我知道自己创作的源泉就在《反与正》之中，在我久久居留过的贫困和光明的天地里；而我留下的记忆至今还使我免遭两种彼此相反的危险，它们威胁着一切艺术家，那就是怨恨和自满。

首先，对我来说，贫困从来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那里散播着瑰宝。连我的反叛也被照耀得光辉灿烂。我想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这反叛几乎始终是为了大家而进行的，是为了使大家的生活能够升向光明。不能断言，我的心灵生来就适于产生这样一类的爱。不过环境帮助了我。为了纠正天生的无动于衷，我置身于贫困与阳光之间。由于贫困，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改造生活，这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改造那个我奉若神明的世界。或许我正是这样走进了如今的事业，天真无邪地踩上一条钢丝，在上面举步维艰地行进，也并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换句话说，我变成了艺术家。几乎可以肯定，没有拒绝和赞同也就没有艺术。

无论如何，那美好的炎热天气伴随我度过童年，使我不会产生任何怨恨。我固然生活在经济拮据之中，但也不无某种享乐。我感到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所需要的就是给它们找到用武之地。贫困并不是这种力量的障碍。在非洲，海洋和阳光不取分文。障碍可以说寓于偏见或愚昧中。在这方面，我曾有过种种机会，发挥一种“西班牙风格”，它巳给我造成不少危害，并且不无道理地被我的朋友和师长让·格勒尼埃所讥讽。我徒劳无益地试图改过，直到领悟到那竟是天性所致。于是最好的办法还是承认自己的傲骨，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如香福尔所指出的那样）给自己规定约束天性的种种信条。然而在扪心自问之后，我可以站出来说，我虽有种种弱点，却从未有过世人最大的通病。我是指嫉妒——这种不折不扣的社会毒瘤和理论学说的毒瘤。

这难得的免疫力不能归功于我，首先得来自于家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因而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妒羡的。这个家庭通过仅有的沉默寡言、含而不露的风格、自然而朴实的骄傲感，虽然不会读书看报，却在当时给了我最高尚的教益，使我至今获益匪浅。何况当时我正忙于感受，哪有时间幻想别的什么。直到现在，当我看到巴黎的豪富如何生活时，在引起我觉得离自己遥远之际，也常产生一种怜悯感。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公正的事，但有一件是永远无人谈及的，就是气候的不公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这种不公正的受益者之一。我从这里听见了那些无情的慈善家们的责难，如果他们看到此文的话。我有意把工人说成富有者，把资产阶级说成贫困者，以便更长久地保持前者受到的可喜的奴役和后者的权势。不，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当贫困与看不见天空，与前途无望的生活相结合（那是我在成年之后，在我们城市可怕的近郊区发现的）时，就铸成了登峰造极的、非常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的确，应当竭尽全力，使这些人摆脱贫困和丑陋的双重屈辱。我生来贫困，呱呱坠地于工人区，但在了解咱们冷冰冰的城市郊区之前，却不知真正的不幸为何物。在大相径庭的天空下，即使阿拉伯人的极端贫困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但只要一见识工业化的郊区，我想人们就会有一种永被玷污的感觉，并且认识到自己也对他们的存在负有责任。

……

既然是在等待，而且很可能是白等，那为什么如今又同意再版呢？首先是因为一些读者找到了说服我的理由。其次是因为在艺术家一生中，到一定时候他要总结过去，接近自己的根源，以便今后坚持下去。今天就是这样的，我无须赘言。既然奋力建立一种语言并复述一些神话故事，如果我最终不能重新写出《反与正》，那我就注定一无成就了，这便是我心中的信念。不过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梦想自己必将成功，在这部作品中仍然着重表现一位母亲难能可贵的沉默寡言以及一名男子如何竭力讨回公道或讨回一种爱，以抵消这沉默。在生活的梦境里，就是这样的人，在死亡之地找到了真理，又得而复失，然后又回到平静的祖国，那里就连死亡也是幸福的沉默。其间他历经战乱、呼喊、对爱情和公正的疯狂追求，最后是揪心的痛苦。还有……是的，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梦想，即使在流亡中也是如此。因为我至少确确实实知道：人的创作不过是借助于艺术，通过漫长的道路，重新发现那两三个淳朴而伟大的形象。而心扉首次敞开就是向着这些形象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二十年的劳动和创作之余，我过日子的同时仍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的创作尚未开始。借此再版的机会，回首写下的处女篇章，我立刻想到要申明的便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