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外国文学图书。讲述一个不平凡的故事，扎克易卜·拉欣只有七岁的时候，1990年11月5日，他的父亲埃尔·赛义德射杀犹太防御同盟的领袖。在狱中，他的父亲帮助策划了1993年世贸中心的爆炸案，本·拉登呼吁全世界“记住埃尔·赛义德”的视频传遍了全世界。对于扎克易卜拉欣，童年之中恐怖主义是他知道的所有。父亲在监禁后，他的家人总是四处漂泊，他在学校里永远是新同学，面对持续的戏弄和排斥。尽管他激进的父亲和叔叔总是有狂热的信念，易卜拉欣却从不觉得这样是对的。在《我父亲是恐怖分子(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精)》中，扎克·易卜拉欣反对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人被恐怖主义洗脑就一定会成为恐怖分子。根据他自己的不平凡的经历，他向世人展示：恨和宽容永远是一个选择。

《我父亲是恐怖分子(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精)》由扎克·易卜拉欣、杰夫·盖尔斯编著。讲述了引起杀意的仇恨，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一场精心编制的谎言。这谎言被反复传颂，受众往往是既无权无势，又无法从另一角度审视世界的人。我的父亲正是这一谎言的忠实信徒，而他曾一度想让我也陷入这一谎言中。

我穷尽一生，想要弄清楚让父亲走向恐怖主义道路的原因。而每每想到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我就倍感挣扎。我想通过讲述我的故事，带给人希望与启发，告诉大家一个在狂热火焰中成长的年轻人，如何走向一条非暴力的路。我不敢说我的人生有多么辉煌，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旋律，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译者序 逃离仇恨的基因

第一章 1990年11月5日，于新泽西州克利夫赛德帕克市

第二章 此时此刻

第三章 1981年，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第四章 1986年，于新泽西州泽西城

第五章 1991年1月，于纽约市雷克岛改造所

第六章 1991年12月21日，于曼哈顿纽约市最高法院

第七章 1993年2月26日，于新泽西州泽西城

第八章 1996年4月，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第九章 1998年12月，于埃及亚历山大港

第十章 1999年7月，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第十一章 后记

母亲摇醒了睡梦中的我。“出事了。”她说。

当时我还是个年仅七岁的小胖孩，穿着忍者神龟的睡衣。我早已习惯天还没亮就被叫醒，但叫醒我的一向是父亲，他会让我带上我的小毯子去宣礼塔祷告。而那天，叫醒我的却是母亲。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父亲还没回来。最近，他总是待在泽西市的清真寺，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但对我来说，他还是那个亲爱的父亲——一个风趣、慈爱、温暖的人。就在今天早晨，他还不厌其烦地教我怎么系鞋带。他出什么事了吗？什么样的事故？他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对答案的恐惧，让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母亲猛地抖开一张雪白的床单——仿佛一朵白云瞬间绽放在空中——然后俯身将床单平铺在地上。“看着我的眼睛，小扎克，”她愁容满面，仿佛变了一个人。“把衣服穿上，越快越好。然后把你的东西都放到这张床单上，再包起来绑紧，明白了吗？你姐姐会帮你的。”说完，她走向卧室门口。“快点，小扎克，快点，动起来。”

“等等，”这是我从太空超人毯子里跌跌撞撞爬出来后勉强吐出的第一句话。“我该把什么东西放到床单上？你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是个乖孩子，腼腆，听话。我想尽量按照母亲吩咐的去做。

她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什么都可以，能放进去就行。”她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这个家。”

她转过身，消失在门外。

我和姐姐、弟弟一把东西打包好，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母亲打电话给父亲在布鲁克林的堂兄——我们管他叫易卜拉欣叔叔，有时也直接叫他“Ammu”(阿拉伯语，意为“叔叔”)。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母亲的脸涨得通红，左手紧紧握着手机，右手则紧张地整理着耳边散开的头巾。电视还开着。有突发消息，“节目暂停，现插播一则新闻……”母亲发现我们在看电视，慌忙中过来关掉。

