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钟：牛津
我的名字叫查尔斯·海威，或许你觉得这个名字和我本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那是一个让人想起又高又瘦、经常旅行、去过好多地方、老二挺大的家伙的名字。可是瞧瞧我，跟这些玩意儿一点儿都不沾边。我从九岁起就戴眼镜，中等身材，腰细，屁股小，走路外八字，肋骨就像搓衣板儿。这诸多特点加起来，把能让你泰然自若的任何一点自信心都驱赶得无影无踪。（顺便说一句，我这副与众不同的模样绝对不会混同于那些虽然精瘦但动作敏捷的颇为时髦的同龄人。他们跟我有很大的不同。我还记得，因为瘦，我的裤腰带几乎可以系两圈儿。原本就是大人穿的衬衣能把我坐的椅子都盖上。不过，我现在更注意衣着了，倒不是因为有什么审美情趣，而是因为对生活有了洞察力。）虽然如此，我说话拿腔拿调，是时下流行的那种又尖又细、带着鼻音、听起来不无讽刺意味的声音。老年人听了就皱眉头。我想我的脸上有种让人望而却步的东西。这张脸有棱有角，但不乏优雅，鼻子细而长，嘴唇薄而阔。眼睛呢，睫毛很长，深褐色的眼珠闪闪发光……啊，这副尊容真是难以用语言描绘。
最主要的是，我十九岁。明天就二十岁了。
二十岁当然是个转折点。十六，十八，二十一：这些都是人生道路上约定俗成的里程碑。到了这个年纪你就可以因赖账而被捕，有资格结婚，能搞同性恋，也可以被判死刑，等等。这当然都是表面上的事儿。人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那些毫无意义的说教——“心年轻，人就年轻”。毫无疑问，那么多修饰得干净整洁的五十多岁的人会因为信奉这种逻辑而身着运动服倒地而亡。形容憔悴的嬉皮士被查出过量吸毒；凶蛮的搭顺风车之流会揪下生活动荡不安的同性恋者的帽子、花冠，又十分凶残地踩在脚底。二十岁也许还没有成熟，但是，公平地说，青年时代已然结束。
为了能立刻就显得与众不同，能保持一种时间上的匀称与对等，我选择午夜时分降临人世。事实上，母亲生孩子太哕唆，而且一般来说，形象也不雅。大约现在这个点儿（二十年前，十二月五号傍晚七点）她被送进产房，一直到半夜十二点才出来。折腾的结果是，一个湿漉漉的、ISl磅重的小东西被送进医院保温箱里，在那里又度过两个星期，等待成熟。父亲本来打算——天知道为什么见证全过程，可是只待了几个小时便拂袖而去。我一直认为轶事背后一定有某种重大意义，但是我从未能顺藤摸瓜追寻下去。也许二十年前，我吸第一口空气的时候就该找到答案。
我承认，这个夜晚我已经等待了好几个月。半个小时前，雷切尔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她要毁了这一切，可是她及时走开了。我需要很有礼貌地、温文尔雅地迎接人生之路的转变，还要再体验一下青春的尾巴。因为我身上肯定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急于知道到底是什么变化。比方说，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三个月的过往，如果清理一下我的早熟和幼稚，想一想自己中学六年级时的聪明，五年级时的窝囊，想一想所有那些自我意识，自我厌恶，自我迷恋，自我这个，自我那个……随你去说，也许就能看到自己悲剧性的弱点，看到自己将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也许看不到，但不管怎么说，应该很好玩儿。
现在，让我看看，刚刚七点。再有五个小时，十九岁就成为过去。五个小时。然后我就步人吵吵闹闹的“大人国”——孩子们眼里的成人世界。
我打开我那个很小的黑箱子，倒放在床上。资料夹、笔记本、文件、鼓胀胀的牛皮纸信封、用细绳捆着的一卷卷纸、信、复写纸、日记，还有小时候玩过的小玩意儿，全都散落在拼布床单上。我把自己写的那些材料摞到一起，心里想，应该按时间、年代排列？按“科目”去分门别类，还是按主题？显然，今天夜里得做点“文秘”工作了。我随便拿起一个日记本，走到屋子那边，靠在嘎吱作响的书橱上，一边呷着葡萄酒，一边翻看起来。
九月第二个周末。再在家里熬几天，我就要去伦敦了。星期四，父亲好多年以来第一次喝白酒。他说，他纳闷我为什么不“试试”牛津大学。我朝他点点头，心里想，是呀，为什么不呢？不管怎么说，离上大学还有一年的时间。英语老师一直觉得我这个人非常聪明。我也没有别的特别想去的地方。去牛津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天，妈妈忙乎了一上午（敲定所有事情）。吃午饭的时候，她觉得昏昏沉沉，说下午要美美地睡上一觉。我问她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她迷迷糊糊，答非所问，好一阵子才像玩拼图游戏一样，让你“听”出点眉目。原来她忙了一上午，只是成功地告诉姐姐，我要去待几天，（当然可想而知，）还会像平常一样，唠叨上半个小时，大谈绝经期来得晚会冒多大风险，或者女人其他那些拿不到台面儿上的事情。
“那么，”我说，“我就得给牛津大学招生处、中央高校招生委，还有导师打电话了。”
妈妈一只手摸着额头，另外一只手悬在身后，走出厨房。“打吧，亲爱的，”她大声说。P1－3