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坊七巷到三牧坊
福州的“三坊七巷”指的是以南后街为主轴，从北而南，西面三片“坊”：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东面七条“巷”：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这是福州老城居民区的核心，基本保留着唐宋遗留下来的坊巷格局和大量明清时期古建筑，被称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是福州人文荟萃的缩影，是个神奇的地方。在约半平方公里的街区内，出现的对当时社会和中国近现代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竞达百余人。我的出生和童年、少年就在其中的杨桥巷。
原来的杨桥巷与其他六巷一般长(现已向西拓展成又宽又长的杨桥路)，西端之西叫“水流湾”，有小河有桥，宛然“小桥流水人家”，我幼时印象颇深，后来屡次梦中游走河沿的石板路木板房而迷其归路，迷迷糊糊走到西湖。西端之北叫“达明河沿”，之南就叫南后街，向南串起三坊七巷。
短短一条杨桥巷就出了好多名人：就在我家西边约二百米，杨桥巷与南后街交接处，有一座神秘的大院子，原先坐南朝北、门朝杨桥巷，后因杨桥巷扩路，拆掉门楼，门改朝西、朝南后街。大门口，一边悬“林觉民故居”，一边悬“谢冰心故居”。这是怎么回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他诀别妻子的信长时间入选中学教材，我从小就很敬仰，后来他家衰落了，把房子卖给冰心的祖父，于是又成了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的故居。同一幢房出两位不同家族的大贤的情况，举世难觅！1956年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的大会请冰心讲话，她上台第一句就说，请你们不要把我看作五四时代的人物，赢得满场笑声掌声。其实她真是五四后女作家的杰出代表，1957年春作为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我选择大三的学年论文题时，就选择了这位曾经是老家的街坊邻里的女作家。与冰心同时代的著名才女林徽因的祖屋也是此屋。稍远些有那时代的另一位女作家庐隐，还有首先译述《茶花女》等西方文学名著的大作家林纾(琴南)。严复译《天演论》引进西学，影响中国近现代思潮，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在郎官巷家的后门与我家的后门背靠背，过去我梦中反复出现从我家后门经他家后门进入他家，一进又一进走到厅堂的梦境，至今也没搞清我孩童时是否真有此经历。林则徐亲属在宫巷，每次经过都有自豪感油然升起。
我家的东南方不远矗立着“圣人殿”——孔庙，门前两边长墙上各有四个大字，一边是“金声玉振”，一边是“江汉秋阳”，小时看了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汉秋”原来出自这里！虽然不知其深意(详后解)，但却增强了对孔圣人的亲切感。
五岁上小学，因年纪小，选择了西边古老僻静的衣锦坊小学。第一天早上上学时由母亲送我去，而放学时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走回来的，从此再也无须家人接送。 我家东面，过了热闹的东街口二三百米，就是三牧坊，坐落着著名的好学校“省福中”——省立福州中学，现称福州第一中学。坊的路面不宽，有座廊形的过街天桥，把福一中的教学区和宿舍区连接起来，它成了福一中的地标。我曾在福一中近旁的实验小学上学，在小学生心中， “省福中”就是最高学府，每次过三牧坊都有种莫名的神圣感。省福中过街天桥，在福州是独一无二的，每经过桥畔，听到哥哥姐姐们抛洒下的一串串欢声笑语，仿佛就是天堂里的笑声，带几分神秘，引人羡慕，憧憬……
1949年的“八一七”，福州解放了，我也如愿以偿地走进了求学的圣地，心满意足地登上福一中过街天桥。沐浴着人民解放的阳光，福一中的民主气氛很浓，从校学生会到班级干部都是民主选举的。我在初一甲班，开学后就被选为班长。不久，福一中在全省率先成立少年儿童队(少年先锋队的前身)，我又被推为全校临时大队部的大队长。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刚下课就通知我到杨桥巷的团市工委去领红领巾。我兴高采烈地飞快跑去，领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自己先佩戴上了。团市工委的同志告诉我：我是福建省第一个戴上红领巾的队员。从此手臂上还多了三条红杠。有次上地理课时，我习惯性地以拇指逐一放开四个手指，在桌上轻弹了一下，傅祖德老师看着我手臂上的三条红杠说：大队长要带头遵守课堂秩序。过了一会儿他又自我更正说：这大概是下意识的动作。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有水平，不久他果然升到福建师范大学当老师。
我念初三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庄严地宣誓加入了青年团。从此分配我当少儿队的辅导员，又当辅导组的组长。我高一时，初中成立团总支，校团委书记林存礼兼任初中总支书记，我任总支副书记。虽然离家很近，我却寄宿在校。早上打赤脚穿过廊桥去上课；晚上打井花水冲了脚，拖着木屐去教室自习后，再让木屐“踢踢踏踏”打着轻快的节拍通过廊桥回到寝室，在木板床上沉酣地一觉睡到天亮。每天中午我排了表，轮流与初中各个年级或班级的团干部交流情况、研究工作。后来林存礼告诉我，团委把派我负责初中团的工作，总结为一条经验。我就这样乐呵呵地在福一中的队一团中度过整整六年。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