她背过身，和易卜拉欣叔叔又谈了一会儿。手机刚挂，家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夜半响起的铃声听起来甚是刺耳，特别吵闹，仿佛知道些什么似的。

母亲过去接了电话。是爸爸在清真寺的一个朋友打来的，一个叫马哈茂德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长着一头红发，大家都叫他红毛。红毛听上去急着找我父亲。“他不在。”母亲回答道，又听他说了一会儿。“好吧。”她说，然后放下了电话。

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是那种可怕的噪声。

这回我没听出电话那头是谁。“真的吗？”母亲说，“他们问起我们？警察？”

又过了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在客厅的一块地毯上醒了过来。不知怎的，在这一片混乱中，我竟打了个盹儿。所有好带走、不好带走的东西都堆在了门前，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倒下。母亲来回踱着步，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她钱包里的东西。她手里拿着我们三个人的出生证明：万一有人来查，她好证明自己是我们的亲生母亲。我父亲，埃尔一塞伊德·诺塞尔，出生在埃及，我母亲则出生在美国的匹兹堡。在当地的一个清真寺诵读了清真言后，她入教成了穆斯林。在她改叫海迪彻·诺塞尔之前，她的名字是卡伦·米尔斯。

“你的易卜拉欣叔叔正赶过来接我们，”她看着坐在地上、揉着双眼的我说道，“如果他真能赶过来的话。”她充满担忧的声音里又添了一丝烦躁。

我没问我们要去哪儿，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们就那么干等着。我们等待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叔叔开车从布鲁克林到新泽西要花的时间。我们等得越久，母亲来回踱步的速度也越快，我越发觉得胸腔就要炸开来。我佯装勇敢，一手搂紧我的弟弟。

“啊，安啦！”母亲叫道，“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母亲没有告诉我的是，梅厄·卡赫纳，一名激进派拉比和犹太防卫联盟的创始人，在纽约市一家万豪酒店的宴会厅里发表演讲后遭到一名阿拉伯裔枪手的枪击。枪手随后逃离现场，并在逃跑过程中射伤了一名老人的腿。他冲进早在酒店门前等待的一辆出租车，但又突然跳下车，持枪在街上狂奔。美国邮政署的一名执法人员刚好路过，与他展开交火。最终，枪手倒在了大街上。新闻主播们反复强调一个可怕的细节：卡赫纳拉比和枪手都被击中颈部。两人都命不久矣。

现在，电视台正在滚动直播这件事。一小时前，当我和姐姐、弟弟在睡梦中度过我们最后一段童真时光时，母亲无意间听到电视中传来梅厄·卡赫纳的名字，她抬起头看着屏幕，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个阿拉伯裔枪手的画面。她的心跳停了一拍：那是我的父亲。P1-5

译者序 逃离仇恨的基因

张秋晴

2015年年初，刚从欧洲回来，我就接到旧时在TED to China译制部老友Kevin的消息，说中信打算把TED Books引进中国，正在物色翻译，问我有没有兴趣。当时工作上项目压得紧，还有些迟疑，但是看到邮件里发来的一本书，立刻眼前一亮——正是这本《我父亲是恐怖分子：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之所以和这本书产生火花，起初是因为我对国际事务与宗教的兴趣与经历。在大学期间，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英语辩论上，足迹跨越欧亚，结交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信仰和成长经历的辩友。在看到校园之外更广阔世界的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国际关系认知的匮乏。因此，在马德里IE商学院上学期间，特地多选了IE国际关系学院的课程，师从前任联合国驻科索沃、卢旺达和海地官员，欧洲智库FRIDE的主席何塞·路易斯·埃雷罗（José Luis Herrero）教授。在这门围绕当代国际冲突与争端解决问题展开的课程中，教授反复提及约翰·加尔通（John Galtung）的“文化暴力”概念，即选择性地放大并具有目的性地诠释文化中的某一方面，并用之为直接性或结构性的暴力进行辩护。书中的当代宗教激进主义正是这一概念的典例，通过对宗教经典的极端主义解读，为其进行直接性暴力行为（恐怖主义袭击）进行辩护，并以此对结构性暴力（如对同性恋和犹太人的歧视与仇恨）加以正当化与合理化。因此，对于商科出身的我而言，翻译这本书成了在课业和工作之外，对国际关系这一领域学术热忱的延伸。跟随着扎克的笔触，翻译着他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让我对文化诠释在正当化暴力中所能起到的强大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但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感触更深的，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三个观点。

其一，他人灌输的偏见无法战胜个人对真实世界的经验。书中，长大成人的扎克在游乐园的第一份暑期工作，让他逃离父亲与继父的阴影，接触到真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不再被标签化、妖魔化，不再是袭击的目标，而是现实中有血有肉、真诚友好的人。这让作者开始质疑成长过程中被反复灌输的教条，开始真正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世界，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这让我回想起自己在巴以地区旅行时，萍水相逢却热情收留我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朋友，以及在平静的巴勒斯坦小镇上，来自以色列的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人聆听巴勒斯坦地区创业者的项目展示，带有公益性质地进行投资的场景，打破了我对这个地区充满贪婪与仇恨的印象。的确，当距离缩进，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时，虽不能完全排除文化与信仰的影响，但总比他人选择性的复述与刻画要来的更为真实。

其二，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书中，年幼的扎克在仇恨与暴力的阴影中长大，他父亲的同伙希望他能“子承父业”，负责他父亲案子的FBI探员则害怕他步父亲的后辙。而扎克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无论环境如何，最终做出选择，决定命运的还是自己。这让人想起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格言：“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同于物，是面向未来的，具备无线可能的“自为”主体，他的行为表征的存在塑造了他的本质。人是自由的，正因为他有选择自己采取何种行动的能力，能够利用自己的超越性看到自己行动在因果作用下产生的影响，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让自己的存在决定自己的本质。正因为一个人的本质是由他的行为来定义的，所以评价人的依据，不是他的固有身份，而是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存在主义推论，与作者在书中向母亲坦言，自己从此只以行为评判他人的故事也是一致的。

其三，非暴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如果说通过真实经历打破偏见能够消除文化中对直接与结构性暴力的合理化诠释，让非暴力变得理论上可行的话，明确个人选择能够超越环境影响，决定未来结果的存在主义，则让非暴力变得事实上可行。扎克用自己的故事说明，支持恐怖主义暴力的偏见与谎言最终会被打破，而个人能够也应该坚持非暴力，“赋予对手人性，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所共同感受到的渴望与恐惧，共同合作，化解矛盾，而非以暴制暴。”这种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非暴力，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解决争端的手段。否则，用暴力制造恐惧，让双方相互妖魔化并予以暴力反击，用仇恨制造仇恨，冲突将不会有停止的一天。

最后，感谢TED to China的牵线搭桥和中信出版社的辛勤工作，TED的口号正是“睿思博传”（Ideas worth spreading），希望更多人能参与其中，将这样深刻的故事引入中国，让更多人发现它的价值。

凌晨一点，易卜拉欣叔叔的车才停在了我们家公寓前。他花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等他的妻儿都准备好了才出的门。他之所以坚持要他们一起过来，是因为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可不能冒险和一个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也就是我的妈妈——单独待在车里。车里已经坐了五个人，我们四个人只能想办法挤进去。我能感受到母亲内心燃起的怒火：她和叔叔一样虔诚，但反正她自己的孩子也要—起坐在车里，干吗浪费这么多时间等他老婆孩子—起来呢？

上了车，我们驶过一条隧道，苍白的灯光在头顶闪过。车子里拥挤得让人发疯，大家手缠手，脚绊脚，挤作一团。母亲想上厕所，易卜拉欣叔叔问要不要在路边停一下。她摇了摇头，说：“我们赶快把孩子送到布鲁克林，然后再去医院，好吧？我们得尽快赶过去。快点走吧。”

这是大家第一次提到“医院”二字。父亲现在就在医院，因为他出了事故，也就是说他受伤了，但这也说明他还活着，我心里想道。真相的碎片一点点在我心中拼凑起来。

等到了布鲁克林时——易卜拉欣叔叔住在一栋靠近展望公园的红砖大楼里——我们九个人缠作一团，从拥挤的车里滚了出来。大家走进大堂，楼里的电梯慢悠悠的，好像等一辈子都下不来，母亲急着上厕所，抓起我的手就往楼梯处跑。

她一步两个台阶地奔上楼，我艰难地跟上。二楼在我眼前闪过，然后是三楼。叔叔家在四楼。我们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拐弯走上他家门前的走廊，想到自己终于上来了，心里一阵欣喜——我们打败了电梯！但紧接着，我们看见叔叔门前有三个男人——两个西装革履的人缓缓朝我们走来，手里高举着徽章。另一个人是警察，一只手抓紧了皮套里的枪。母亲向他们走去，“我得先上个厕所，”她说，“等上完了我们再谈。”

感谢我最好的朋友，莎伦。语言无法描述你给予我的一切。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即使说“没有你这一切都不可能”，也言之过轻。谢谢你，我的伙伴。

感谢罗宾和沃伦，我们精力充沛的“教父、教母”，感谢你们无与伦比的精神指导和无穷无尽的知识财富。

感谢我的母亲，她培养了我对阅读的热爱，使我每一天都受益匪浅。我无法想象你是如何一个人带领着我们渡过难关的。感谢我亲爱的姐姐，总是陪伴在我的身边。感谢我的弟弟，我们同甘共苦的血缘纽带将永远伴随着我。你是我认识的最酷的人。

谢谢弗兰克、薇拉，还有弗朗姬。

谢谢我在匹兹堡的好友们——霍利和道格，迈克和查德，马克和特雷西，迈克和贝齐，杰夫，凯特，凯特琳和阿丽莎，克努特，凯西和柯林，还有迈克和朱尔斯，感谢你们真心的支持，感谢你们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有那么多的家人。钢铁者加油！  谢谢我在费城的朋友——杰斯敏，我的老友奥兰多、何塞，还有苏博。谢谢比尔和凯西对我的支持，谢谢特工JJ，谢谢亚历山大和芬(虽然你们是飞人队的球迷)。谢谢JDKC，劳拉·V，玛丽莲和埃莱娜，拉比·迈克，亚力克斯，拉比埃利奥特·S，戴夫，帕斯特·斯科特·H，布莱恩，莉萨，波德，DC·珍妮，科琳和迈克尔，鲍勃，希瑟和比尔，还有一直告诉我应该去TED演讲的查理。

我想对支持我一路走来的人表达真挚的谢意：埃米莉，萨拉，马丁娜，杰西，凯瑟琳，芭芭拉，达尼埃尔，玛丽安娜，马莎，托德，玛丽·洛厄尔，迈克尔，特洛伊和阿比德，还有很多没有提到名字的、一路上给予我力量和勇气的人。

非常感谢杰夫·贾尔斯，与你共事非常愉快，谢谢你帮助我将凌乱的思绪整理成连贯而整齐的故事。特别要感谢米歇尔·昆特，谢谢你的正能量与专业的编辑水平。由衷地感谢德龙、亚力克斯、琼、艾琳，以及所有在TED的人，谢谢你们相信我的故事。谢谢卡拉·萨克斯的指导。最后，非常感谢克里斯·安德森，谢谢你相信我能担得住在比尔·盖茨和斯汀之前出场的压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